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前夕
在返回武汉的火车上，我感到痔疮有些不对劲了，一阵阵地痛。自从在三年困难时期得了外痔后，逐渐发展转为内痔，不过好像一直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也从没管它。不料从去年夏天开始，痔疮就开始折磨人。每天都痛的要命，并且开始流脓。湖医二院的医生仔细检查后告诉我：“你的痔疮已经变成肛瘘了，需要动手术。”我一听说要在肛门上开刀，非常害怕，希望能尽量保守治疗。所以整个夏天就一直在用膏药敷着，病情也一直时好时坏。谁知这次在北京可能走路太多，就又发作了。
我在火车上睡不着。想了又想，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如果这痔疮在德国发作了，我该怎么办？那会引起多大麻烦！不行，我应当尽快做掉。然而，离出发只有三十来天了，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吗？这手术做，还是不做？我一直在掂量。
第二天上午，我把该安排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下午骑着自行车直奔省委大院的附属医院，那里有个肛肠专科门诊。排了半天队，轮到我了。医生查看了我的病情说：“这是痔疮合并肛瘘，早该动手术。你怎么拖这么久才来？这样吧，回去洗个澡，明天来做手术吧！”我一听非要动手术不可，立刻坐起来对医生说：“不用等明天了，现在就跟我做了吧。”医生吃了一惊：“为什么这么急？明天不行吗？”我告诉他，下个月就要出国，没有时间了。早一天做，就早一天恢复。万一有什么意外，还有时间补救。医生看了看我，想了一下，还是摇摇头：“你家属也没有来，动完手术后怎么回得去？”我笑着说：“没事，我家就住在不远的水生所。手术做完后，我趁着麻药劲还没有过去，扶着自行车赶快走回去。”医生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做完了你得赶快走。”
我躺在手术台上，医生仔细地给我动了手术，还清理了好半天。好在打了麻药，感觉就像蚂蚁在咬一样，痛，但还能忍住。
等做完手术，虽然是冬天，我浑身都是汗。我坐在门外的长椅上，打算喘口气再回去。刚好医生也累了，出来上厕所。看到我还坐在那里，不禁大吃一惊：“你还在这里坐着啊！再过一会麻药劲就要过了，到时候会痛死你，看你还怎么走？”我一听这样，也紧张了。赶快爬起来，扶着自行车就出了门。
刚走到东湖边，麻药就失效了。开始一阵阵地剧痛，而且是越来越痛。开始还能慢慢的走一、两步，后来就痛得连腿都无法迈开，动一下就如针扎一般。但是我才走了一半路程呀！我看着不远处的水生所，毫无办法，似乎连站都站不稳了。
突然，一阵自行车的车铃声传来，原来是隔壁邻居小荣在水果湖菜场买菜回来了。他看到我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地站在那里，关心地问：“你怎么啦？”我皱着眉头告诉他，我动了手术。现在麻药劲已经过去，我没法动弹。小荣了听大吃一惊：“你等等，坚持一下，我马上去叫人来！”说着飞快地骑车走了。十几分钟后，从水生所跑来两个年轻人，一个把我背起来就走，另外一个帮我推着自行车。就这样把我背回了家。
我趴在床上，痛得大汗淋漓。直到第二天才开始减轻。啊，最难受的时刻终于过去了。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里，我每天躺在床上养病。但每天早上还得去医院换药，怎么办？于是，小樊每天早上就用自行车吃力地推着我去医院，换了药后再推回来，然后才去上班。我很重，只有扶着自行车的坐垫尽量靠前倾，生怕重心太靠后会导致车头翘起来。小樊费劲地推着车子。虽然是三九天，但还是累得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
我终于一天天恢复起来。到二月初，基本上能慢慢走动，我这颗心才放了下来。但医生还是告诫我：“看现在恢复的样子，坐飞机长途旅行应当问题不大了。但要小心不要让它复发。有空就用温水泡澡，注意保护伤口，不要让伤口干燥。”虽然他说真正完全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我已经感到很心满意足啦！
我来到鱼病室，潘老师高兴地告诉我：“刚刚收到Ahne教授的信。欧盟的国际合作项目已于一月二十二日批准。经费是八万欧元。执行时间是十八到二十四个月。幸亏你及时办了签证啊，这样你学完德语就可以立即开始工作了。”真是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
快过年了，到处是一片喜庆的气氛。周末，我看已经基本恢复，就试着和小樊、江苏淮一起走去水果湖商场买东西。刚上二楼，就碰到小林和唐婴也在那里逛。唐婴生完孩子已经满月，所以也能出来到处走走。唐婴一看见我就大声叫了起来：“育林，你不回家，还在这里逛商场！爸爸听说你从北京回来了，看你好久也不回家告诉他怎么回事，天天在家里骂人。”我一听不禁感到好笑：“骂人？我回来第二天就去动痔疮手术去了，趴在床上十来天，今天才第一次出门啊。”唐婴满不在乎地说：“他才不管你开不开刀！你回来没有跟他汇报就要挨骂。”我点点头：“嗯，是啊，人和人是不一样。”嘿嘿，如果是小林好久没和他联系，爸爸一定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担心他是否出事了，是否病了，是否碰到什么……。才不会骂他不回家报告哩。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
春节前夕，突然接到Ahne教授的来信。他说收到了我一月十八日写给他的信，知道我将于二月二十三日出发前往慕尼黑。在信中他特别提到：马普基金会的外事处告诉他，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将会在我到达法兰克福后把我接到波恩去。他很担心我带的那些实验材料怎么办？是否需要他去机场把东西先接过来？
看到这封信，我感到非常震惊。显然，德国方面已经截取了中科院外事局在北京发给大使馆的加密电报，但可能在破译方面有些障碍，也可能在翻译时产生一些误解。所以得出我到德国后要先去波恩的推断。嘿嘿，看来各国之间再友好，也是会相互防备的。我立即打电话给中科院外事局的小陈，告诉他这个情况。
临行前的最后半个月，我几乎没有再进实验室，整天就在进行出国前的各种准备。我再一次清理自己的行李，才发现我居然没有一件春装或者夹克衫。原来，我每天上班就是在外面罩上一件白大褂。我的生活又特别马虎，没有外套就穿件毛线衣也一样骑自行车去商店买东西。所以根本没有觉得有穿外套的需要。唯一的一件是在武汉大学时穿的学生服，也已经破了。看到这样，小樊赶快陪着我到水果湖商场看了半天，勉强看中了一件夹克衫。我想到好歹还有一套用出国置装费做的西服啊，觉得应当能对付过去了。到了德国后才发现连换洗的都不够，只好叫陈应华带着我到慕尼黑的超市，花七十九马克又买了一件。花这么多外汇买一件在国内二十几元人民币就能买到的衣服，我那才叫个心疼啊！
那时候，中国刚刚开放。商店里东西还很缺乏，特别是进口商品。出国人员回国时可以带几件免税的电视、洗衣机、冰箱之类的家用电器。所以隔壁邻居们听说我马上要出国，都羡慕地说：“好呀，可以带三大件回来了！”我听了不由得摇摇头。怎么没有一个人想到，在国外工作会多么艰难，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做好工作呢？
岳母来了。由于两个完全不同环境的家庭，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加上还有代沟，因此很不适应。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矛盾。岳母她希望一切都按照她的方式去做，并极力对我进行“改造”，甚至包括不同家庭之间的哪怕一点点和她不同的生活习惯。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一丝理解和宽容的空间，这种情况给我心里投下了一些阴影。我只好用憧憬未来以安慰自己：这都是暂时的，等我从德国回来以后，她就要回汉口自己家去了。我们还是过好自己的“三口之家”吧。遗憾的是，“未来”并不是这样。等我们从德国回来后，岳母又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几乎长达二十年，直到去世。
临走前，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江苏淮了。三、四岁的孩子，正是想到处“探险”而又不知道害怕的年龄，随时都可能发生各种意外。一天晚上，岳母叫我去水院小卖部买一瓶酱油。等我买好酱油回来，突然发现江苏淮不见了。据说是他看到我出去，就跟在我后面追出来了。而外面是漆黑一团。我一听觉得大事不妙，赶快出门在黑暗中到处寻找。我沿着买酱油的路走过去，没有看到他。当我怀着侥幸的心理回家，岳母却因不小心打碎了酱油瓶，正那里懊恼。我很担心地告诉她江苏淮不见了。岳母却把心情完全放在打碎酱油瓶这件事上，觉得面子不好看，根本就不觉得江苏淮不见了是什么大事。我没法跟她讲道理，只有再次出门寻找。突然，我看到路边有个没有井盖的下水道口，头“嗡”的一下就大了。我仔细看了看里面一动不动的水面，想想即便江苏淮掉了下去，也不至于现在就一点动静也没有了。我怀着焦急的心情找了很久，很久。才看到江苏淮自己跑了回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一出门，就在那黑咕隆咚的环境里迷了路，转了半天才转回家。我气坏了，也担心极了。这样把江苏淮交给岳母来带，我真的不放心啊！但又能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呢？
唉，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就要走了。临行前，卢老师请我吃了一餐饭。他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你要把一门心思放在科学研究上，不要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情世故。人一生的精力是有限的。你顾及那些，就没有精力想正事了。”他看看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亲切地对我说：“小江啊，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就送给你一首法国诗人写的诗吧。与你共勉！”
我双手接过那张纸。上面是卢老师工工整整写下的一首诗：
“孩子，不要害怕困难。
第一次困难是必需的；
第二次困难或许是有用的；
如果你能从第三次困难中站起来，
那么，你就成熟了。
就像掉在石板上的一颗熟透了的葡萄。
……
Jean de la Fontaine （拉.封丹 法国）”
我拉着卢老师的手，久久地，久久地不愿松开。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日，大年初二傍晚，我告别了小樊和江苏淮，告别了水生所，踏上了去北京的三十八次列车。
再见，水生所！我这架鼓足勇气准备西行“取经“去的飞机，滑过了长长的跑道，已经获得了足够的速度和力量。它，就要飞起来啦！
（第六部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