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年龄分段，7至17岁都应该是少年，我这儿把小学阶段都归入童年了。初小还是可以称为童年的而从高小就应该归入少年阶段了。从安吉路小学毕业，当时小学五年半，寒假后进入就近的杭十二中，然而两个星期后就告别了十二中随父母下放到了乌镇。这段经历在我的其它文章中有叙述。
一. 背井离乡
“在70年代初的一个异常寒冷的早春，我随我的右派父母登上了京杭大运河的轮船，连同所有的家具被以连根拔的方式下放到了乌镇。天阴冷阴冷的如同父母的心，而不谙世事的我摇曳在又黑又臭的运河水上却满怀新奇。那年我上初一。
我的新家在一座破落的地主大院里。经过一段长长的窄窄的石板路，推开一扇很不起眼的木头门，一进又一进，一弯又一弯，底层的一间暗不拉叽的房间就是。门外有一小天井，围墙高耸，我们一家顿时变为井底之蛙。”
乌镇由东、南 、西、北栅构成。贯穿南北栅的京杭大运河和连接东西栅的运河支流东市河西市河将小镇呈现为一个规整的十字形水乡。然而乍到水乡用水却成为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位于北栅的新家连井水都没有就更别提自来水了。唯一的水源就是贯穿南北栅的运河。穿过石板路去到对街河埠头，人们在这儿洗菜洗衣涮马桶，赶上大轮船驶过得赶快跳离以避开溅起的波浪。我们一桶桶地把浑浊的水拎到屋里倒入水缸，加入明矾来净化水质。
从此，我母亲由文人变成了巣丝厂的一名工人，干着体力活；我父亲去了水泥厂，因为父亲青年时代在上海读书，搞地下党工作，有不少同学朋友仍在上海。生产水泥需要大量的矿渣，上海有最丰富的资源，为了利用我父亲的人脉，我父亲有幸当了多年的采购员，为水泥厂立下了汗马功劳。水泥厂的领导人不错，很质朴，没有为难过我父亲。可巣丝厂当时的头儿很势利，我母亲在精神上和体力上没有少吃苦；后来几年随着形势的变化我母亲被调做图书室管理员，境遇有所改善。
二. 乌镇中学
安顿下来我进入乌镇中学读书。刚入学，由于从大城市来，成绩又好，尤其是英语。在安吉路小学四年级就开英语课了，Long live Chairman Mao 那是脱口就出的，同学们对我的那个崇拜啊，大大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可是好景不长，渐渐地我的家庭背景被挖了出来，我的日子就没那么如意了。有些同学及个别老师开始刁难，歧视，这个活动我不能参加，那个小组我不被接纳。所幸的是大部分老师对我还不错，可能是知识份子之故吧。其中有一位教政治的安徽人陆老师对我最好，在我班上夸我夸得不过瘾还到别的班上夸。农忙下乡劳动，陆老师背的铺盖下总吊着一把二胡。我一直猜想他一定也和我父母一样是发配下来的沦落人。其他我还记得蒋老师，一位老教育家，喜欢去我家家访，大概和我父母心心相惜借机聊聊吧。遗憾的是后来在我离开任教的浙江医科大学赴美的前一天蒋老师的大儿子因患癌来杭州找到我。我赶去医院看望了一次并托我曾经的学生一位深资医生关照，第二天飞往美国此后就断了联系，愧对蒋老师。南开大学毕业的教化学的皇浦老师，一位非常害羞的帅气英俊的年轻男老师，上课从不提问女生，除非有其他老师听课，此时我是唯一有可能被提问的女生，因为我不会令他难堪吧。我不喜欢化学课，可奇怪的是我总考满分。听说后来皇浦老师成为桐乡市某重点中学的校长，事迹还登过报。还有教会学校出来的教英语的上海人徐老师；娇小的身材，永远一张笑眯眯的娃娃脸。有一次上课纪律太差，她使劲把黑板擦往讲台上一拍，谁料学生没有被镇住，她自己噗哧一声先笑出声来。还有教数学的顾老师，她的家就在我们教室对面，永远是乱糟糟的。但就是她，有本领将我从讨厌数学课变成在其它课上做数学作业。我的一生中只有她教的这两年我是喜欢数学的。
而当年乌镇中学也有两位我印象很深的老师。一位是语文老师，不学无术却昂着头自以为是。一次我故意问他 “一衣带水” 是什么意思，他居然答不上来。当然从此我也得不到好脸色。还有一位班主任老师，非常势利，传言说她原来是一个宾馆的服务员，凭关系调来的。下乡农忙，她要求我们一人必须割完一垄稻子，我们很气愤，故意给她也留了一垄。结果我们同学间帮衬着都完成了，只有她那一垄还有一大半没割完呢。我们嘻嘻哈哈地抛下她去食堂吃午饭了。她裤子后面裂了一口子，却没有人愿意提醒她。后来她被调走了，我们全班雀跃狂喜。
在乌镇中学的初高中时代，我们每年都要去农村或农场参加农忙和双抢。农忙是深秋收割晚稻的时节，赤脚在冰冷的水田里，低头割稻鼻膜炎令我鼻塞头疼，而高挽裤腿的裸露的小腿常常被蚂蟥叮着黑黑一片，手一抹留下一片血迹。双抢是七、八月份收割早稻，犁田并插播秧苗。学过开拖拉机，也用手直接抓猪粪羊粪抛洒施肥。为了洗去手上的臭味，在河边使劲地用香皂一遍遍地洗手，可是越洗越难闻，那香臭混合的气味还不如单纯的臭味呢！比较而言割稻最累，低头弯腰埋在无边无际的稻海里，汗水像雨水般地滚落，迷糊了眼睛，一个不小心就会被镰刀割破手。而插秧更有技术含量。光脚跨肩宽踩在水田里，手里抓一大把秧苗，匀称地一小撮一小撮地间距两拳左右分插下去，从左到右一个人的跨度约是六撮。割稻是往前进，茬要割齐；而插秧则是往后退，横竖都要一线，绿油油笔笔直的一排排很有成就感。除此印象深刻的是学兽医，为农户的猪羊打瘟疫预防针。羊很温顺，但由于是在脖子上扎针，针一扎入羊脖子似乎能触碰到骨头，令人手软。最害怕的是给母猪打针，记得有一次好不容易将针扎准了猪脖子，结果那头母猪凶狠地扭过头冲将出栏，脖子上还带着针头。还有一次一位老奶奶不愿意让我们给她家的畜牧打针，我们动员她说：不打针它们都会得瘟疫死的。结果老人火冒三丈地把我们轰了出来，还是孩子的我们犯忌了。
最艰苦的是到农村生产队去，没有食堂没有水洗澡。只好到小河里用脸盆打一盆黄泥水勉强擦擦身。相比之下农场的条件要好得多，虽然打地铺但有食堂有淋浴，而且还有一些杭州知青，所以感觉亲切。
有一次到一生产队去参加半个月的双抢，条件特别差，结果一大半同学表现不好一周不到就被撵回了家，而我是属于表现好被留下来的。我边点着十滴水边劳动还傻里吧唧地为能留下来而自豪呢！
每次下去劳动大部分同学都会带炒米粉。田里回来来两匙干乎乎香喷喷的炒米粉是那么地满足。而我的炒米粉还参有一点芝麻粉，所以比别人的更加香甜。
那时提倡学工学农，所以除了农村我们还经常在校办厂劳动。当时乌镇中学有一个电瓷管厂，其中的一道初级工序是揉瓷泥。我虽为南方人也会做面食部分得益于此吧。瓷泥是否合格要看剖面是否有气孔，在一个大条桌上使劲揉加上搡打，才能夯实了。我现在揉面为了韧性好也会搡打几下。
一个中学生不能在课堂里好好学习几乎一半时间都在所谓的学工学农中度过。不过现在不分黑天白日埋在题海升学压力下的孩子或许还羡慕我们的当年呢！多么的丰富多彩呀！
在乌镇中学我也出过风头，每年的校运动会我都会在主席台上做播音。朗读新闻稿件，播送项目进程，诸如：参加XXX项目比赛的同学去某处报到，XXX项目已经开始，XXX项目取得了怎样怎样的成绩等等。当然我也参加比赛，我大多参加短跑，跳高和跨栏。参加过一次800米长跑，主席台上的老师们见我要暂时下去参加800米比赛都大为吃惊，担心不已，因为那时的我瘦得可怜。那次我拿到第五名。我还参加过游泳比赛，就在运河里，五十米宽的运河来回正好100米。没有泳衣穿着短裤短袖就下水了，可上岸狼狈万分恨不能有个地洞躲进去。
中学阶段由于父亲常去上海出差，我偶尔也会跟去。父亲带我去拜访他的故友们，看到父亲朋友家那些哥哥姐姐忙着学画学乐器我真的好羡慕，但我从未流露过，因为我知道以我的处境是不可能的。其实至今我依然是羡慕的，其中一位比我大三岁的姐姐现在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雕塑系主任，我还有当年我们互赠的她的相片呢。我从未停止过学画画和学会至少一样乐器的梦想。现在有条件了却没有了时间。盼望着退休后能实现梦想！
可惜那时没有网络，更别提微信了，中学毕业后与同学老师就几乎没有联系了。现在还记得的是一位性格很好也是我的好朋友的侯同学，一位大姐姐似的身体较弱的徐同学，和我一同出黑板报的沈同学; 还有一位学习优秀的也姓沈的同学，我还曾泛起过那么一点对他的好感呢。乌镇沈姓很多，出生于此的矛盾原名也姓沈，沈雁冰。另外一位已不记得姓名但仍记得相貌的女同学，此人貌美却极其势利，没有好感。到美国初期曾接到过一位我已忘却了的中学农村生的电话，说是从侯同学那儿碾转打听到我的电话。他想让我和他一块儿做出口香菇的生意，桐乡的香菇是有名的。92年我刚到美国满脑子是如何继续学业，哪儿会有做生意的念头啊，而且我也不是做生意的料。虽然他说不会可以学，但我还是婉拒了。如果当时有远见如今我可能就成富婆了，不过心里可能会空的。所以，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