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刘少奇采用“融化、融合”的办法，宣布支持红卫兵，试图把红卫兵拉拢到工作组一边来，然后把红卫兵置于工作组的领导之下。这样就可以把具有独立性的红卫兵，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组织，从而实现“把一切群众组织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另外，刘少奇认为，红卫兵都是未谙世事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思想尚不成熟，很容易被“融化和融合”到他的工作组领导之下。
刘少奇的想法是巧妙的，可是实际的操作中，工作组未能贯彻好刘少奇的意图，对红卫兵不是巧妙地引导，而是强行地领导，这就造成红卫兵的反感，以至于最后红卫兵与工作组彻底摊牌，使刘少奇的“融化、融合”策略失败。
清华附中工作组刚进校时，与红卫兵组织的关系还不错，但不久两者的意见分歧就出来了。工作组想平息红卫兵的闹事作风，要求红卫兵团结95%的大多数学生；而红卫兵却不同意团结大多数学生的口号，血统论观念很强的红卫兵认为，只有家庭出身“红五类”的学生，才能成为团结的对象。如果按照工作组的要求团结95%的学生，那么很多非“红五类”的学生都要被团结进来，这样红卫兵组织就不能成为保卫毛泽东的红色卫兵了。
工作组事事都想“管”红卫兵，而红卫兵本来就是想造反的，最反感别人什么事情都要“管”他们，因此对工作组的意见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气氛下，6月24日，清华附中里贴出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的第一句话就说：“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造反”就成为一个贬义词，往往是在批判阶级敌人时才用，说他们妄想“造反”。因为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反”就是也意味着反对中共，要推翻中共。因此，当时红卫兵贴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是非常具有震撼性的。按照传统思路思考的人，不能接受这个非常激进的主张，于是出现了对《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以及对红卫兵的围攻。
反击红卫兵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比如《造反，你们造谁的反？》，《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小集团红卫兵开火》等等，红卫兵也不甘示弱，7月4日再次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万岁》，其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给斯大林祝寿时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工作组长刘晋看了这张《大字报》引用的毛泽东关于造反的一段话，不太相信地说：“毛主席真的这么说过？”因为他们觉得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天下提倡“造反”，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不过工作组跑到图书馆去查证，发现毛泽东真的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们只好不说话了。【待续】
【接前】清华附中署名“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大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马上被传抄到各个学校，引起很大的震动。这时清华附中工作组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只好放弃怀柔政策，改用高压政策对付红卫兵。7月18日，工作组与红卫兵正式摊牌，据卜大华回忆说：
【这次谈话是在7月18号的晚上，在二楼大办公室，我们坐在一边，工作组坐在另一边。工作组是有备而来的，一上来就很凶，说：“红卫兵背着工作组去搞活动，和外校搞串连，红卫兵有些人不听工作组的，另搞一套，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
卜大华等红卫兵没有被工作组的高压态度吓住，一来他们自恃有高干父母的后台，二来这些中学生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卜大华针锋相对地反过来批评工作组，说：【据我所知，工作组对红卫兵的态度，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在学校支持我们，不错。但是你们向团中央的报告讲的是另外一套，你们还提出要分化、瓦解红卫兵。】
工作组的高压政策没有吓住红卫兵，只好改用其他办法，他们一方面组织新的团委，取代了红卫兵的革委会；另一方面把两百多名红卫兵骨干分子派到校外去军训，试图强行瓦解红卫兵。可是红卫兵却表现出来意外的团结，他们不但没有被工作组瓦解，反而更加激进。7月27日，红卫兵又贴出《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进一步提出要对工作组造反。
这样一来，工作组完全失去了控制红卫兵的能力。他们的最后手段，就是去家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试图通过这些学生的家长，去管教这些不听话的学生。据工作组长刘晋回忆说：【我们去家访，想通过家长作这几个红卫兵头头的工作。7月27号晚，我们去宋柏林家，宋柏林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我对宋柏林父亲介绍了清华附中文化革命的情况，并希望家长帮助我们做工作。我的话还没讲完，这位副院长就打断了我的话，并神气十足地讲：“工作组为什么不能反？团中央为什么不能怀疑？”用这种口气讲话，真使我大吃一惊，话是谈不下去了。】
【告辞后，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怕是中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找到总团副团长惠书昌同志，向他汇报了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说的话，并说出我的看法。惠书昌也感到问题严重，立即拨通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同志家里的电话，让我汇报情况并说出我的忧虑。胡克实同志回答说：“不会有问题，我们派工作组是少奇、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会后还飞到杭州得到毛主席的首肯，你放心大胆地工作吧。】【待续】
【接前】不过在第二天的7月28日，刘少奇就不得不同意撤工作组，中央政治局做出立即撤工作组的决定，因为此时各个学校的工作组基本上都瘫痪了。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的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在大会上宣读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然后将这两篇大字报稿交给主席台上的江青，同时还交给江青一封短信，这封短信是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
骆小海请江青把这两篇大字报和一封信转交给毛泽东，江青当场答应一定带到，并说：“我支持你们！”
果然江青把这两篇《大字报》转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后，很快在8月1日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回信。毛泽东的信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还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错误以后，也要给以改正错误和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毛泽东这封信的口气是非常谦虚的，不仅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热烈支持”，就是对红卫兵提出的要求，也很客气地说：“我们还要求你们注意……”，“也请同志们予以考虑”。
以毛泽东这么高的身份，给未成年的中学生红卫兵写信，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毛泽东还在信中使用这么谦虚的口气，完全没有说教的口吻，这让红卫兵们对毛泽东的好感度进一步倍增。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表示了三个意思：
第一、表示清华附中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并给予“热烈的支持”。
第二、表示他不仅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造反，而且对全国的造反者，也“一定给予热烈的支持”。
第三、指出要给犯有严重错误的人重新做人的出路，并要求红卫兵“予以考虑”。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不能一棍子打死，这主要是针对已经出现的红卫兵打人暴力。【待续】
【接前】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作为当时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发给参会人员进行讨论。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要通过层层的党组织，才能传达到群众中间，毛泽东等不急这么长的时间。于是毛泽东就有意把这封信“泄露”出去，通过“泄密”的形式传到社会上。
8月2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儿子杨冀平，是北京矿院附属中学的学生，他首先在矿院附中，公开贴出了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引起很大震动。在同一天，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打电话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卜大华等人，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场所钓鱼台，当面向卜大华等公开了毛泽东的这封信。
从此，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消息不胫而走，红卫兵立即成为最光荣的称号。各学校的学生组织纷纷放弃自己原来五花八门的名称，一律改称“红卫兵”。关于这封信在红卫兵中引起的反响，当时的《红卫兵战报》这么说：
【这个特大喜讯像春风一样，在红卫兵战士中间传开了，他们唱啊，跳啊，一片欢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毛主席的来信。毛主席的这封信，是我们红卫兵运动的总纲领，指出了红卫兵运动的斗争方向，把“造反有理”的金色大字写到了红卫兵的战旗上。毛主席的信，迅速地传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此，英雄的红卫兵运动遍及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毛泽东的这封信，让红卫兵们沉浸在一种秩序被打破的狂欢兴奋中，沉浸在解放和自由的亢奋中，激烈的红卫兵运动马上蔓延全国，就像列宁说的那样：革命是大众的狂欢节。
然而，最初的红卫兵是靠血统论催生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血统论，就没有红卫兵，早期的红卫兵组织是高干子女的一统天下。因此，在红卫兵组织蓬勃发展的同时，血统论也喧嚣而上。就在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之前的7月29日，北航附属中学里贴出了一幅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很快从北航附中传遍了北京各个学校，引起极大的震动。凡是对联出现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即使这样，学生们的辩论热情丝毫不减。【待续】
【接前】中央文革率先批评“血统论”，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见了“对联辩论”双方的代表，他批评这幅对联“不全面”，说：“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陈伯达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由于陈伯达的讲话，没有站在红卫兵的这一边，引起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的强烈不满。他们提出应该以家庭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红”与“黑”两大类别，并进一步酝酿在各个学校成立以家庭出身为标准的“工农革干子弟协会”。陈伯达改了这幅血统论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新的血统论对联：
【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横批：代代红】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代代相传】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8月6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关于“对联”的辩论大会，江青、康生、王任重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这次辩论大会。江青讲话说：
【同志们好！毛主席问你们好！我们是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革命精神，革命行动。今天因为是自己人，自己人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没什么了不起的。错了，我们改嘛，我相信你们是不会捉我的小辫子的。不过，我说错了，你们告诉我，我改。
有一个外语附校的红卫兵，写了一个条子，让我明确表态，同意不同意这幅对联？
我不完全同意这幅对联，道理很简单。看一个人第一要看其阶级立场，第二不要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思想表现，不要看表面。我想讲一下“老子英雄儿好汉”是从哪来的，有一出京剧叫《连环套》看过没有？是窦尔敦对黄天坝这个叛徒说的，他唱“老子英雄儿好汉”。那种封建术语不能代表新的思想，我们现在有好多成语是过去的。
既然你们请我们来了，我们出点主意行不行？你们不改，我们也不勉强，你们还可以贴我的大字报。你们自己要不要来点自我批评？光批评别人、不批评自己行不行？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就是团结中间的，把打击孤立面缩小，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队伍要树立起来，要团结大多数，才能批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说对不对？我的话就说到这儿吧。】
现在有人撰文说“血统论”是江青等人煽动出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江青明确表态反对这幅对联，也就是明确表示反对血统论的。【待续】
【接前】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1966年5月16月到1966年7月28日，是文革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占据上风。7月28日中央发出撤工作组的决定，结束了工作组控制局面的文革第一阶段。
文革的第二阶段，1966年7月28日到10月2日。在这个阶段，各学校的工作组撤出了，原来的校领导也被打倒了，因此在各学校出现了权力的真空，而红卫兵组织作为新兴组织，填补了这个权力的真空，成为主导文革的最大势力。
这个阶段的早期红卫兵，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也称“老红卫兵”。老红卫兵搞“文革”目的，与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完全不同。他们搞“文革”的目的，是要搞一场“教育体制”的文化革命。他们要建立一套贯彻“阶级路线”的新教育体制，把家庭出身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剥夺非“红五类”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从而让他们这些高干子弟，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自然成为高干父辈的权力接班人。这个“教育体制”的文化革命，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血统论”。
在文革的第二阶段，毛泽东也没有能够控制局面，而是老红卫兵搞的“教育体制”文化革命，主导着运动的形势。直到平民家庭出身的新红卫兵组织兴起，压倒了老红卫兵，开始批判老红卫兵的“血统论”，才把文革的方向从老红卫兵要搞的“教育体制革命”，转移到毛泽东要搞的“打倒走资派”的轨道上来。
当年的老红卫兵刘辉宣，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呢？这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
【刨根问底，“血统论”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五星国旗上，五颗星中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的五星国旗上，有一颗大五角星，大五角星周围环绕着四颗小五角星。大五角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象征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中国人民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待续】
红卫兵登场（26）
【接前】刘辉宣说的两颗星星，就是国旗上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知识文化水平不高，对中共干部子弟构成的威胁不大；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文化水平，大大高于干部子弟，对他们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干部子弟们提出“血统论”，试图用家庭出身来剥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保证自己的顺利接班。
关于“血统论”问题，《陈伯达的最后口述回忆》中，这样写道：【这股思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以来一部分干部子弟严重脱离工农群众，头脑中的优越感思想恶性膨胀的产物，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思想的一种改头换面的新形式。这股思潮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一时迷惑了许多人。
毛泽东发表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以后，当时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早期红卫兵中的一些人，错误地以为毛泽东对他们的一切言行都是支持的，于是使劲地鼓吹起这股思潮。一些领导干部缺乏识别能力，他们对这股思潮或表示支持，或欣赏附和，以为这股思潮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子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有利于他们的子女将来接掌权力。】
在反对干部特权方面，陈伯达本人还是做的不错的。陈伯达的儿子陈小农，1965年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同时，中央党校新成立一个青年训练班，有关领导推荐陈小农进中央党校学习。可是陈伯达既反对陈小农上大学，也反对陈小农去中央党校学习，而是让陈小农响应党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于是陈小农在1965年8月，到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插队务农。
不少人误以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是起始于自文革，其实知青插队从1950年代就开始被倡导了。1955年河南省有一批中学生回乡务农，毛泽东为此写道：【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后来被广泛用于动员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不过在文革以前，真正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很少，所以陈小农于1965年去农村插队务农，还是很不容易的。1966年7月，陈小农回北京探亲，没有见到父亲陈伯达，于是陈伯达给陈小农写了一封信。后来这封信在1971年的“批陈整风”中，由陈小农上交给中央。陈伯达的信如下：
【小农：听说你明天要回去，今天下午七时来看你，不遇，甚憾。
你继续到下面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贫下中农学习，做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并且要随时拿这一点来考察自己，不断教育自己。【待续】
红卫兵登场（27）
【接前】要拜群众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不要经常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干部的子弟，就觉得自己有点特殊的样子。党和人民把你养成人了，此后一切，每时每刻，都是要想怎样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惠。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最最害人的东西，永远永远不要让个人主义盘踞你的脑子，这样才能看得宽，看得远，才能前进，才会使自己化成人民血肉的部分。
我本人也有缺点，决不能学。但是我总认为，我的生是属于人民的，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这是毛主席的教训，党的教训，希望能永远记着。
匆匆，祝路上平安。爸爸，7月28日下午8时。】
陈伯达让他的儿子做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这对于很多老干部来说，是做不到的。这些老干部是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浴血奋战，好不容易才奋斗到今天这个高官的地位，如果让他们的后代再变成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们会想不通，不甘心，不甘愿，认为这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就白干了。
这种“打江山，坐江山”，认为自己流了多少血，就要得到多少回报的封建功利思想，在中国是很根深蒂固的。这种封建功利思想，提出有一种“公平”的标准，就是“立多大的功，做多大的官”，认为一个人官职的大小，应该取决于他过去立功的大小，这样才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很多人批评皇帝“杀功臣”，他们对皇帝杀没有什么功劳的大臣并不批评，可是对于杀有功劳的“功臣”，就怨声四起。
毛泽东搞的文革，不仅是要破碎老干部们“打江山，坐江山”的美梦，而且还违反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功利思想，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干部子弟学生，贴出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于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幅对联当时被称为“鬼见愁”，因为它借用毛泽东提倡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宣扬血统论，让那些想批血统论的人很难下手，没办法，所以称为“鬼见愁”。
“鬼见愁”对联成为老红卫兵们发起“教育体制革命”的引爆剂。8月1日晚，北航附中的学生把对联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北京主要髙等院校，凡是校园内出现“鬼见愁”对联的，都发生了相互对立激烈的辩论。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辩论双方的代表，委婉地批评了“鬼见愁”对联。对联的支持者听了陈伯达的批评，犹如火上浇油，掀起更大的捍卫对联行动。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呼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样就使得这场关于对联的辩论更加激烈。【待续】
红卫兵登场（28）
【接前】据老红卫兵刘辉宣回忆说：【从1966年7月到10月，关于“鬼见愁”对联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就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地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马上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的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8月6日，在天桥剧场召开“对联辩论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靑等人对“鬼见愁”对联进行了温和的批评。江青的讲话，第二天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到了北京的很多学校，但这激怒了反对者，一些学校出现了撕掉江青讲话大字报的情况。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温和批评，根本无力扭转运动的形势，老红卫兵们掀起更为强烈的捍卫血统论行动。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对联在无形之中，也成了—些红卫兵组织的一种指导思想。为了表示红卫兵血统的高贵，把父兄的旧绿军服与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作为服装标志的风气，在中学红卫兵中流行开来了这些幼稚的孩子们穿上宽大而不合体的大人衣服，紧束着宽条皮带，有些人还登了一双又沉又大的黑皮靴，加上满嘴“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实在不怎么文明的字眼，和一副傲慢得不可一世的神态，“高贵”得俨然像活脱脱的流氓无产者。】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写了一篇著名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把血统论从学校进一步推广到社会上，引起更大范围的辩论。谭力夫是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他的《大字报》写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这一颗火星燃起来了熊熊烈火。有人说它“糟得很”，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好得很！”……，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
谭力夫提出把血统论“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教育制度的“本本和条条”，这就是老红卫兵们要搞文革的目的。8月20 日，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做了一次著名的讲话，更使他成为血统论的代表人物。【待续】
红卫兵登场（29）
【接前】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8月20 日，善于言词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滔滔不绝.一气呵成了数十分钟的闻名全国的讲话。谭力夫的讲话很快风靡北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人用红纸转抄，而且张贴在路人皆过的要道旁。谭力夫的讲话对外地的影响就更大了。它一出笼，便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几乎无处不流传着谭力夫的讲话。以福建省为例，那里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谭力夫讲话”很好，有的単位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谭力夫讲话”。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全省就复制了几十万份“谭力夫讲话”，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
谭力夫的讲话之所以有巨大的煽动性，是因为他讲话的风格粗暴大胆，很有“革命家”的味道。由于谭力夫讲话原文很长，这里只引用几段。谭力夫说：
【说到高考制度的改革，有人躲在被窝里哭，说：“贯彻阶级路线，我的前途完了，我家庭的前途完了！”在这十七年里，对你们也太宽宏大量了，你那个家还不完？早就他妈的该完了！有人大讲什么“平等、博爱”，在阶级社会中，哪有什么“平等、博爱”？我们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世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现在，我们对你们的反动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
谭力夫这段话是讲话的核心，对家庭出身血统论为标准的教育制度的正当性作出了解释。谭力夫又说：
【少奇同志说：半年不上课，白吃饭，让我们干什么呀？是让我们干革命的。吃着人民给的饭，穿着人民给的衣，住着人民建造的高楼大厦，你们整天想什么？你们认为可以拖，搞舆论准备，你们准备什么？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我们绝不答应！】
谭力夫8月20日的讲话，多次故意提到刘少奇。因为在两天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一起接见了红卫兵，这次报纸登出的中央领导人排名上，刘少奇从第二位落到了第八位，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不少人为刘少奇地位下落忿忿不平。这些人出于封建功利思想，认为如果只是林彪和周恩来这样有很大功劳的人排名在刘少奇之前，他们还可以接受，而陶铸、陈伯达这些没有什么功劳的无名小辈，居然也排名在刘少奇之前，他们就感到不公平了，所以要替刘少奇“讨个公平”。【待续】
红卫兵登场（30）
【接前】谭力夫说“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其实正是他们这些人，要把毛泽东的文革引向歧途。谭力夫接着说：
【没办法，立场不一样，结论就很不相同。有人对黑帮不恨，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他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这里谭力夫是公开为刘少奇的工作组喊冤叫屈，为老革命同志“犯错误”鸣不平。他所谓的“老革命同志犯错误”，主要指的是刘少奇。谭力夫继续说：
【我看少奇同志讲的对，只有我们下台，让他们上台。有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理这一套，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
谭力夫这段话更是公然支持下了台的刘少奇。谭力夫最后说：“我造反是造定了，骂也骂了，人也得罪了，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有毛主席给我们做主，有革命前辈给我们撑腰，有亿万工农兵和我们一起战斗。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有人空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看要具体化，第一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谭力夫把血统论，上升到“党的阶级路线”，更上升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使他的反对派难于驳倒他，所以谭力夫讲话得到很多人的狂热吹捧。关于谭力夫讲话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
【在一部分人狂热吹捧谭力夫讲话之后，以出身决定一切的风潮越刮越猛。上火车、汽车要报出身，进商店、旅店要报出身，到医院就医也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理”当拒之门外。那些既不会戴上红卫兵袖标去唬人，又不会说假话去骗人的人，成了最悲惨的牺牲品。
谭力夫讲话后不久，正值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这次劳动就成了贯彻谭力夫讲话的实验场。非“红五类”出身的人被编在一组，由红卫兵组织自认为最厉害的同伴带队，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着他们，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脏、最繁重，甚至是力所不及的活。有的红卫兵还高喊“自来红万岁！”的口号，不仅剥夺了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挂毛泽东像章，唱语录歌，读语录的权利，而且将他们的毛主席语录本也没收了。】【待续】
红卫兵登场（31）
【接前】血统论在全国的喧嚣，毛泽东当然知道。毛泽东也清楚，对于这些高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红卫兵来说，搞“血统论”主要目的，是希望用家庭出身把非红色干部出身的人，挤出大学之外，以保证他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有比较好的前途。可是这些以中学生为主的干部子弟并没有意识到，“血统论”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吹捧，是因为它触及到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软肋，一些人正好在利用“血统论”来作为他们自己的保护伞。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阶级是按照人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与人的品德好坏无关。比如一个贫农出身的人，他干了杀人放火贩毒的坏事，但他的出身依然是贫农，贫农干了坏事，家庭出身不可能就变成富农或地主。同样，一个老革命红色家庭出身的人，他即使腐化堕落干了坏事，他的出身依然是革命干部，不可能变成地主或资本家。
中国传统的观念，好人和坏人，是按照人的品德来区分的。不管是贫农也好，地主也好，品德好的就是好人，品德坏的就是坏人。可是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无产阶级就是好人，资产阶级就是坏人，这样一来，贫农中间的人品坏的贫农也成了好人，而地主中间的人品好的地主也成了坏人。阶级斗争理论，不管人品的好坏，认为偷鸡摸狗的流氓无产者，也比遵纪守法的资本家更“好”，这就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传统。
阶级斗争理论的最大难题，是出在干部官员的问题上。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论，把“官”分成清官和贪官两类，认为政治斗争就是清官和贪官的斗争，中国的历史书也是按照清官与贪官的斗争模式来写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一场清官与贪官的斗争戏。可是阶级斗争理论把清官和贪官都否定了，认为只要是“官”，都是坏的，甚至清官比贪官更坏。
马克思生活在共产党没有掌权的时代，所有的“官”说成是坏人，倒也问题不大。可是一旦当共产党自己掌权了，那么共产党的官，又怎么来定位呢？根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官都是属于无产阶级，那么共产党的官，理所当然都是好人。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共产党官员，腐败堕落，变成了贪官。那么又怎么处分这些贪官呢？根据阶级理论，曾经革命立过功劳的老干部，不管是否堕落腐败，都是“自来红”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老干部即使成了腐败贪官了，也不会变成资产阶级，依然属于无产阶级。
所谓“血统论”，就是强调堕落腐败的共产党干部，依然属于无产阶级，那么与堕落腐败干部的斗争，就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阶级内部的人民内部矛盾。既然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那就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去对付这些堕落腐败的干部。【待续】
红卫兵登场（32）
【接前】而且，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人品坏的堕落腐败的无产阶级干部，也比人品好的地主资本家更好，所以阶级斗争的重点和焦点，不应该是人品坏的堕落腐败干部，而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干部们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可以得到一把“无产阶级”的保护伞，都可以要求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腐败堕落干部。因此这样宣扬“血统论”，也就是间接地保护了共产党的干部。
刘少奇的“阶级敌人”概念，指的是剥削阶级出身的地主、富农、资本家，或者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符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而毛泽东发动时的“阶级敌人”概念，主要是指的共产党内的堕落腐败分子，特别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走资派”。显然，走资派不属于是资产阶级，因此毛泽东把与“走资派”的斗争，上升为“阶级斗争”，遇到了理论上的难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报纸上是把“走资派”与“阶级敌人”并列，当时报纸的提法是：“坚决地粉碎走资派的进攻，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到了1975年，82岁的毛泽东，终于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党内资产阶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其内涵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清官贪官”理论，认为党内存在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是好人集团，是“党内无产阶级”，他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个集团是坏人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他们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提出“党内资产阶级”，是一种新的阶级理论，并不符合正统的马克思阶级理论。但是真正的现实生活中，毛泽东的新阶级理论，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
当时中国的报纸，这样解释毛泽东的新阶级理论，说：【党内有一些人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继续革命了。不前进，就会倒退；不革命，就会搞复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列宁曾指出：“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我们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了，现在该轮到我了。’党内的走资派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再把话题转到1966年的时候，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发明他的新阶级理论，对于谭力夫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解释血统论，毛泽东很为难，只好采用“不争论”的策略。当时江青作为毛泽东代言人，说了很多毛泽东想说，但又不好直接说的意见。1966年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时，有人给她递条子，说北大准备成立以家庭出身为标准的“贫协”，江青说：“我建议凡是工农出身的子弟、革干子弟，不要再搞什么分裂活动，上人家的当了，我们怀疑又有什么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待续】
红卫兵登场（33）
【接前】据当时的红卫兵头头卜大华回忆，在8月6日北京天桥剧场的血统论对联的辩论大会之后，江青把他们几个学生叫到舞台后面的演员化妆室谈话。卜大华说：
【有4个学生，我一个，彭小蒙一个，还有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我进去时，江青正在批评刘平平，说：“平平，听说你在你们学校镇压革命学生了？ 你应当向他们道歉，你应该为他们平反。”刘平平一句话没说，好像被说哭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的身份，后来彭小蒙告诉我，她是刘少奇的女儿。江青批评完刘平平之后，对我们说：“我还要跟你们讲一下对联的事情，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再去讲对联的事情了，这样你们会给我们找麻烦，现在我们是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可是背后还有人给我们捅刀子。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内部意见也不一致。】
江青这些话，也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思，希望红卫兵们不要讲血统论对联的事情了，可是这些红卫兵根本不听。江青说“背后还有人给我们捅刀子”。指的是有人利用血统论来向毛泽东的文革发难。毛泽东也知道，他发动起来的红卫兵已经被别人利用了，这些高干出身的老红卫兵，要把毛泽东准备打倒走资派的文革，引入“阶级斗争”的歧途。
但是毛泽东也不能镇压这些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因为这样就犯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第二把手的理由，就是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如毛泽东也镇压红卫兵，那就等于是自打嘴巴了。可是不镇压这些红卫兵，任凭他们把血统论宣扬下去，那么毛泽东的文革也就前功尽弃了。
这时，毛泽东想出一个红卫兵运动两步走的计策，也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计策。他不但不镇压这些老红卫兵，而且相反，鼓励他们把运动搞大。毛泽东指望的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只有依靠这些人才能打倒老干部们。可是一般的平民学生，早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整”怕了，他们不敢轻易起来造反，还在观望。
因此毛泽东要把红卫兵运动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借助这些胆子大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带头起来造反，把运动搞大，这样才能带动和鼓励平民子弟红卫兵也起来造反。一旦平民子弟红卫兵起来造反了，他们在人数上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完全能压倒高干子弟红卫兵。那时，毛泽东就进入第二步，利用平民子弟红卫兵，来打倒高干子弟红卫兵，进而打倒党内的走资派。
这样一来，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大造声势，把平民子弟的红卫兵鼓动起来。而大造声势的最好办法，就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出面来造声势。1966年8月10日晚，毛泽东来到中央群众上访接待站，向前来上访的群众挥手致意，并讲话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这里说的“你们”，指的是一般的平民，因为高干子弟们早就关心国家大事了，而很多平民们还没有，或者不敢关心国家大事。因此毛泽东号召平民们起来关心国家大事，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