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点火期（1）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一场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就是点火期。因为那时候大家还不理解革命，也不敢起来革命，更有一些人不愿意革命，甚至要阻止革命。因此要点燃一场革命之火，是非常不容易的。
革命的火种要想燃烧起来，首先要找一堆易燃的干柴，先把这堆易燃的干柴点燃，把火烧大之后，才能把那些不易燃的，难燃的，甚至阻燃的东西统统烧起来。易燃的干柴在哪里呢？毛泽东很清楚，年轻人就是易燃的干柴。当年加入共产党干革命的毛泽东他们一批人，不正是年轻人吗？
毛泽东28岁入党，刘少奇24岁入党，周恩来23岁入党，林彪18岁入党。中国共产党主要就是靠这些年轻人组成的，年轻得可怕。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这么年轻，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拒绝中老年人加入进来，而是中老年人对这种革命东西，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个客观事实，造就了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组成的队伍。
毛泽东回忆说：“我们开始闹革命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娃娃。那时的当权者，是老年人，有经验，知识也比我们多。”
毛泽东他们上井冈山的时候，真是几乎什么都没有。不仅没有物质的财富，没有枪，没有钱，就是精神的财富，比如“经验”和“知识”这类的东西，他们也没有，他们只有一颗火热的心。也就是靠这颗火热的心，这批没有经验、没有知识的年轻人，硬是打倒了一批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老年人。
可是如今，当年的革命家也已经老了，革命的热情早已从他们身上消失。这些人已经变得跟当年他们要打倒的老年当权者一样，他们紧紧握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让年轻人造反。这些当年的年轻革命家，现在已经变成反对革命，阻止革命的“老年反革命”了，这是一条历史的必然规律。
不过即使在“必然规律”之中，也往往会有例外。在这批老革命家当中，有一个人例外，他的心还没有老，依然保持着当年那颗火热的年轻人的心，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当毛泽东提出搞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老革命战友们纷纷摇头说：“很不理解。”他们的“不理解”是真的，他们也无法理解，只好认为毛泽东是“老夫乱发少年狂”，70多岁的人，要干20岁的人做的事情，这不是胡来嘛。老革命战友中，没有人支持毛泽东，林彪也只能算是半个支持者。
毛泽东也知道自己老战友中间，已经找不到革命的知音了，他把目光放在年轻人身上。毛泽东清楚，不管哪个朝代，年轻人都是被老年人压迫的，他们想革命，想造反，他们就是革命的干柴。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主角只能是年轻人，也只有靠年轻人，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毛泽东希望在这场革命中，年纪小的打倒年纪老的，知识少的打倒知识多的，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出来，就像当年井冈山的革命一样。
文革点火期（2）
毛泽东知道，现行的体制都被老年人把持住了，年轻人根本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所以也不可能在现行的体制中发现具有领袖才能的年轻人。只有发动一场革命，让年轻人在革命中锻炼成长，在斗争中自发地涌现出像毛泽东本人那样杰出的领袖人才。因此，毛泽东更期望在这场革命中，诞生出一个杰出的年轻领袖人才，毛泽东就把权力交给这个年轻领袖人才，让他把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道路继承下去。
毛泽东已经找到了革命的干柴，但要点燃这些干柴，还需要一些火种。现在毛泽东年岁已高，不可能像井冈山时期那样，亲自去充当革命的火种，他需要一些人代替自己去点火。于是，毛泽东有了一个设想，他准备组织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来承担这场革命的“点火”任务。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过》中，其中有一条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不起眼条文，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条文就是毛泽东悄悄植入的，准备借机组织一个搞文化大革命的“点火班子”。因为毛泽东大张旗鼓地组织一个班子，必然会引起刘少奇等人的紧张，会让他们提前有所防备和采取对策，所以毛泽东一切要悄悄地进行，不引人注目地悄悄组织起一个“文革小组”，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点火班子”。
当时人们对这个新成立的“文革小组”几乎没有关注，以为它只是过去那个“文革五人小组”的改头换面。旧“文革小组”是一个既没有实权，也没有地位的“参谋秘书班子”，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新成立的“文革小组”，同样也不过是一个无实权、无地位的“参谋秘书班子”。没有人想到仅仅在半年多之后，“文革小组”居然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央最高领导机构。
1966年5月28日“文革小组”成立。毛泽东有意把初期的“文革小组”，搞成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机构，进入这个小组的门槛非常低。正因为最初“文革小组”的门槛非常低，所以毛泽东的“秀才”陈伯达、王力、关峰、戚本禹，江青的“秀才”张春桥和姚文元，林彪的“秀才”刘志坚等人，都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这个小组，没有人跟他们争抢这个位置，更没人嫉妒他们。
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文革小组”的组长，但陈伯达并不想干这个没有什么实权，又是很得罪人的职务。因为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陈伯达就向周恩来提出说：“我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职位，康生同志是原来文革小组的成员，他有经验，应该让他当。”
周恩来却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吗？”
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伯达又向毛泽东提出说：“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
毛泽东更加痛快地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
毛泽东说到这个份上，陈伯达只好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文革小组”的组长。直到半年后，陈伯达才明白他是瞎子捡到一个金元宝。这个文革小组组长，是他一生中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远远超过他过去的一切职务。这个“文革小组”组长，实际上等于是中央副主席。
1966 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是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在1966 年6月也进入了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却没有自己专用的办公大楼和办公地点，只得借用“钓鱼台国宾馆”作为临时办公场地。钓鱼台国宾馆位于北京西郊，是中国政府于1959年建成的，专门接待外国元首及政府首脑最高级国宾馆。钓鱼台国宾馆由17栋楼组成，编号“1号楼”至“18号楼”，其中为尊重外国习惯，不设“13号楼”。
钓鱼台国宾馆是属于外交部管辖的，彭真任“文革五人小组”组长的时候，曾借用钓鱼台国宾馆的场地，组织人在这里写《二月提纲》。陈伯达组成“新文革小组”后，提出继续借用钓鱼台国宾馆的场地办公，外交部当然也没什么意见，于是文革小组就把钓鱼台国宾馆当成自己的办公场所，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在钓鱼台16 号楼召开。后来干脆文革小组的成员都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陈伯达住15号楼，康生住8号楼，江青住11号楼，张春桥和姚文元住9号楼。文革时，“钓鱼台”的名声大噪，成为中央文革的代名词，其名声甚至一度超过了中南海。
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点火班子”，帮毛泽东四处煽风点火，终于点燃起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火。点燃一场革命的大火，既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场燃烧起来的革命大火，弄不好很可能把自己也一起烧掉。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之夜，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当时的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在天安门上，毛主席对我们说了很多话，毛主席说：‘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
让王力最忘不了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公然对他们说出，这场革命中他们可能面临的最坏结局。王力回忆说：“我最忘不掉而且很吃惊的，是毛主席接着说的话，他说：‘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当时王力还是很乐观的，没想过如果革命失败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只有毛泽东本人想到了，他准备在最坏的结局下，跟这些革命的点火者一起被枪毙。从后来的结果来看，中央文革小组的这群“革命点火人”，尽管没有一个人被枪毙，但下场都是很糟糕的。尹达1966年8月被打倒，王任重和刘志坚1966年12月被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1967年8月被打倒，穆欣1967年9月被打倒，陈伯达1970年10月被打倒，最后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76年10月被打倒，江青、张春桥几乎被枪毙。
尽管这些革命的点火人，都被自己点燃起来的大火，烧得粉身碎骨了，但历史终究会记录下这些点火人的名字。【待续】
文革点火期（4）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出现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及哲学系教师七人，贴出一张署名大字报，题目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是分管北京高等院校的高级干部，陆平是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那时在各个大学的校园中，大字报已经很多了。但那时的大字报，都是批评或批判不掌握实权的“反动学术权威”的。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直接点名批评北京大学党委领导，甚至涉及到北京市委的干部。正因为这是第一张敢于直接批评掌握实权的“当权派”的大字报，所以被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么聂元梓等人为什么要贴这张大字报呢？
聂元梓生于1921年，聂氏兄弟姐妹都参加共产党干革命，1938年，年仅17岁的聂元梓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地下工作。1953年，32岁的聂元梓被定为行政12级干部，当时行政13级以上就算高级干部，所以聂元梓年纪轻轻就跨入了高级干部的行列。
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到北大来蹲点。张磐石找每个系的党总支书记谈话，动员他们给校长陆平和北大校党委提意见。聂元梓平时对陆平的工作作风有点看不惯，认为陆平有个小圈子，重用自己小圈子里的人，官僚主义严重。现在上级领导来动员她提意见，聂元梓就给陆平提了几条意见。当时聂元梓的意见只是就事论事，都是讲具体的人和事，并没有上纲上线。
不过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把北大和陆平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他向上面汇报了北大的问题之后，1964年10月，中央向北大派出一支庞大的工作队，把北大作为“四清”运动的试点，搞得轰轰烈烈。工作队大规模地发动群众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哲学系是北京大学的重点系，所以张磐石亲自抓哲学系的“四清”运动，哲学系的很多教师给陆平提了不少意见，而且越来越上纲上线。
眼看陆平就要被“四清”工作队整倒了，可以天有不测风云，忽然上级又传来指示，否定了北大的四清工作，张磐石也被撤消了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同时宣布工作队撤出北大。据聂元梓回忆说：“工作队员撤走以前，找我们谈话，说：‘我们要走了，要整你们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果然，工作队撤走后，陆平恢复元气，聂元梓等人就挨整了。聂元梓不服，曾给毛泽东和刘少奇上书写信，说：“北大进行社教运动，是中央的决定。群众提意见，是经过工作队动员的。群众提的意见，对或者不对，都是难免的，都不应该受到追究，更不应该挨整。来学校搞工作队的都是省委宣传部长，省教育厅长，他们在北大搞工作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们都没有事，抓住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干什么？我们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小干部，不要再整我们了。”
聂元梓的上书，没有任何下落。这时聂元梓也被“整”得越来越厉害，聂元梓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被取消，陆平派还要派聂元梓下乡，到怀柔县去搞“四清”。据说陆平派准备把聂元梓等人派下乡之后，就不收回来了，北大就不要他们了。
就在这时，《五一六通知》传达下来了。聂元梓看了《五一六通知》，忽然感到救星来了。《五一六通知》用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揭露和批判了彭真，并说彭真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需要进一步清洗彭真式的人物。
聂元梓知道北大校长陆平是彭真的人，现在彭真倒了，他们这些被陆平“整”的人，就有希望了。于是聂元梓找到哲学系里同样被陆平“整”的七名教师，联名公开贴大字报，矛头直指陆平和彭真的北京市委。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开始说：“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聂元梓大字报》在指出一些陆平等人“搞鬼”的事情之后，最后写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聂元梓大字报》贴出了以后，马上引起中央高层的“振动”，这毕竟是第一个直接批判“当权派”的大字报。一方面，陆平马上组织人写反驳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时间几百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贴了出来，聂元梓等人反而成了劣势的少数派。另一方面，新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马上来到北京大学，他指出：公开张贴批评党委领导人的大字报，违背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李雪峰说：可以将聂元梓的大字报撕下来，或者用新的大字报将之覆盖起来，不过李雪峰只是批评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形式”，并没有批评《聂元梓大字报》的内容，也没有提出要对聂元梓等人采取处分。
这时周恩来也派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张彦到来北大，传达周恩来的意思说：“贴大字报可以，但不要贴在外边，应该开辟一个室内的场地，用来贴大字报。因为北大有一些外宾，让他们看到大字报，影响不好。”周恩来的态度更是非常微妙，也可以理解成支持聂元梓，也可以理解成反对聂元梓。
不过北大校长陆平就要“自保”了，他第二天就组织开会，说：谁表示赞同了聂元梓的大字报，都要检讨。同时陆平派人找聂元梓谈话，要求聂元梓公开检讨，并且要求她亲自去把那张大字报撕下来。聂元梓拒绝了陆平的要求。就在聂元梓等人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忽然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聂元梓事先并不知道广播大字报的事，她回忆说：“我正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听到街头的大喇叭响了，一个宏亮的男声响了起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下面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个同志写的一张大字报……’。我不由地驻足倾听，这可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们的大字报，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了！党中央对我们的大字报，评价是那样高，毫不含糊地为我们撑腰，支持我们对陆平等人的批判，我听了自然是非常兴奋。但是，为什么党中央给我们大字报那么高的评价，我还没有十分理解。”
原来康生夫人曹轶欧正在北大搞“调研”，她把这张大字报向康生进行了汇报，康生又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看到《聂元梓大字报》，非常振奋，立即在大字报上做出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毛泽东还对康生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要求《人民日报》尽快刊登《聂元梓大字报》。此时陈伯达已经掌管了《人民日报》，他马上派人连夜赶写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6月2日与《聂元梓大字报》一起刊出。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重视《聂元梓大字报》呢？因为毛泽东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一直开展得不顺利。用整风的办法不行，用自上而下的办法传达《五一六通知》，收效也不大，用《人民日报》刊登批判文章，门槛太高，只有极少部分人的文章能刊登出来，绝大部分人无法参与进来。
现在聂元梓等人发明了《大字报》形式，门槛非常低，只要会写字的人就可以参与进来，正好符合毛泽东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让所有群众都参与进来的想法。毛泽东希望群众放开胆子，解放思想，敢于揭发批判各机关的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人物，把现行的旧机构、旧纪律、旧秩序统统打倒。
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特别亲笔加了一句话：“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以前中共对党员的教育是“无条件地服从上级领导”，而现在毛泽东却说：不能无条件地服从上级领导，首先要辨别上级领导是不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这样就等于是在鼓励下层干部起来造反，只要打出“保卫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的旗号，就可以公然不服从上级领导的指示。这样一来，一场“天下大乱”的大戏就开幕了。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北大校园内马上大字报铺天盖地，几天内就贴出了几万字张向陆平“开火”的大字报。还有上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雪片似的从全国各地飞到北大，各地报纸也大量刊登声援文章。
6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从现在起，北大党委停止工作，派工作组进驻北大。同时宣布撤销宋硕、陆平、彭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
一张大字报打倒一个大学的党委，这在新中国的历史，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以往，人民群众对政治运动并不太关心，认为那只是大人物的事，与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而《聂元梓大字报》是一个“小人物打倒大人物”的具体事例，它让广大群众意识到，原来小人物也是可以打倒大人物的。《聂元梓大字报》大大地鼓舞了各行各地的小人物和老百姓，起来对本单位领导人进行造反。《聂元梓大字报》宣扬的是“小人物可以打倒大人物”的思想，这为以后的夺权运动，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工作。
从今天来看，《聂元梓大字报》的理论水平并不高，更谈不上什么马列主义。聂元梓等人最初写大字报的动机，不过是因为受到北大校长陆平的“迫害”，他们试图用大字报来“反迫害”，用大字报来为自己抗争。《聂元梓大字报》中喊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口号，这只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并非出于真心地要誓死保卫毛泽东。聂元梓本人也奇怪：为什么党中央给我们大字报那么高的评价？
其实，《聂元梓大字报》之所以受到毛泽东如此重视，是它“歪打正着”地给了毛泽东一个很大的启发，给毛泽东提示了一条让全体群众参与进来的政治运动方式。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共产党总是主角，群众不过是跟着喊喊口号而已。而这一次，共产党不再是主角了，小人物和群众也可以自发地加入到政治运动中来了。小人物和群众自发地参与政治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正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开启了“小人物参政”的先例，从此“文化大革命”急剧升级。【待续】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广播之后，北京大学党委立即倒台，这个示范效应是巨大的。顷刻间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特别是北京市的大专院校，甚至中学，都出现大量攻击现任领导班子的大字报，不少学校领导机构已经“瘫痪”。还有一些造反者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就跑到北京的“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求援，到北京大学去学习造反经验。仅仅1966年6月到7月的两个月间，全国就有70多万人到北大去“取经”，以至于引发了后来的“大串联”。这样的情况，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他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聂元梓大字报》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最重要的并不是毛泽东的号召，它还有很多客观上的原因。
在文革前中国的体制，基层干部对于老百姓“管人”的权力非常大，不仅仅是管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也管。特别突出的是住房，一个人住房的大小、好坏，全由单位领导一句话决定。在文革之前，反对单位领导就是“反党”，这是一个致人于死地的大帽子，所以尽管不少人对单位领导有所不满，但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聂元梓本人就是对单位领导不满的典型。她本来响应工作队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结果工作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留下他们那些得罪了领导的人，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伸，除了“挨整”之外，绝无出头之日。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起来造反，并不是为了响应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号召。聂元梓等人打出毛泽东的旗号，不过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已。
同样，全国各地像聂元梓那样对单位领导非常不满的人，也大有人在。在不管哪个单位，都有大把对领导不满的人，不满的动机也是各种各样，有人是被领导“整”了，有人是被领导批评了，甚至有人只是对领导的住房分配不满。这些各种各样对单位领导不满的人，看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打倒领导的示范，于是也纷纷起来贴大字报，起来造反。
毛泽东号召人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所谓“走资派”，而老百姓并理解什么是“走资派”，也搞不清谁是“走资派”，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要打倒的是欺压他们的当权派，不管这个当权派是不是“走资派”。但老百姓为了借助毛泽东这个“钟馗”来打鬼，大家都说自己是捍卫毛泽东的，而把他们要打倒的人，统统扣上“走资派”和“黑帮”的帽子。
因此，文革有两个层面。在上面的层面，是毛泽东号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在下面的层面，是老百姓希望打倒欺压自己的当权派。毛泽东在上面号召打倒“走资派”，顺应了下面的人希望打倒单位领导的霸权，这两个层面一拍即合，汇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造反洪流，这是文革迅猛掀起的最主要内因。
不少人认为文革是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关到牛棚里。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首先，我们应该把当时的知识分子，分成“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两个阶层。“大知识分子”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学者、教授、副教授等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些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一般工农大众高得多，住房条件也好得多，他们还是某些领域的学霸，是高高在上的一个阶层。
那时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甚至比国民党时代还要高。国民党时代有很多地主、资本家，大知识分子根本算不上有钱人。解放后，地主、资本家等有钱人都被打倒了，每月工资几百元的大知识分子，反而成了当时的“有钱人”，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平要高于国民党时代。在“三年困难时期”，高级知识分子还有特别供应，比一般群众的待遇也高出一截。
“小知识分子”主要是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大中专学生，他们的工资跟一般工农大众差不多，住房条件也差不多，完全没有任何特权，没有任何优待。由于解放后大大增加了各种学校的招生人数，所以到文革前夕，小知识分子已经占到知识分子总数的绝大多数。当时的小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不满的。后来出现的红卫兵，其主体是知识青年，也都是小知识分子。
这些小知识分子的不满的爆发对象之一，就是那些大知识分子。他们不满大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地位，更不满意他们学霸的作风。当毛泽东号召“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时候，这些小知识分子纷纷起来造“学术权威”的反。把学者、教授送到牛棚里去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这批小知识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一批小知识分子在大造反。揪斗“反动学术权威”的，是这批小知识分子，把大中学校党政领导拉下马的，也是这批小知识分子。他们一造反，很多单位的党委领导就瘫痪了，无法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又凸显出来。
刘少奇认为，任何群众运动，都应该置于“党”的领导下，文革这么大的群众运动，更应该坚持党的领导。现在一些学校的党委领导已经瘫痪了，那么中央就应该派出工作组，去接替那些瘫痪了的单位党委，保证这场运动始终在党的领导之下。
毛泽东则是另外一种看法，毛泽东有自己一套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早在1939年的延安时代，毛泽东就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说：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
什么是“造反”呢？小人物打倒大人物叫做“造反”，而大人物打倒小人物则叫做“镇压”。毛泽东根据他自己独特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小人物起来反对大人物进行“造反”，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应该支持的。
毛泽东认为，底层人民总是对的，小人物总是对的，因此小人物起来造反，自然也就是对的。所以毛泽东认为小人物起来“反党”，并不是小人物的错，而是我们的“党”有错，应该允许他们造反，帮助我们党改正错误。而刘少奇则认为，不论什么人，“反党”就是错的，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来“反党”。
就在这天下大乱的时候，1966年6月9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先说：“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是“群众至上”，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
而刘少奇的基本思想则是“领导至上”，刘少奇说：“要恢复和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要在运动中锻炼党组织，要明确地提出，把建立、整顿、健全党的组织，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作为一条任务。不能放弃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
当然刘少奇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毛泽东没有正面与刘少奇争论“群众至上”还是“领导至上”的问题，而是从侧面间接地反驳刘少奇的观点，说：“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
刘少奇的观点是：必须由资深的共产党员来掌握这场斗争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则泛泛地说：只要是左派掌握领导权就行，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显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点相差甚大。
刘少奇提出：中央应该派出工作组，到那些瘫痪了的机关学校，继续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没有明确反对，只是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情况清楚了再派。”当然毛泽东在本质上是反对派工作组的，只是当时苦于没有反对派工作组的合适理由。
刘少奇还提出两个尖锐的问题：“这场运动的重点，是夺权？还是批判学术权威？文革的范围是限定于大中学校？还是工厂和农村都要搞？”
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实际上当时毛泽东在这两个问题上，也没有一个成熟的看法，而是走一步，看一步。
最后刘少奇提出：“请主席回北京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则说：“我暂时还不回去，请少奇同志继续主持北京的中央工作。”
这次政治局会议就这么结束了。这次会上毛泽东并没有占上风，相反刘少奇略占上风。首先，刘少奇提出的核心问题“派工作组”，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认，因为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要派工作组，刘少奇就占上风了，因为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组派什么人去，都是刘少奇说了算。现在大专院校的党委基本上是刘少奇的人，而这些党委被打倒，由工作组取代，工作组还是刘少奇的人，所以刘少奇在这样的斗争中，并不会丧失权力。
第二，刘少奇提出的关于文革的尖锐问题，毛泽东并没有能够回答，这让参会的高官看来，毛泽东并不是高瞻远瞩的。
刘少奇其实并不怕夺权，因为刘少奇很清楚，毛泽东只能“破”，却不能“立”。
毛泽东身边都是一些“搞破坏”的人才，是一些只会搞大批判的笔杆子，当让这些人干实事就不行了，所以毛泽东身边非常缺少“搞建设”的人才。也正因为没有“搞建设”的人才，毛泽东的文革只是打倒了旧体制，却无法建立起来一套自己的新体制，只是“破”，没有“立”，这是毛泽东的致命伤。
刘少奇身边“搞建设”的人才济济，所以他要等毛泽东的“破坏”搞完之后，必须重新“建设”的时候，那时毛泽东还得靠刘少奇这边的搞建设人才。因此，当时刘少奇也不害怕毛泽东的夺权，只是他没想到毛泽东最后不惜拼了搞军管，也要打倒刘少奇。
另外，因为毛泽东没有回答“工厂和农村”要不要搞文革的问题，刘少奇回到北京后，和邓小平一起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
毛泽东在此信上批示说：“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意见。很显然，在所有的领域一齐搞文化大革命，是很危险的，这方面大跃进已经有过深刻的教训。【待续】
关于毛泽东在文革以前和文革初期调动军队的事情，有必要专门介绍一下。
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军事体制，与旧中国大为不同，采用了“大军区”体制。中国有空军司令，海军司令，却没有陆军司令，因为陆军被分成13个军区，每个军区司令的级别都与空军司令和海军司令的级别相同，都是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
中国这样的军事体制，显然是防御型的，而不是攻击型的。因为陆军被分割成13个军区，军区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较差，在执行统一的对外作战任务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解放军的13个军区，以及空军和海军，都是直接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就是“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是两个平行的机构，中央政治局并不是中央军委的上级领导，理解这点非常重要。单纯的党中央主席，是领导不了中央军委的，他非要兼任中央军委主席，才能指挥得动军队。
中国的党、政、军三个部门的领导人，分别是：党中央主席（现在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三个部门的领导人，都是平级的，不存在上下级的从属关系，所以谁也指挥不了谁。因此，中国领导人必须兼任“三大天位”：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才能完全控制住整个国家的政局。
毛泽东曾把国家主席的位子让给刘少奇，自己只剩“两大天位”，结果就出了大问题，以至于后来林彪再想要国家主席的位子，毛泽东就再不肯给了。
在1966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是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
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有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徐向前、叶剑英等14人。
由此可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人员差异是很大的，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毛泽东、朱德、林彪、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有兼职，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都没有军队的兼职，也就是说，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无权过问军队的事情。同时，毛泽东行使中央军委主席的权力，调动和部署军队的时候，也没有必要通知刘少奇和周恩来。
在13个军区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军区，因为它承担着保卫首都的重任。在1966年5月以前，北京军区的辖区主要是河北和山西两个省，以及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北京军区下辖６个军14个师，分别是21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山西；24军（下辖3两个师），驻防北京近郊；63军（下辖3两个师），驻防石家庄；65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张家口；66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天津；69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保定。
北京军区又下辖北京卫戍区，作为专门保卫北京的部队，号称御林军。当时北京卫戍区有两个师，一个首都警卫师，另一个是北京公安总队，都属于公安部队体系。
在北京卫戍区之下，又有一个中央警卫局，也称公安部九局，直接由中央办公厅管辖，专门负责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中央警卫局又下设中央警卫团，编号8341部队，担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要害部门的警卫任务。
有一个流传颇广的传闻，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该传闻说：
【1966年2月，春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联席会议，在会上他大谈与苏修之战迟早要打，要立足早打大打，在中苏近万里的边境上全面展开，要求与会各位多考虑战略战术问题，练好兵准备打仗。会后毛泽东以研究北方防线问题为由，将杨勇留了下来，实施监控；由廖汉生回去布置河北省境内的部队春季大练兵，千里野营，并组织军区所属正师级以上高级将领由廖汉生亲自率领，赴中蒙中苏边境视察并检阅部队。这样，北京军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而就在此时，驻守在山海关外（吉林通化）的机械化王牌军38军(军委直属战略预备部队)，正悄悄移师，穿越万里长城进入河北地界。38军沿人烟稀少的燕山山脉南下，一直行进到北京外围的密云、昌平、延庆、房山一带大山里扎下营帐，完成了对北京的包围。】
这个传闻，把1967年2月38军调入北京的事情，移花接木到1966年2月，说得神乎其神，似乎毛泽东是用38军进京来实现对刘少奇等人的军事围剿。其实1967年2月，38军调入北京，只是一次军队换防而已。在这次军事换防中，北京军区的21军，由山西移驻陕西，归兰州军区管辖；北京军区的69军，由保定移驻山西，接替21军的防务；沈阳军区的38军，由吉林移驻河北保定，接替69军的防务，归北京军区管辖。
制造这种传闻的人，显然不了解中国的军事体系。第一，中国军队的“练兵”，都是在军区内进行，没有所谓“跨军区”的练兵，所以不可能出现北京军区成为一座“空城”的事情；第二，北京军区有6个军，仅仅调入38军这一个军，根本不是另外6个军的对手。
更重要的是，从北京的警备体制可以看出，如果毛泽东真的想搞一场“兵变”，只要动用到“中央警卫团”这个级别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动用首都警卫师，更用不着动用北京军区的野战部队。因为每个高官的警卫部队和警卫员都是中央警卫团派出的，这也就是说，只要动用中央警卫团，就可以抓捕所有在北京的高官。
1966年5月，也就是在打倒彭真的时候，毛泽东感到了一点危机。因为北京是彭真经营了十几年的“独立王国”，毛泽东担心彭真的死党有可能铤而走险搞“兵变”，所以毛泽东提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增调两个师进入北京卫戍区。
这次毛泽东调军队进北京，是为了提防彭真死党搞“兵变”，并不是毛泽东自己要搞“兵变”。后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明确地说：“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当发表改组北京市委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还是四个卫戍师。以前两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
毛泽东提出的“加强首都警卫工作”，由叶剑英任组长，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公安部长谢富治为副组长，周恩来为总负责。周恩来在军队中本来没有任何职务，可是毛泽东却让周恩来总负责军队的调度，一方面表示出他对周恩来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让周恩来安心，表示毛泽东没有背着周恩来调动军队。
周恩来与叶剑英等商议后，决定调63军的189师和65军的193师（后改为24军的70师），到北京卫戍区执行任务，以前的首都警卫师改称警卫第１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称警卫第2师，这四个师都属北京卫戍区管辖，北京卫戍区司令由傅崇碧担任。这个方案上报毛泽东后，毛泽东批示：“照办。”
毛泽东增加北京卫戍区的兵力，除了提防彭真死党铤而走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毛泽东考虑到他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天下大乱的事情，北京没有足够人数的军队，会压不住阵脚，因此要增加北京卫戍区的兵力。在文革中，毛泽东又多次增调北京卫戍区的军队，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北京卫戍区的兵力曾多达10万余人。
这里有了一个问题，就是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讲话时明确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根据林彪的说法，毛泽东除了1966年5月，公开“调兵遣将”提防彭真铤而走险之外，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毛泽东还有其他的“调兵遣将”行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这些“调兵遣将”资料，这应该是非常秘密的行动，只有毛泽东和林彪等极少数人知道。这种极秘密的行动，一般都不会公开的。我们只能做如下的一些猜测。
毛泽东在1966年5月之前几个月里的“调兵遣将”，很可能只是在“中央警卫团”这一级别。比如突然改变中南海的警卫人员，突然改变人民大会堂的警卫人员，甚至突然改变中央首长身边的警卫员。1971年林彪叛逃时，林彪身边的警卫员和警卫部队，都是忠于“中央警卫团”的，林彪没有带走一个警卫人员。由此可见，毛泽东可以直接控制其他中央首长身边的警卫员和警卫部队。因此，毛泽东只要在“中央警卫团”方面做点文章，就足够搞一场“兵变”了。
估计周恩来也是发现“中央警卫团”有不同寻常的动作，因此联想到毛泽东有可能要搞“兵变”。周恩来担心毛泽东真的来一个铤而走险，所以只好违心地同意毛泽东搞文革了。
从事后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想要搞“兵变”。毛泽东只是把调动军队作为一种“威慑”，吓住周恩来这些人。当然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和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但军队的主要作用，并不是表现在军事方面，而是表现在政治方面。在文革混乱时期，军队大量参与地方政务进行“支左”，大量军人作为政治家，参与了地方党政系统的工作。【待续】
1966年6月的杭州会议之后，刘少奇回到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派工作组。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
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八条规定》：一、内外有别；二、大字报不要上街；三、不要开大规模声讨会；四、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五、不要上街游行示威；六、不要串连；七、不要包围黑帮住宅；八、防止坏人破坏。《八条规定》没有形成文件，是通过各级党委口头传达下去的。
毛泽东要“点火”，刘少奇却要“灭火”，还要像消防队员那样快。刘少奇的做法，显然是反对毛泽东的。此时刘少奇已经察觉到，上次毛泽东用《五一六通知》，烧掉了彭真和陆定一；这次毛泽东点起《聂元梓大字报》的这把火，就是对着刘少奇烧过来的，刘少奇一定要把这把火灭掉。如果刘少奇不能灭掉这把火，他自己就要被这把大火烧掉，因此派工作组“灭火”，是刘少奇的底线。
这次中央会议之后，刘少奇的“灭火队”紧急出动了。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市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这些工作组以钦差大臣的姿态，代理各学校党委的大权，化身为新的党组织。但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并不是都能浇灭那些“起火”学校的大火，有些工作组起了反作用，愈发激化了一些学校的大火。
工作组带着“中央八条指示”开进学校，给学校的造反夺权行动“灭火”。一方面，工作组试图把学校的斗争重点转移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上，另一方面对原来的校党委则采取保护和包庇的态度，这自然引起那些企图造反的学生与教师的不满。
学校的造反者们仗着《人民日报》支持造反的社论，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反击，声称：“《中央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有的学校甚至出现驱赶工作组的行动。
怎么对付那些对工作组造反的人呢？问题汇报到了刘少奇，他马上做出指示。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中南局和西北局的报告上批示写道：“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也可以进行批斗和戴帽。”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么谁是“牛鬼蛇神”呢？毛泽东的解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则给出不同的解释。刘少奇说：“什么叫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就是《二十三条》中讲的第四类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是要戴帽子的人，就是敌我矛盾。”
刘少奇认为反对工作组的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就是“牛鬼蛇神”。因此刘少奇准备用1957年“反右”的手法，对付那些造反的学生和教师。工作组有了刘少奇的“尚方宝剑”之后，依照过去反右的方法，把带头造反的学生和教师头头，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等，并且扬言以后还要进行“秋后算帐”。工作组相信，只要把带头闹事的“牛鬼蛇神”打成右派，就会让学生们联想到1957年的“反右”而不寒而栗，这样他们就会老实本份起来。
据说在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其中反响最大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和清华大学“蒯大富事件”。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而西安交通大学的广播台却没有转播，很多学生认为这是校党委是有意不转播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大字报，于是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此后，陕西省委紧急派工作组进驻西交大，但学生们感到工作组是包庇校党委的，于是大字报的矛头又指向了工作组。
6月6日，以李世英为首的一群激进学生，到工作组的办公地点贴大字报，提出要赶走工作组。之后这群学生又到陕西省委反映情况，强烈要求撤走该校的工作组。陕西省委立即把这些学生定性为“牛鬼蛇神闹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指示工作组进行反击和镇压。
6月7日，工作组在西安交通大学开展批斗大会，批判参与“六六事件”的闹事学生。6月8日，工作组把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进行游校批斗。当晚一名被批斗的学生跳楼身亡，李世英也服安眠药自杀，但被抢救了过来。后来，毛泽东把李世英为称“学生领袖”。
与西安“六六事件”相比，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事件”就更为轰动了。6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后，派江青去北大“总结经验”。刘少奇则针锋相对，在6月19日派王光美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工作组顾问，实际上是王光美领导清华的工作组。刘少奇希望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再搞出一个类似于“桃园经验”的东西来。可是没想到，王光美在清华大学遇到“蒯大富”这么一个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