脑袋里的过去，剪不断，理还乱，扯出来，已经是断断续续了，尽力把它搓成一丝一缕，当然有好的也有坏的。
六七年的春天，文化大革命又上了一个台阶，军队进驻了几乎所有领域，咱们这个中学在市中心，位置绝好，当然不会被遗忘。当兵的端着枪，校门口一站，俨然就是守在党的家门口，有模有样。我们几个早就没课上的学生，进校门时总喜欢调侃那个当兵的：“你这枪就是烧火棍，子弹的没有。”
我们就是逗他，引他张嘴，探探虚实，你没有子弹了，我们的胆子就大了。
当兵的笑笑，眼睛专注于对面。对面有个卖酒酿元宵的摊子，小老板一揭盖子，桂花香的酒酿味就飘出来，当兵的喉结就咕嘟一下，有时是两下。
班主任与她“四个口袋”的家属
学校里有个当兵的不是兵，他的绿军装有四个口袋——那时四个口袋就是军官，模模糊糊代表着军衔，官儿多大就不知道了。只要他在家就会出来，是来买酒酿元宵的，大家知道他不吃，是给他老婆吃的，他老婆是我们学校的政治课老师，二零五班的班主任陈月梅，所以，他得算作咱们第八中学的教师家属，专属陈月梅老师。
陈老师卅岁左右，农村里的妞，读书仅读到了初中，也不知是什么样的后台，挺硬，把她空降到了八中，于是初中生就教起了初中生。有人说她是田埂边的一朵花，有点像陈喜的媳妇春妮，春妮笑起来迷人，可以打倒整个好八连，陈老师能打倒多少我不知道，我没看过她笑，得不了她的迷人处，印象里她就是上政治课的样儿，干巴巴，但很朴素，对于一个在军营里熬了无数青春的兵哥哥，应该是超过了“迷人”还有多的。
“家属”端着一碗元宵进学校大门，来到当兵的面前。我们几个人看着。杨子松说：“这狗日的站岗小兵怎么不敬礼啊？” 我说：“吃不到元宵，生气呗。” 英要武说：“屁，他们没关系，他又不是驻军，他是大湾机场的，礼拜尾坐火车回来，没火车就走回来。”
走回来？！卅里地啊，看来爱情的力量不可低估，常常可以冲锋陷阵的。
文革时革命群众分成了两派，这夫妻二人都是D派，提到领袖和中央文革小组里的那四个人立即浑身发抖，热泪盈眶，恨不得下暴雨，在他们看来，好像我们这一派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陈老师有个嗜好，列宁装的口袋里总是揣着个小本子，一支钢笔别在上荷包上，很有文化的样子，喜欢钻人堆，哪里有人辩论了她就往里挤，也不忌讳别人的侧目，听到谁说什么了，她马上记下来，要么汇报，要么留着哪天总有用。学校里的精英老师，出身有点问题的都躲着她，她不在乎，照样和人家打着早晚的招呼，家里做饭缺点油盐什么的，也照样去人家借。
大粪下面有脸盆
咱们学校的厕所很有时代特色，独立于教学楼外，像栋别墅，蛮大，男厕这边就有十三个蹲坑，每天都是张着大口，完事也没水冲，就这样自己滚下去，滚到汇总的大坑里，逢到一场大雨，水和屎尿就会涨上来，你使劲一拉，感觉下来了，得赶紧地挪一下臀部，要不非溅你一屁股。下课铃响了，大家争先恐后上厕所，晚了那十三个蹲坑肯定满满的，你就得痛苦地等。
我们这些学生把它叫做人肥厂，后来又知道这个人肥厂和陈老师有着特殊的关系。
那时代咱们的工业并不发达，加之文革了，工人大哥也不愿多干活，农民二哥们找不到化肥，于是把鼻子伸到城里的人肥厂。有关系的找关系，没关系的就大打出手，经常为了一个厕所争打的头破血流。
陈老师的老家就在郊区不远的千坡山村，那时叫生产队，队里来人找到她，提着新鲜蔬菜四时瓜果央求她帮忙，她一口答应，她和校支部书记关系不错，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她领着家乡来人，厕所内外看看，四处闻闻，队里人好开心，欢天喜地地走了。
厕所的边上随后就搭了一间披棚，生产队遣了个人来看管这人肥厂，是个中年女人。白天她照顾本队的来人挑粪，晚上不敢睡死，提防着有别的二哥偷粪。（那个年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尊称老大哥。贫下中农是依靠力量，尊称二哥）。
自此，陈老师家时薪蔬果不断，时不时的送点给书记尝新，别的老师只有看着、蹲着。
那个时候干什么都的顺着风，叫紧跟形势，忽然说阶级斗争的弦要绷紧，于是学校晚上就增派人员值班，学生当中拉了几个人顶凑，我不幸被抽中，学校说半夜管饭，两块烧饼。
那天夜里我吃完烧饼，困意就上来了，天气暖和和，这旮旯就我一个，我看看四处静悄悄，哪有什么阶级敌人，便去教室里拖了一张椅子，半坐着打瞌睡。正迷糊着，听见有人叫唤，“有人偷粪啦！” 我一睁眼睡意全消，全身的筋都胀起来，叫唤的人是我们的又一位政治课老师邹什海——他喜欢在学校开大会时指挥我们唱歌，胡乱的打着拍子。此时他双手比划着指明贼人的方向，又像指挥我们大合唱了。远处两个人影挑着粪筐往大门方向跑，邹老师一马当先，奋起直追，他矮矮的个子，啪啪的步子，叫我们肃然起敬。
毕竟这两个二哥挑着的是两筐粪，气喘吁吁，还没到大门便停了下来，不愿走了，这肯定是生擒活捉啦。邹老师走向前准备说话呢，这二哥一挥粪勺，不偏不倚，一团屎便打在邹老师脸上，可怜邹老师几年积攒下来的斯文一下子丢尽，蹲在地上，“这、这、这......” 这一团屎够臭，也不知是属于老的还是少的，我们几个没一个上去搀扶一下老师，看着两个二哥扬长而去，想大笑又不敢，冲着老师说：“我们去追、去追....." 几个人蛇一样地溜了，看着两个二哥高举粪勺居然反攻回来，吓的赶紧关上大门，就听到大门上啪啪好几声。
这时看厕所的中年妇女来啦，”人呢？逮住没有？偷了我四筐粪呐！“
后来对邹老师进行了补偿，生产队识好歹送了几根黄瓜给他，不过就一次。
围绕着这个厕所总是有故事，教师们的宿舍就在它后头，生产队每次来人掏粪都拿着粪勺在坑里搅来搅去，那味道熏的老师们叫苦不迭，完了挑着两个粪桶悠悠地走了，留下顺地淌的一长串，点点滴滴从教师宿舍一直到马路上，苍蝇们就飞来飞去。
后来又发生了丢东西的事情。教我们历史的王天云老师言之凿凿地说挑粪的二哥偷了她的钢精锅，告到支书那里。这下顿时有点非同小可，支书急忙唤来陈月梅老师，人是你招来的，怎么脱得了干系。站在支书办公室里的还有那个中年女人，毕恭毕敬。
陈月梅老师当然不认账，说这些都是我们依靠的贫下中农，是很淳朴的乡下人，我们怎么可以歧视他们，诬陷他们。说着说着竟然抽泣起来，继而一跺脚：
“书记啊，这、这是......报复啊！“ 这里“阶级”两个字没说出来，可能是她自己都觉得牵强过狠，大家心里都明白她的意思，王天云老师的父辈是小资本家，当时叫做剥削阶级，打击对象。
书记不说话了，这招很灵，牵涉到政治立场，立竿见影。贫下中农和陈月梅老师都是无辜的了，三人都转过头来，把眼睛瞪着，意味深长地看着王天云，王老师气的脸红脸白，差点没晕过去。
老师里面也有有心的，教动物课的尹德方，他心思细，他领着我们解剖蚯蚓，那时的小小年纪才知道，一条小蚯蚓居然那么复杂，肚子里什么都有。
这一天课上了一半，厕所那边有味道飘过来，大家知道千坡山来人掏粪了。尹老师就去关窗户，突然不动了，眼睛神定的一样看着厕所那个方向，我们听到了粪勺往粪桶里灌粪的声音。他说了一声大家坐好别动，便径直出了教室，停顿了一下，又把头伸回来：“陈国欣、杨子松你们出来，跟着我。” 我们俩特高兴，狗颠一样的随着，咱们个头大。
到了厕所的后面，那位农民二哥已经把粪池的盖合上了，准备挑着两桶大粪走人，尹老师上前从后面摁住他的扁担。
“你等等，别走。”
“......嘻嘻，是老师啊。”
“把粪倒回去！”
“我不是偷粪的啊。” 贫下中农一边说着一边把个粪勺在粪桶里死命搅和，空气熏得人睁不开眼。这时邹什海老师不知何时到来——他似乎总是和大粪有缘，一把夺过了那粪勺，这可是关键性的一着，及时啊。
农民二哥就是不动弹，看看那个中年妇女，一头缩进了看厕所的棚子，又伸出半个脸来看。
尹老师说：“陈国欣、杨子松去把粪倒回去！” 我俩暗暗叫苦，但想到班主任应老师平时的教导，不管是学习劳动，都要不怕脏、不怕苦和累，于是就去倒粪，真是粪穷匕首见，这粪桶的底部，不知哪位老师的新脸盆埋在下面，眼泪一样的粪便顺着脸盆往下流。农民弟兄们真聪明，这脸盆的直径和粪桶一模一样，塞进去刚好。
这二哥的脸色变白啦，絮絮叨叨一句话：“我家三代贫雇农哟，三代贫雇农哟。”
陈月梅老师的脸挂不住了，支部书记坐在办公室，黑沉沉的脸，低着，不看陈老师。远远的，那是王天云老师，她嘴角上挂着微笑，眼眶里都是泪。
我和杨子松又有了新任务，跟着陈老师，把这位三代贫雇农送回她老家千坡山生产队。这要两个多小时的狗颠，我们俩个个头大，不知道此行是保护还是警卫，我想是见证人吧。一路上那二哥和陈老师有说有笑，我们那时年轻，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只是随着这两桶粪，一路上闻了个够。
农民兄弟真是有神力，我们跟着都是浑身的汗，他悠哉悠哉十里路不换肩，轻轻松松到了千坡山，传来了狗叫声，他像狗一样的高兴，到家了，他正常啦。
陈老师叫我们站在村子当间，她是回家省亲呢，亲亲热热和老的少的打招呼，接受亲戚姑老表的羡慕眼光，那个时候吃公家饭的人在农村就是万众瞩目，陈老师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留下我们俩伫在那，木讷讷的。
有几条狗冲我们跑过来，明显的不怀好意，杨子松说没事的，别跑，我偏要跑，我怕狗，一条条都是呲牙咧嘴的，我的腿发抖。
现在的狗，被人养成了宠物，通过灭根、灌输、改造、筛选，剩下都是温顺的，听话懂事的，只要几毛钱的狗粮喂饱了，主人叫干啥就干啥，你摸摸它，它还会撒娇，扑到你怀里忸怩。
那时的狗，养你就是看家护院的，只要狗性不要人性，会叫、会咬、会扑、会撕，不讲是非，不讲原则，只讲狗粮和兽性，不顾一切护着主子，就是好狗，你摸摸它，它勇往直前。
我一溜烟地跑了，杨子松也没沉住气，瞧着狗多势众，心虚了，他吧唧一下才两步，竟然当街仆倒，几条狗蜂拥而上，对着他的小腿肚子就嘎巴一口，血顺着狗牙朝外流，杨子松破口大骂：
“我肏你妈呀，你打的啊！”
直到今天，我仍然怀疑他有语言表达方面的障碍，你和他打架他说“你打的啊”，你和他吵架骂了他，他也说“你打的啊” ，如今狗咬了，他也如是说。
杨子松是被板车拉到医院的，缝了廿多针，打了两次狂犬疫苗，一条腿被包裹的像个埃及木乃伊。他家也没找学校麻烦，他爸是党员，有觉悟。
陈月梅老师提心吊胆了好多天，校委会里的人义愤填膺要处分她，上面空降来了电话，几个人合并脑袋挤在一个听筒上听，听完都蔫了。陈月梅同志仍然是政治课老师，仍然每个星期吃着军队丈夫端来的酒酿元宵。
剩下杨子松，他和狗算是结下了深仇大恨。
狗肉不那么容易吃到
自从学校停了课以后，我们这帮学生白天搞搞派性斗争，晚上我们就窝在一起吹牛，想想坏点子，琢磨上哪儿找乐子。三零三班的小麻子崔可发，小个子，蔫着头，蹲在墙角，像是谁撂在地上买菜的篮子。还有那个足球踢的不错的他的同班，叫什么名我忘了，只记得他的外号叫蛋包，站在小麻子边上，好像一脚要把他踢开。还有英要武和我。
杨子松被挤在门框边上，看着我们嗑瓜子，等到出点子的时候，蛋包抓了一把给他。
杨子松是个方人，脸是方的，胳膊以下大腿以上也是方的，他的脚板是平的，弓不起来，所以走路没弹性，跑不快。班主任应老师领我们去火龙岗劳动，他打赤脚啦，大家看他走在泥巴上吧唧吧唧的，晚上睡在土屋里挠痒，才知道他是平脚板。
到乡里打狗，这个主意是杨子松出的，他说他会扒狗皮，刀要快，他一边说着一边摸摸腿上的伤疤。
几个人基本一拍即合，只有小麻子崔可发哼唧哼唧的，但想到狗肉的香味，便冒了口水，说行。
我们准备自行车，英要武说陈国欣早就会骑车，技术好，你带着杨子松。他把高帽子给我戴上，我只好闭嘴，看看身体吨位挺重的平脚板，他对着我嘿嘿。小麻子和英要武一部车，蛋包自己一部。我们带了两根棍子，一根带着绳索的套狗杆子，杨子松坐在我屁股后面，他举着那根狗杆子，好自豪。
那天晚上天真好，硕大滚圆的月亮刚升起来，大银盘子一样坐在地平线上，周边无一朵杂云，远远的，几棵树的影子，几栋房子。我们就从撒满了月光的地里穿过去，像剪纸贴上了皮影。
好像是到了大湾，这小村庄不就是千坡山么，静悄悄的，带着四月的凉意。深夜了，这个时机最好，对我们、对狗都一样。
小麻子突然喊了起来：“看见了，有、有狗！” 几个人齐刷刷停下，放倒自行车，脑袋像被线扯着一样地扭过去。是呀，两条狗呢，一黑一白，正在亲热。
是在一个大草房子的后面，房子里似乎还亮着灯。
我激动地握紧了棍子要上，杨子松拦住我：“等等呐！” 他压低嗓门咬着牙。英要武说：“听他的，他有经验。”
于是大家就等，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两条狗，又看看杨子松，看着那公狗趴了上去，五个人看着狗交媾。
蛋包说：“上了上了！” 我看看棍子，有点耐不住。杨子松说：“等它连上。”
蛋包又说话了：“连上，连上呐。” 杨子松说：“急个屁呀。”
蛋包还真急，又说了：“完啦，下来啦。”
杨子松：“上！” 他端着套狗杆子不慌不忙朝前走，满脸的笑嘻嘻。
狗和人的生理确实不一样，完了事那一缕依然连着，爱情的力量果然牢固非凡，见有人来也坚持不走，只是一东一西互相拉扯，原地打转。
杨子松说：“陈国欣打头啊，打公的。” 早看清楚了那黑的是公的，我说：“叫你骚。” 一棍子照头下去，那狗惨叫，就像人喊哎哟，不知这时后悔没有。
英要武又是一棍子，狗的惨叫瘆人了，半夜里穿透了夜空，回荡在田野，从脚下一直哀号到树头。杨子松说：“陈国欣你手太善，棍子给我。” 他拿起棍子只一下，狗就不动了，我准备拎狗呢，这母狗用屁股拖着没气的公狗，朝亮着灯的大草屋跑去，它还有体力，吭哧吭哧里是对公狗的一片忠心。
杨子松报仇心切，提着棍子吧唧吧唧穷追，看看要追上了，那草屋的门哐当一下子敞了个大开，里面呼啦啦出来十几个人——不好了生产队里开大会呢。英要武说了声：“快跑！” 小麻子崔可发跑在最前边，我紧随其后，英要武、蛋包步子像鼓点一样敲在后边，只是可怜了杨子松，谁让他一马当先的呢，大平脚板又没弹性，跑得慢，吧唧了几下就被冲上来的二哥摁倒在地了。
打狗的棍子落在杨子松身上，他开始人一样地哎哟，不能说他是狗一样的惨叫。我至今佩服杨子松，他不叫我们回头救他，二哥们一棍子，他就一声大骂，依然还是那句语障老话。
“我肏你妈呀，你打的啊！”
英要武说：“回去救他。”
小麻子说：“他们人多打不过啊！”
我的心寒寒的，二哥们下手都是没有心肺的，今晚怕是吃狗亏了。我举着棍子回头，冲着二哥做雄狮状，浑身上下一麻一麻的。
英要武冲着蛋包一声吼：“把枪掏出来！” 蛋包哧溜一下，那黑呼呼的手枪握在他手上，真真切切。
有枪啊！蛋包你有枪啊！好狗日的你！真是枪壮怂人胆，一麻一麻的没了，是一阵一阵的热血冒头。
那个时候城里人两派武斗，都有枪，热热闹闹地打，打死人的事也像说大鼓书一样的传到农村，二哥们也怕，不敢上街，除非去城里偷粪，选择的辰光和我们打狗一样。
真是灵光的一塌糊涂，贫下中农们一下全怂了，最机灵的一下卧倒，次机灵的跪下了，还有两三个笨瓜，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形如死狗。
“大哥大哥别开枪，狗你拿走！饶命饶命。” 他们喊我们大哥了，他们怕死，他们没劳保医保，死了全家就完蛋，也没老婆抱了。
杨子松爬起来甩了二哥一耳光，吧唧吧唧的立即归队。蛋包说：“狗，狗......" 英要武一瞪眼，蛋包不嗤声了。几个人这回就是失望透顶的黄鼠狼，钻到公路边，跨上自行车，马上就风驰电掣一般。小麻子问我们出来是干嘛的，为什么不要狗呢？英要武没好气：“还要狗？！等等让二哥看出枪是假的，我们就跟那狗一样了。”
杨子松说他的背疼，喉咙干的要冒火，这个时候路过飞机场大门口，一位当兵的端枪站岗呢。我们想军民一家，从小唱歌跳舞没少夸你们，心里还隐隐想着八中家属的连带，便嘻皮笑脸向那当兵的讨水喝，那当兵的不给，还把枪栓拉了一下。
大家垂头丧气，一路上杨子松叽里咕噜骂人，不知是骂二哥还是骂刚才那当兵的。我噗嗤一笑，杨子松说：“笑个屁呀，老子浑身疼，哎哟。”
多少年后我告诉杨子松，那天晚上你那样儿让我想起褚小平去应老师那儿告你的状，说你给他按个外号：“出小便”，你不服气，背后一本正经对我们说：“出小便就是出小便，自然现象，告什么状！” 我心里笑的是杨志忠当时的表情和他的大平脚板一样，嘴也是吧唧吧唧的，方方的。
一晃眼，两三个礼拜过去，大家没变化，杨子松腰上背上的膏药也拿了去，几个人又在一起吹牛，想想再去哪儿“使坏”。
连上了连上了
我们中学的大门是很少全敞开的，尤其是被几个乡里来的二哥偷粪袭击以后，更是终日紧闭，在二哥的特殊武器面前紧捂着，像姑娘保护自己的贞操。 进了大门就是一座矮矮的花台，花台的周遭一圈碎砖，文革了，它被冷落，没人理它，几根枯枝，三两落红，簇簇杂草，一阵风起卷走了残叶，露出了黑土和一块块尖尖的石头。
周末，又是晚上，几个人就在这花台前胡吹，那个站岗的士兵也快快活活加入我们，他大约也是憋闷的够呛，生怕我们早早散了。身后，也就是大门内的一侧，是座老房子，斑驳的墙，顶上的小片青瓦，像道士的长袍和头上戴歪了的方帽。墙上几乎靠地有个窗户，窗户后的房间有一半在地下，陈月梅老师就住在里面，今晚，窗户亮着，昏昏黄黄，她的那位“四个口袋”回来了，是从湾里机场赶回来的。
蛋包又说了：“上了、上了。”
杨子松说：“早呢。”
蛋包急了：“连上了连上了！灯都灭呐......”
多少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记得一块花台上的尖砖从英要武手中飞出去，不偏不倚、准准确确地砸破了陈月梅老师的窗户，哐啷，或者说是哗啦，声声俱碎，珠落玉盘，即便里面不是人，哪怕是两条狗，也会吓的魂飞魄散。
那灯噗嗤一下又亮了。
蛋包说话了：“完了，下来啦！”
我们几个像没事人一样，嘻嘻哈哈，继续谈笑风生。
四个口袋怒气云霄、气昂昂地横扫出来，他的步履像沙场冲锋，他的双眼像有一股真火，他握紧的双拳嘎吱嘎吱响，他要把人撕了吃呢。
“你们是学生吗？！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吗？！谁干的？”
大家都摇头，都说没看见。他转向那站岗当兵的，期待着同一战壕的战友，当兵的一脸蒙然，他还真没看见，英要武在他背后使得坏。
陈月梅老师紧跟在后面来了，她直冲着我说：“陈国欣，你是革命干部子弟，你爸爸也当过兵，你说是谁干的？” 我摇摇头，毫无表情地看着她，她没穿汗衫衬衣，只披着一件外衣，上面有两个纽扣没扣上，露出里面白白的肉。
没人正眼看他们，小麻子说向阳小吃部的元宵真好吃，杨子松说他喜欢耿福新的小烧饼，英要武说天天晚上十二点在太平洋照相馆门口马路上，有个被管制的反革命卖面条，味道盖了帽，一毛五一碗。我说我看到过，四十岁左右，戴着眼镜，清瘦清瘦的。蛋包说那个反革命的家被抄过，老婆自杀了，他有个女儿好漂亮。
四个口袋和陈月梅老师被撂在一边，大门外的路灯透过高高的泡桐树叶照在他们的身上脸上，树叶儿一晃动，他们的脸色也就跟着一明一暗，一白一黑。
我们几个一直是谈笑欢欢，一会“啊”，一会“哟”，一会“真的呀”，一会是“哈哈哈哈”，四个口袋想打又不敢，我看到陈月梅老师在抹眼泪。
......
又是几个礼拜过去，学校大门口依然是当兵的握着枪，笔直地站在那。酒酿元宵的香味还在飘，四个口袋还是替老婆买元宵呐。
陈月梅老师在运动后期，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参与围殴、打击迫害张松坚校长（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应亦长老师（现南方某大学教授）、周一柱（右派教授之子，物理老师，已逝，其妻靠卖菜养活遗下的两个儿子）、胡希夫老师（语文组教学主任）等精英老师的恶行，我们记着呢；她的恶行、“二哥”的愚昧、我们的少年荒唐，这是历史，一段人性被运动扭曲的历史，没人有权力叫我们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