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说说中共对待香港的态度
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真正的施者应该不会有这种要求，而被施者只要不是恩将仇报，做到做不到“涌泉”倒也无所谓。相反，有自称没有他别人就吃不上饭的“恩人”，要求纳税人不停的 “涌泉”，实在有点缺德。中共这个鼓吹不停报恩的人，却是一个典型的忘恩负义者。
对苏联老大哥翻脸不认，化盟友为敌，甚至兵戎相见。
一衣带水的邻居日本,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却被紧抓历史旧账不放，成为不断煽动爱国主义情绪的攻击对象。
农民昔为革命靠山，困难时期却成为挨宰牛羊，被饿死几千万。
朝为座上宾，暮为阶下囚，解放前投靠中共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解放后被打成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反党反革命分子、臭老九，受尽了丑化、侮辱。
香港的特殊地位，使狡诈的中共如获至宝，苦心经营，而当香港的特殊价值降低之后，却如弃弊履地对待香港，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对香港人作威作福。
早期的中共就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共产党人在1927年“412”时被以反对政府或企图“颠覆国家”罪遭到蒋介石屠杀，这时香港就成为他们的避难所。例如，中共广东区委就迁至香港。81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贺龙、叶挺、刘伯承、、周恩来、聂荣臻等一大批“叛乱分子”逃到香港，部分“起义”人员通过香港转移。如果没有香港特殊地位的荫庇，周恩来等早没命了，何来日后总理、元帅呢？中共还在香港建立了秘密“红色”交通线，用于：传送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来往的文件，护送大批干部安全进入中央苏区。在秘密交通线沿途向苏区输送物资，主要有布匹、食盐、药品、纸张，以及电信、印刷、等器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物资匮乏的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地理环境，开展对海外华侨和香港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香港成为国际援华物资的中转站，捐款和救援物资源源不断运达香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物资和资金；中共在香港创办的《华商报》，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等刊物成为中共对外宣传的重要阵地，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的同时，扩大了中共在华侨中和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中共夺取政权后，许多专家技术人才和知名人士，都是转道香港回到了新中国怀抱。在蒋介石撤退台湾后，唯一联系渠道就是通过香港转换情报消息的。香港为前期中国的外贸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香港几乎成了中国唯一对西方进行贸易的窗口。通过香港，中国得到了部分工业设备、紧缺物资和战略物资，还通过香港向国外购买粮食、棉花等生活资料。其次，香港帮助中国大陆获得了大量急需的外汇。香港居民与内地有密切联系，其汇款是一笔可观的数目，还有全世界华侨通过香港向国内亲友的大量的外汇汇款。从香港获得的外汇，是当时中国外贸所需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因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桥梁作用，当时香港一度被称为“东方的柏林”。
在改革开放时期，香港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香港工商界人士在内地对外开放中创造了许多第一，例如1978年第一家由境外人士开办的工厂-珠海香洲毛纺厂，1980年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1983年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酒店，并因此发挥出巨大的示范效应，激发了外商投资中国的信心，带动世界各地的企业家随后纷至沓来。1979年至2007年，内地累计吸收香港直接投资项目28.85万个，实际使用港资累计3085.33亿美元，占内地引进外资项目和实际利用外资的45.2%和40.4%。在80年代中期，港资曾占到内地利用外资比重的60%-80%，香港是内地最大的海外筹资中心。 朱镕基说：“香港曾经扮演着亚洲金融中心地位的作用，同时，也在其它领域里是一个文明的国际城市。我想这种优势香港并没有丧失。特别是在70、80年代的时候，香港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作出的贡献是第一位的。”在改革开放初前期一段时间，港澳资曾占到内地吸收外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时至今日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总数已达数百家，累计筹集资金超过数万亿港元。香港人的经营理念、方式和经验很容易被中国大陆借鉴和吸收，而且对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内地的许多方面的规划和管理都大量借鉴了香港的经验。
香港在中共出生起到发展的各个时期对中共都有养护之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贡献极大，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可是当香港在中共心目中的地位降低之后，却如弃弊履地对待香港。香港的特殊地位或特殊性在于：香港不归大陆的当权者管理，西方的民主和法制体系已在香港运行，香港与西方国家经济体系相同，两者交往密切。中共正是巧妙地利用了香港这种特殊地位，在不同的阶段都为自己谋取了最大利益。在香港回归时，邓小平所以答应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保留50年不变（一国两制），就是因为香港那时对中共还有利用价值。现在中国经济是世界老二，中共认为香港这个对外窗口已经没有价值；而香港的民主与法制制度与中共一党独裁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害怕这个火种可能导致星火燎原；香港人对64事件的态度使中共感到这个中共以前的避风港，现在有可能成为大陆反中共独裁人士的避难所。中共这个白眼狼完全忘记了香港在中共各个时期的养护之功，践踏一国两制的承诺，迫不及待地想把中共独裁的那一套强加给香港，对香港人合理要求不屑一顾或蛮横拒绝。
在2002年，中共逼迫香港政府为基本法的二十三條（国家安全）立法，企图以叛国罪、煽动叛乱罪、颠覆国家罪等莫须有罪名，打压、威胁和剥夺香港人的基本人权、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在香港人的反对下悬在那里。
在2012年，中共逼迫香港政府“國民教育計劃”，企图在教材中塞入中共的观点對香港中小學進行洗腦，剥夺学校自主选择权利。在香港人的反对下悬在那里。
在2014年，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运动（雨伞运动），其主要诉求是要中共撤回候选人提名方案，争取特首和立法会一人一票的选举权。有数以百万计示威者自发占据多个主要干道进行静坐及游行，但示威者的民主诉求全部被中共拒绝，在中共的打压下运动以失败告终。
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陆续失踪，失踪半个月到3个月后，全部人员证实身处中国大陆并受有关当局控制。事件牵涉中共官方人员跨境绑架，令香港人担忧“一国两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人身自由受到破坏。据说原因只是因为书店准备出一本关于习近平生活的书。
现在香港发生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反对把香港人（罪犯）引渡到中国受审，害怕中共任意罗织罪名打压、迫害不同意见者。对香港人的维权行动，中共恼羞成怒，大肆辱骂，甚至以武力威胁。
面对现实，香港人知道，再不走出来抗争，明天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发声。
“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中共5毛爱国贼言行就是很好地一个证明。对香港人争取人权、民主、自由的行动，本来5毛们应该支持，因为他们是人，也应该需要拥有这些，而在中共一党独裁统治下都是可遇不可求。这次脑残5毛倾巢而出，对香港人杀声连连，意欲血流成河才高兴，完全是文革红卫兵或法西斯冲锋队的架势，一幅奴才与疯狗合二为一的绝妙照相。
中共对香港各方面的渗透是无孔不入，对香港媒体通过注资收买或是利益输送或是威逼恐吓使之变为中共的传声筒和留声机，对香港的精英、富豪大款和政府官员通过封官许愿或钱财引诱使之变为“中共地下党员”，〝中联办〞已俨然成为香港政府的太上皇。中共感觉自己已经“气大财粗”，又有哈巴狗、帮凶支持，根本不把香港人的感受当回事，把港人治港和崇尚民主自由的要求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本来对一国两制就是阳奉阴违，现在则嫌50年太久，大有半途而废之图谋，狼子野心香港人不得不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