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美国出生的华裔作者写的回忆录，讲述她不同寻常的一段经历。
Miss Kuo（应该是郭小姐），台湾移民的女儿，哈佛大学毕业后，去Arkansas的黑人区教中学，在那里了解黑人区的历史和现状，也结识了一群黑人小朋友，这其中就有Patrick。两年后，她回到哈佛读法学院，开始社会精英的生活。直到朋友告诉她Patrick因为过失杀人而入狱，终于激起了她一直藏在心底的内疚：如果她留在Arkansas教书，这些孩子的命运会不会不同？她决然返回阿肯萨，通过帮助Patrick，来完成自己的救赎的故事。
Miss Kuo让我想起一个词：白左。自从Trump上台，白左就成了华人创造的负面词，连美国报纸都报道了这个词。在某些华人眼里，白左操着不该操的圣母心，喜欢对所谓的弱者，比如非法移民，比如黑人表示同情。华人从来没有讨论过“黄左“，可能大部分华人都还在奋力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拼搏，鲜有圣母心。我猜即使有黄左，会不会被唾沫淹死：祖国还有地方需要你献爱心，谁要你去关心亚非拉！而郭小姐以台湾人的身份，倒是可以避免这些指责。
郭小姐在她的书里穿插了她自己做为移民成长的经历，父母对她的期望： 爬藤，有个好职业，嫁个好人。早期她对父母的期许有挣扎有顺服，所以回去读法学院，然而最后，她还是挣脱了父母的期望，走了自己想走的路。书里也描述了黑人的历史和现状，在这样一个被现代文明遗弃的小镇，当地孩子的命运其实从他们家族的男性的命运可以预期，他们会辍学，然后或者在各种事故中被打死（贩毒，黑帮火拼）；或者入狱。那么郭小姐为什么会内疚？为什么会执着要去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为什么会以为她可以改变一个人？
Patrick的妹妹智力低下，有一天和邻居的一个男人去开party又被送回家，关心妹妹的Patrick和这个人发生争执，失手杀人。郭小姐说这是所有人的错： 如果母亲可以在家照顾妹妹，如果学校可以约束学生按时放学或者提供校车，如果邻居是正常人可以托付，那么妹妹就不会乱逛；如果父亲在家，在争执的时候出来说话，如果警察可以依赖，那么争执的时候可以叫警察，那么Patrick就不会拔刀相向；如果不是在这样贫穷的地区，暴力是耳濡目染的家常便饭，Patrick也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冲突。是的，这个地方的社会病了。然而，郭小姐没有指责系统，而逃避自己的责任，她苛责自己，认为如果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名利而离开阿肯萨，Patrick还会在学校里读书，而不会中途辍学。
这愧疚是白左的圣母心，却也是精英分子的良心。郭小姐本可以一直带着这种若有若无的愧疚，过自己精致的日子，然而，她决然放下作为律师的新生活，回到阿肯萨，为自己赎罪。七个月里，她每天到监狱探望Patrick，给他布置作业，一起读书，写作，一起回顾黑人历史。有一个真诚关心你的人，是让这样的孩子不至于沉沦的关键。在等待判决的过程中，这样地区的法律系统 的低效， 家人的无助，都是平常我们在电视上看见的CSI断案完全不同的一幕。这些是美国的阴暗面，是一个分裂的美国。在Coming apart这本书里面里面，主要是讲了贫穷的白人；Elegy of hillbilly乡下人的悲歌，也是讲美国白人。这些白人直到推动Trump上台，他们的绝望才得到更多的关注。黑人的贫困地区，有类似的困境，却是哪怕第一位黑人总统上台，也鲜少得到关注。
在陪Patrick读书的过程中，郭小姐的收获是，对自己的移民身份有了更深的认同，就如同黑人不知道黑人斗争的历史，她也不知道自己家族的历史。她也终于学会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勇敢追求自己要走的道路。
郭小姐有多重身份，尽职的教师，少数民族，移民的后代，社会精英。而她最突出最珍贵的品格就是同理心。她对于孩子们有深刻的同情，坚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一个人。她运用文字的力量，把孩子们带入文学世界，鼓励他们用写作来表达抒发感情。
书中，她的父母的面目是熟悉的，那样一心期望孩子成功的父母，和周围无数为了孩子爬藤而疯狂的华人父母也没有不同。然而最后，父母接受了她的意愿，又和那些有控制欲的华人父母大不同。
我也自问自己，能不能做到郭小姐的父母这样？
Coming Apart这本书，讲述了美国社会分裂的现实，却也没有更好的良药，只说中上层要走出自己的精致世界，去带动下层人民，才能扭转日益分裂的社会。郭小姐的故事，倒是很好的解释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