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
为纪念八路军、新四军成立80周年，中国军网微信特推出专家系列稿件，从不同视角介绍历史上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正式实行军衔制度。但是，当时八路军、新四军部分人员曾有过军衔，有些高级干部还佩戴过缀有金星的中将、少将领章。而且，抗战初期和抗战胜利后，在八路军、新四军中还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度，只是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八路军、新四军改编之初干部曾有过军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等，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并且，按照国民革命军的军衔等级，给各级干部都授了军衔。
红军在云阳镇举行改编誓师大会。
开国中将陈先瑞曾回忆1937年12月毛主席在抗大对他说过：“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敲警钟，就会犯错误……”
从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师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关于营以上干部履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的高、中级干部均有军衔：师长、副师长为中将；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一般为少将；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一般为上校。如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均为中将；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等均为少将；一二○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一二○师雁北游击支队支队长宋时轮等均为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少校以上干部战绩的报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六八六团团长杨勇等均为上校。
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右）、副师长萧克。
1955年的海军少将卢仁灿曾回忆自己在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时有过上校军衔：“当时，三八五旅共有3人分别被授予少将的军衔，他们分别是旅长陈锡联、旅政治委员谢富治以及担任副旅长职务的民主人士赵辉楼。那时不设大校，我和旅参谋长曾绍山、政治部副主任赵月舫被授予上校军衔，为旅里仅次于3位少将的最高职衔。”
开国中将廖汉生将军曾回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仿照其他部队的标准，也给八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封了一些军衔。我担任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副团长，上校军衔，没有佩戴军衔标志，只是在准备对外联络用的名片上印着‘上校副团长’几个字。八路军内部并不准备实行这一套。”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师以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八路军总部派出了8人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是彭雪枫（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代表八路军总部，少将衔）、周昆（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少将衔）、边章五（代表八路军一二○师，少将衔）、张经武（代表八路军一二九师，少将衔）参加参谋长会议；罗瑞卿（以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组织部长名义，上校衔）、张爱萍（以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上校衔）、欧阳毅（以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上校衔）、谭政（以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身份，上校衔）参加政治部主任会议。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主要见于履历表、报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但也有不少人对自己的军衔并没有印象。开国少将王兆相在回忆录中提到：记得我被任命为警六团团长时，没有关于军衔的命令，也没有附带说明。但近年来我在写回忆录时，发现了一份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的电报，这份电报是发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发报时间是1938年2月6日，内容为介绍警六团营以上干部配备情况。其第一条是：“上校团长王兆相，三十岁。”不过在印象中，我没有接到过授予我上校军衔的通知，也没见过八路军的各级干部佩戴军衔。
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只是在抗战初中期有过记载。据1941年3月12日，新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关于整军工作的报告提纲》，其中，“第四，将校以上官佐简历表” 可见，此时八路军干部简历中还有军衔等级，以后就逐渐不再提军衔而只提干部的职务了。
当然，因工作需要，八路军、新四军一些干部在抗战中后期也都使用军衔。据一个“日本八路”——反战士兵水田靖夫回忆：他在1940年梁山战役中被八路军俘虏，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旅长杨勇送他一个笔记本，署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杨勇”。
抗战时期的“陆军少将”杨勇。
少数八路军、新四军干部佩戴过军衔
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一文中写道：“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 说明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佩戴过军衔标志。不过，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一时期佩戴过军衔的只是少数指挥员，如北伐名将叶挺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临危受命，于1937年10月出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
身穿中将军服的叶挺将军。
另外，一些高级将领因工作需要也曾佩戴过军衔领章。如徐海东将军抗战初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9年下半年，中央研究决定，要徐海东到华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那时，刘少奇也要到华中赴任。怎样才能保证少奇同志安全到华中呢？中央决定，徐海东以中共中央检查新四军工作组组长的名义，少奇化名胡服，以“秘书”身份，“跟随”徐海东到华中。在路上，遇到一些麻烦，多亏徐海东的少将军服，才化险为夷。
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另外，根据一些回忆史料，这一时期我军的一些初中级指挥员也佩戴过军衔标志。开国少将王直在新四军成立之初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四连指导员，“在任指导员期间，最让我头疼的工作就是佩戴国民党军帽徽和军衔。我当时被授予上尉军衔，不是我嫌这个军衔低，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由于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出部分干部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们也曾有过军衔。如周恩来就曾有过中将军衔。周恩来那时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蒋介石为表示与各党派的团结和笼络人心，特邀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还授给他中将军衔。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机关已迁至武汉，周恩来住进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当时，长江局大楼内住有两名中将，即周恩来和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还有四个高级参谋即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均为少将衔。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曾口占一对联：“一门两中将，三楼四参谋。”另外，受国民政府之邀，郭沫若于1937年9月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军衔中将，但也有资料说是少将的。叶浅予在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我在武汉参加郭沫若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我的军衔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汉都是少将。”不过，他们当时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所以他们的军衔不属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衔。
佩戴中将领章的周恩来。
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
抗战初期，为了与国民党军打交道方便，在国统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有过军衔。如《毛泽东选集》中提到的在1939年6月12日“平江惨案”中被国民党军杀害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副官罗梓铭，军衔分别为上校和少校。
伍修权将军回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迎接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我们马上把他们安置下来，然后给他们发八路军的军衣和符号，还给每人起一个假名字。根据各人的年龄和身份，每人安上个适当的军衔和官职，最小的给个少尉，也有中尉、上尉，最高是少校，因为我自己当时挂的是个上校军衔。”
张震上将在回忆录中提到：（1937年）8月30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原成成中学正式挂牌办公。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驻晋办事处主任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我以八路军总部少校参谋的身份，负责联络、接待工作，并兼任办事处总务科科长……八路军少将高级参谋边章五也在这里。国民党军的军衔、标志，是要自己到街上去买的，回来报销。我那时不知道军衔如何佩戴，便问商店老板。他很吃惊，说：“当官的自已还不知道?”我也就不好再细问。
彭雪枫的少将军服。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拟实行军衔制度
1937年8月1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工农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际，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红军的改编在某些制度上有了原则上的改变（如采用官阶制度等）。”所谓“官阶制度”，就是当时军衔制的别称。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鉴于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并中央书记处，询问“干部之等级可否行施规定”，提出“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解决。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三等九级制），这可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同年5月30日，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颁发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对八路军、新四军建立等级制度的重要性及其特点，评定标准、办法和批准权限等均作了说明。同时，为配合等级评定，还制定并公布了八路军编制表和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训令》指出：“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以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训令》规定了三项评级标准，即：“历史长而且革命意识坚强；能力强，工作热情高；现任职务。”
这次拟议的军衔等级，是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衔级设置的，为六等十六级：
将官：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准尉；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上等兵胸章。
《训令》发布后，中央军委于同年8月20日又发出《重新规定部队等级制度的指示》，要求在评级时，“不拘于一般军队的成规，不迁就国民党的制度，按照我军之特殊性质，以便于确立指挥关系和工作关系及增进团结为原则”；“战斗员不宜分等级”等。基于以上要求，八路军领导机关和部分正规部队曾进行了评衔活动，东北抗日联军也做了实施军衔制的准备工作。但是，正规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受当时的物质条件制约，与部队的稳定、集中程度密不可分。艰苦而频繁的作战环境，使各部队无法集中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评衔工作。因此，当时除了驻国统区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而授了军衔之外，整个部队由于“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评衔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942年2月3日，有的军区在关于《精兵政策及等级制度的布置》指示中，还在做评级评衔的具体要求。
1942年八路军反“五一大扫荡”作战。
1941年和1942年的两年间，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阶段，授衔工作不可能继续进行。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军事斗争形势，联名给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山东纵队，发出《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征求意见电，请各战略单位领导同志发表意见。
各地：
关于军队中干部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有的同志主张现在实行，有的同志主张暂不实行，我们认为等级军衔之划分，与否各有利弊。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于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易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规定以为不妥。再则，艰苦环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同患难，等级之明白划分，在缺乏长期深入解释时，亦难免有碍干部之间团结。因此，我们起草的内务条令之草案上暂时不划分干部之等级军衔。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中央、军委
1942年4月24日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发出后，各部队均作出反应，表示拥护中央不划分等级的指示。如八路军总部发给军委并各兵团的电文《同意暂不分官衔等级》：
军委并告各兵团：
关于军队干部军职等级问题，同意暂时不分官衔等级。各级干部之津贴仍照前规定发给，以免生风波。
彭、左、罗
1942年5月11日
（彭、左、罗：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
新四军军部给军委的电文《同意军队目前不划分等级》：
毛、朱、王、叶：
关于军队中干部等级（将校尉）问题，目前我们同意不划分等级。谨复。
陈、饶、赖
1942年5月3日
（毛、朱、王、叶：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陈、饶、赖：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参谋长赖传珠）
八路军一二〇师给军委及八路军总部的《关于军衔等级问题的报告》：
军委、贺、并彭、左：
关于我军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我们同意军委廿四日电暂时不定。除军委廿四日电理由外，我们补充以下理由：我军现实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扩大，有时缩小，部队的流动性和干部的流动性很大，猛烈扩大时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通讯员马上升为连长、营长，至缩编（缩小）时，剩下红边黄边一大堆不好分配工作，又不得取消其军衔。升官易降级甚难，现时不定等级，干部对等级问题没有什么争执，如定了等级则会争执。故现时不定等级。利多弊少，如定了等级弊多利少，请考虑。
周、甘
1942年5月6日
（贺、彭、左：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周、甘：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鉴于种种原因，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次评级评衔工作，于1942年上半年基本停止。
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再次准备实行军衔制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两党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1946年1月31日，由国共两党、其它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协决议”，国民党接受了我党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决议规定实行“军队国家化”。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于1946年2月24日在《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现在我军各级干部即须执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第一期我军整编多少现尚未定，准备编成三十个至四十个师，恩来到各处时，请你们和他商量各区应编多少。这些师的干部，均将由中央政府按将校尉加委，其他保安部队干部及其余退伍残废军官，亦可由政府按将校尉加委，以后即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中央认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在将来国防部中占有一定地位”。
因此时全面内战还没开始，八路军、新四军番号仍继续使用。1946年3月7日，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军队官兵阶级说明与规定》，对新四军军衔设置、评衔原则和官兵阶级（军衔等级）作了明确规定：
一、国民党军队的阶级划分
国民党军队的阶级，军官分为将校尉三等九级，即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司务长介乎官兵之间为准尉。士兵分两等六级：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军官的阶级又分为现职与官佐两种，一般是官位比现职低，如上校团长任官中校。
二、我们这次审订军队阶级原则：
①参考国民党军队的阶级区分；
②军政首长官阶平行；
③基本上按我军现在职务并兼顾其资历；
④副职一般比首长低一级，地方比主力低一级；
三、我军军队军官士兵阶级区分的规定（根据原文及编制军衔表整理）：
新四军军长、政委为上将；
副军长、副政委为中将、上将；
参谋长为中将；
参谋处长为少将；
情报处长为少将；
政治部主任为中将；
副主任为中将、少将；
组织部长为少将，副部长为少将、上校；
宣传部长为少将，副部长为少将、上校；
保卫部长为少将，副部长为少将、上校；
联络部长为少将，副部长为上校、少将；
后勤部长为少将，副部长为少将、上校；
供给部长为少将，副部长为少将、上校；
卫生部长为少将，副部长为少将、上校；
师长、师政委，军区司令员、政委为中将；
副师长为少将；
师参谋长为少将；
师政治部主任少将；
旅长、旅政委为少将；
副旅长为上校；
旅参谋长为上校；
旅政治部主任为上校；
团长、团政委为上校；
副团长、团参谋长、团政治处主任为中校；
营长、教导员、特种兵副营长为少校，
副营长、副教导员为上尉、少校；
连长、指导员为上尉、少校，
副连长、副指导员为中尉、上尉；
排长为中尉、少尉；
副排长为少尉、准尉；
管理排长（司务长）为准尉；
连机炮班长为上士、中士；
炊事班长为下士、中士；
甲种班班长为上士，副班长为中士；
乙种班班长为中士，副班长为下士；
丙种班班长为中士、下士，副班长为下士、上等兵
二年半以上战士为上等兵；
一年以上战士为一等兵；
一年以下战士为二等兵。
（说明：按当时的新四军整编方案，一个步兵连辖一、二、三、管理4个排和连机炮班，每个步兵排辖甲、乙、丙种步兵班各一个。甲种班（又称机炮班）有12人、掷弹筒1具、轻机枪1挺、步枪8支（其中2支能发射枪榴弹），乙种班（又称轻机班或小炮班）有12人、掷弹筒1具或轻机枪1挺、步枪10支（其中3支能发射枪榴弹），丙种班（又称步枪班）有12人、步枪12支（其中4支能发射枪榴弹）。每个连的9个战斗班，1、4、7班为甲种，2、5、8班为乙种，3、6、9班为丙种。）
这是一个从军长到新战士的完整明确的编制军衔体系。其中，师长、团长、营长、连长分别为少将、上校、少校、上尉，与传统“惯例”相同。但是，按照这个评衔规定，新四军的军长陈毅，甚至副军长张云逸都可以评授上将军衔。我们知道，军长的军衔，世界各国大都是中将。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军长一般也是中将，新四军首任军长叶挺也是中将。新中国成立后，我军两次实行军衔制时，军长一般为少将。那么，为什么当时新四军军长的军衔定得这么高呢？这要从部队的编制规模说起。新四军在组建之初只有1万余人，经过抗日战争的战斗洗礼，到抗战胜利，已发展为下辖几十个旅，总数31万人的庞大军团。尽管新四军此时仍沿用最初的番号，名义上还是一个军，但实际上已是相当于方面军一级的战略军团，规模比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集团军大得多。国民党的集团军平均不到10万人，而集团军总司令的军衔一般是上将或中将。因此，新四军军长评授上将军衔，比较合适。
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
八路军、新四军这次评衔工作刚刚开展不久，蒋介石便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此项工作只得停止。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未能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第一批“三星将军”。不过，未出10年，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陈毅、张云逸分别被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
虽然八路军、新四军历史上这两次拟议的军衔制度最终都未能实现，但通过这两次军衔制的酝酿准备，为我军日后的干部工作制度化、干部队伍的正规化建设作了有益的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军衔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