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何
老何，大名何传升，那时并不老，但大家都叫他老何。老何文静，害羞，爱哭。有人欺负他了，他就说：你等着，回头我叫我哥揍你。
老何是厂矿子弟，有个哥哥在县文工团，负责替老何揍人的，应该就是他。不过我从未见过他哥，更没见过他哥揍人。老何老那么说，估计是说习惯了，成口头禅了。
老何个头不算小，他的坐位，老在第二第三排徘徊，至少是中等个吧。欺负他的人，不少比他矮小，老何自己的拳头应该够用。
老何一直省着自己的拳头，谁叫他有老哥呢！
二 饶志耀
饶志耀年龄不大，我却非常羡慕他。他玩攻城的时候，身手敏捷，能攻善守，大家都爱找他。
我恰恰相反，攻城的时候，总是不合时宜地壮烈牺牲，守城又总让敌人轻易突破。我也很知趣，不大凑热闹。
饶志耀有一顶军帽，碧绿碧绿的，帽沿挺拔。我那时和大家一样，对军人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对他的帽子自然特别的爱慕。大家别误会，我从没有过想占为己有的意思。只是在他忙于攻城的时候，求他让我戴一会，过过瘾，满足一下虚荣心。
这实际上是件愚蠢的事。不戴帽子，我本来好好的。戴上他的帽子，脑袋刚热乎起来，又得脱下还他，就感觉脑袋凉飕飕的，不舒服了。不过我还是乐此不疲，挺感激他的。
最让我羡慕的，还是他总能借到各种小说。我那时特想读书，尤其是打仗的，抓特务的。说真的，那时要是有人借我本好书，我心甘情愿做他的奴隶。
可惜饶志耀没有收留奴隶的意思。我只记得他让我读过一本书，叫万山红遍，里面的故事早忘得一干二净。
不知道他那时有没有大毒草？就算有，估计也不舍得让我跟着一起中毒！
三 彭双明
彭双明那时个头不高，我和他是同桌，一直稳稳地坐在第一排。
我在贵中只读过三学期的书，临毕业的那学期转学了。但和双明却有三年的同窗之谊。除了高中是同桌，五年级还一起读了三个学期。之所以会读三学期的五年级，不是因为成绩差留级了。那时鲜有因为成绩差留级的。
如果你记性够好，就应该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家是春季入学的。到了1973年，要改成秋季入学了，这样就多读了一学期的五年级。虽然多读了一学期，是不是多学了点东西，就只有天知道了。
我是1972年春转学到金沙中小学的。金沙中小学坐落在东湖山彭家，教室就设在彭家祠堂里。接下来用脚也可以猜到，彭家就是双明的老家了。
上初中的时候，由于师资不足，金沙中小学变成金沙小学了。当地上初中，就要到岭脚中小学去读书。我呢，跟着爸爸到西洋中小学去了。
彭双明和我一样，都需要住校。不一样的是，他常常从家里带菜，只需在食堂买饭。我没菜可带，经常就买五分钱一勺的南瓜，二分钱一勺的红薯汤，清汤寡水的，我是长的越来越精瘦了。彭双明带的菜，往往都是硬货。通常的菜单是：鸡蛋南瓜花，竹笋炒咸肉，辣椒咸鱼干，每一道菜，都可叫人垂涎三尺。有同学告诉我，后来的彭双明出落得人高马大，英俊潇洒。是啊，有那样坚实的硬货垫底，哪能好意思不往高往帅里长呢？
我时常会想起金沙渡口，想起东湖山彭家，想起彭家的大祠堂，那里有我儿时的记忆。
从金沙到彭家的途中，那棵又高又大的老树，怕是更加耸入云天了吧？
四 彭麻石
彭麻石是隔壁四班的同学，我和他五年级同过桌。麻石个头也不高，五年级时就是班里的大官，记不清是班长还是学习委员。
麻石家在金沙，那里是个渡口。我最先是从那里过的河，从金沙走到彭家的。那时信江河上没有行人过的桥，要过河，就要坐渡船。
那是一个周日，我从硬石岭火车站上车，先到贵溪县城，然后走到西城渡口，过了河，再走几里路，到了金沙对岸，又坐渡船，才到金沙。那一天我经历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吃馒头。第一次吃到带有肉馅的包子。不过年不过节的，能吃到新鲜的猪肉，多么新鲜！第一次看到两层楼的洋房，第一次看到信江，第一次出远门。那么多的第一次，处处都透着新奇。第一次看到信江，非常震撼：哦，原来这才是河，以前在家里的河，只不过是水沟而已。
我爸教初一的语文，周末有时会去家访。我跟着到金沙。爸爸带我到麻石家，让他陪我玩。麻石带我上了一条小船。小船系在岸边的木桩上。
我们上了船，小船慢慢飘走了。船上空空的，没有篙，没有桨，除了我和麻石，空空的小船。眼看着小船越飘越远，我哇的一声，哭了。我不会游泳，船翻了咋办？
只见麻石不慌不忙，拉起了船上的绳子，原来绳子的另一头还系在木桩上。我那时不懂得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以为只有在岸上用力，才能把小船拉回去。
小船回到了岸边，我突然觉得，麻石真了不起，而我自己，不过是井底之蛙。
五 丁小敏
我和彭双明同学最早，和丁小敏却同学最长，我们在一起读了两年初中。一九七五年夏天，我初中毕业了，那一年我十三岁。十三岁的小孩，应该去干什么呢？继续读书，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但是那年夏天，却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继续读书。
那年夏天，我恨透了我爷爷。我从没有见过我爷爷，也害怕急于见他。那可不是我的错，谁叫他在我出生以前就死了。
爷爷是在1949年生病死的。我恨他是守财奴，为啥不把家里的田地卖掉，把自己的病治好？这么一个把家里变穷的好机会，竟然白白给溜走了。隔壁邻居的痞子祖祖，就是在最好的时机把家里的田地赌光输光了。虽然奶奶老说痞子祖祖败家，我却觉得那才是人生赢家。要是我爷爷没田没地，我何至于为上高中发愁？
一直等到八月底，在我已绝望的时候，爸爸才姗姗来迟，告诉我隔天就上学去。
报到的时候，我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丁小敏，他比我先到，已经办好手续了。我们分在同一班，高一3班。爸爸让他带我去报名，自己先走了。
小敏把我带到张仁木老师的宿舍。张老师递给我一份花名册，让我填写。主要是家庭成员的籍贯和政治面貌以及受教育的程度。爸爸再三叮嘱我，填写爷爷奶奶的时候，一定要写上文盲，无党派。好像倘若他们不是文盲，我的罪过还要更大更严重些。
我很快填完了其他项目，只有成份一栏我先空着，指望着小敏一走神，比如看一眼远处漂亮的女孩，我就能利用空档飞快地填好。
谁知道小敏对女孩没有兴趣，目不转睛，指着成份那一栏对我说，这里，填贫农。我脸唰的红了起来。我当时家无余粮，我本人更是比猴子还瘦，我要不填贫农，那简直没有天理了。可我哪敢填贫农啊？我得填地主。我在西洋读书的时候，因为爸爸是班主任，我从来不用填花名册，所以那里的同学，都不知道我的庐山真面目。
我很快镇定下来，知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坦然写下了地主。在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我本来是可以填写干部的。
我觉得挺对不住小敏，我在他身边潜伏了两年，这时才暴露了地主出身。
六 丁来根
丁来根是我初中同学，没上高中。他家里也不富裕，他一下课，就得帮家里干活。他的成绩自然不好，常常要抄我的作业。他比我大几岁，却挺愿意和我一起玩。
他平常总忙，周末干完活，就会来学校找我玩。我们的玩法没有一丁点技术含量。通常都是他先在黑板上写下打倒xxx，xxx是我的名字。接下来就轮到我擦掉我的名字，换成他的了。我们老这么循环往复，不知疲倦。
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别出心裁地擦掉了打倒二字，再在名字后面加上万岁。丁来根脸色严峻，足足盯了我好几分钟，然后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你-是-小-反-革-命！我看得出来他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可我还是不明白，我怎么突然就是反革命了？
他说，你知道谁是万岁？你也可以万岁？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吓得脸色发白。接下来的几天我变着法子讨好他，做梦都担心他会告发。
丁来根不爱读书。他说：读书有屁用？完了还不是照样修理地球，挣工分养家？他家成份好，三代贫农，怕是比杜鹃山里柯湘家的还要过硬。
他家没打算让他读高中，班上还有一位成份响当当的同学李财生也决定不读。我一直都在想，假如他们都要读书，高一3班还能有我的书桌和板凳吗？
七 施兆成
在三班我一直和双明同桌，但有一天例外，那一天的同桌是施兆成。
那是开学的第一天，因为不知道同学的高矮，坐位是随机安排的。我和兆成同桌，在第四排，靠着窗户。坐在我们后面的，是毛丽琴和罗丽珍。那时总共有六排桌子，前五排每排四桌，第六排只有三张桌子。
第一天的其它什么课我记不清了，但最后一堂课我却永远也忘不了。那是堂政治学习课，就是每位同学都要站起来发言，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发表自己的意见。
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那时正在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我没读过水浒，更不认识宋江。水浒以前是禁书，是大毒草，后来解禁了，变得没毒了，可我一直都借不到。我读过一本小册子，叫逼上梁山，讲的是豹子头林冲，我和宋江太陌生了。另外，我在乡下读书，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发过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批。
最先发言的是王辉。王辉真是太厉害了，讲的头头是道，跟广播里的有一拼。接下来各路英豪相继发言，我一边听，一边想，一边算计。我盘算着，一堂课就四十几分钟，班上四十六人，每位发言，得有将近一分钟，加上冷场，等不到我发言，就该下课了。
都说人算不如天算，可天算它得服从人算呀。下课铃响了，罗老师没有让我们下课的意思。
罗老师说了，发言的好坏，是水平问题，发不发言，是态度问题，每人都得发言，要人人过关。这样我就慌了，知道下课铃也救不了我。
自然不是人人都是发言高手，也有象我一样腿肚子发软的。凑巧的是，最后剩下没发言的四人，都在我身边，就是我和施兆成以及后面的毛丽琴罗丽珍。
施兆成个高。都说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但他没顶，还是发言了。后面的美女也没有顶住。我的小腿开始发抖。
估计大家都在心里骂我，小祖宗，我们还要回家呢。
我不能第一天就让人人喊打呀。罗老师说了，发不发言是态度问题，给我天大的胆，我也不敢耍态度，和毛主席党中央过不去呀。
我颤巍巍的站了起来，至于我说了什么，我当时都不清楚。
八 杨虎龙
有谁能想得到，开学没几天，我就不想再读书了。我想哭，一直念叨：不如归去！
为什么会这样？
开学第一天，政治学习课结束后我回到宿舍。我突然发现，我的东西不见了。开始我以为是走错了房间。我退到房外，确信没有弄错。我的床上坐着一位身材粗壮，满脸长着青春痘的大个同学。这时我才在一个角落发现了我的东西，原来这位高二的同学看中了我的床位。
我赶忙去找张老师罗老师。
老师来了，那位同学倒也配合，我要回了自己的床位。谁知老师一走，胡汉山又回来了。就这么一直拉锯，几个晚上我都和不同的同学挤在一起，凑合着睡。我心里难受，我不能老这样到处流浪啊，就想起不如回家算了。
一周以后，杨虎龙来了。杨虎龙也是从西洋中小学毕业的，比我高一级，当时读高二。不知道为什么他晚到一周。他问我住在哪里，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告诉他我的窘境。他忙对我说，别哭别哭，我想想办法。
我们的床都是高低床，两层的。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只有一层的床。他和他的同学商量，将他们的床并排摆着，合在一起。一张床睡两人很挤，两张床睡三人就不那么挤了。
从此我不再流浪。
九 李国华
班上最后一排只有三张桌子。桌子的主人分别是：李国华和汪书荣，周水龙和周金辉，以及黄汉庆和江春胜。
我永远也忘不了李国华给我弄到的五斤肉票。更加忘不了的是，他居然帮我把肉给买来了。当时的我很傻很天真，压根就没有想过，同样的五斤肉，不同的人买，数量和质量都可以完全不同。大家设想一下，一边是我，一个土头土脑的乡下小孩，举着皱巴巴脏兮兮的几块钱说，大叔，请来五斤好肉，另一边是长得潇洒英俊的肉联场负责人的漂亮公子，说，阿姨，来五斤肉，结果会有什么异样？
这都是黄汉庆告诉我的。李国华说，帮人帮到底，拜佛拜到家。黄汉庆跟我很好，可惜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那天是礼拜六。那天下午我身轻如燕，三十里的路程，不一会儿就到了家。晚上肥肉熬成了猪油，油渣的香味，怕是飘了好几百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