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初夏从开罗回来后，我随即买机票去北京。那时候伦敦到北京还没有直航，飞机要先到巴林，乘客下机休息，飞机加油，两小时后再登机飞行。飞机还是原来的飞机，但航务人员全换。空姐说这是“飞机不休息人休息”。巴林是中东的大空港，但候机厅并无特色。当然，那已是近三十年前的情形了。试想，当时毗邻的迪拜也仅有一栋高层建筑。而现在迪拜不但高厦成簇，还拥有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
从巴林到北京，中途要飞过绵延百里的雪山。长空底下，山峦起伏如波涛汹涌。按地图来推测，那里可能是喜马拉雅山或南亚次大陆山脉。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又飞了几个小时，才接近北京首都机场。从窗口往下望，感觉机场外边多是老树枯枝，没有伦敦的那种青绿。那还是八月盛夏。计中途休息在内，伦敦—北京全程共去了十七个小时。
走出迎客大厅，上了一台出租车，我感到心情特别舒畅。开往市区的公路似曾相识；七十年代初南宁七星路好像就是这个样子。那时七星路是南宁边缘新拓的一条大道，梧桐成行，楼房错落。想不到踏足北京的第一眼，所见的是那么亲近、熟悉。出租车把我拉到海淀区中关村，再入中关园宿舍区潘老师家。国内不流行小费，但我还是按司机的要求另补他20元钱。
潘老师刚退下来，独自在家，家属在国外讲学。文革时潘老下放农村，改革开放后回城复职，一路走来风雨坎坷。他气度大见识广，热情好客，让人远至若归。头一晚“老”“少”二人就聊到夜深人静。次日一早我独自去拜访魏先生。魏兄早前结业北大，特地请我去母校饭堂用餐，饭后还带我在校园走马观花地转了个弯。北大果然名不虚传，好些楼宇古色古香。最有意思的是一座博雅塔、一个无名小湖和一所历史悠久的图书馆组成人们戏称的“一塌糊涂”（一塔/湖/图书馆）。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墓碑就在无名湖畔。
海淀区那时还未具现在的规模和繁华，整个北京也只有两条七十年代修建的地铁线路。从中关村到市中心要乘公交车。先到动物园，再换车去前门。公交车也没现在这么舒适，人多时上不了车是经常发生的事。因为是挂车，车速很慢。到动物园后还得重新排队等车，而且排队常常是一条长龙。当时中国还是“单车王国”，上下班时间一般较大的大城市都是车铃叮噹，人流浩荡。中关村到前门，赶上繁忙时段，要花八、九十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
除了手头的任务和约见的人外，离开伦敦前我已决定此行尽可能将北京看个够。半年前，首批海归的冀兄就給我寄来一本《北京旅游指南》，要去的景点早就锁定。留京一月, 空闲时我都是早出晚归观光赏景。中关村距颐和园不远，第一个景点就是这座清代皇家园林。那天刚好星期天，一大早颐和园门外就人山人海。但这一带的风光没有一两天时间不可能全部光顾，所以除了走长廊、踏堤桥和游昆明湖外，我只在万寿山转了个弯，再去大石船照了几张相，便结束了头一天的游程。两、三天后，我又去圆明园遗址。圆明园正在复修，但断垣残壁的情景更容易让游人感触、伤神。
去巴黎的都看铁塔，到北京的必定看天安门。乘公交车到前门西大街，老远就可以认出前边的箭楼。早年，几乎所有国产的行李袋，商标图腾不是上海外滩就是北京箭楼。穿过马路，漫步在宽坦的广场，让人倍觉心情舒畅。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屹立在广场两旁，正面是雄伟的城楼，红墙黄瓦，庄严触目。此时此刻北京正迎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满城彩旗招展，一派喜庆景象。广场东南角有一个零售冰棍汽水的小冰柜，西北角是一部卖盒饭的厢车。这两个移动供应点为我提供了我在广场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两处活动的餐饮所需。因旅游团太多，进饭馆找个餐座的确很费时。厕所也不易找，因那时城楼两则的大型公厕还未落成。
天安门广场当时是世界最大的广场。听潘老师说，解放前这一带尽是四合院，五十年代初拆除了这些当时被认为属于落后的低矮建筑才扩建了如此雄伟的广场。天安门不单处于北京地理中心，更是中国的政治心脏。到广场的第一天我就进国家博物馆参观；两天后才上天安门城楼。城楼从来极少对外开放，我上楼那天游人也不多。国人门票十元，外宾要贵好几倍。但售票员没让我买外宾票，也许看起来我更像进城务工的农民兄弟。站在城楼前檐下面，放眼身下，金水桥游人鱼贯而出。前方，人民英雄纪念顶天立地。想起开国领袖们曾经在这里指点江山，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忽地涌上我的心头。
从城楼下来往北走，穿过午门，我购票入故宫参观。当时的门票只收四元。游人虽多但远不像现在这样密密麻麻；外国游客主要还是日本人。故宫有九千个房间，即使是其中的三分之一，没有十天半月也不可能全部登门造访。在太和殿前转了半天后，我又进了钟表馆，还在里面待了好长时间。钟表馆陈列着成百件国内外精品，有的可以说是价值连城。说起来我们家以前也有过一个祖辈留下来的西洋座钟，虽并不是很大，但同样是精致玲珑，同样能奏乐报时。很可惜，七十年代两次搬家后，再也不知其下落何在。
卢沟桥出名可能因为抗日的第一枪在这里打响，但吸引我的主要是由于小时候读过的那本《北京的传说》。说是自古以来，没有人能数得清卢沟桥上到底有多少头石狮子。这个说法让我深感不可思议（难道石狮子还会在晚上跑动不成？）。为此，去过天坛、地坛等处后，我又择日去了一趟卢沟桥，希望亲睹庐山真面目。该桥始建于十二世纪，差不多与巴黎圣母院同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卢沟桥，一直是中外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前门去卢沟桥中途要换车，但完全物有所值。桥上石狮果然千姿百态，神态活现。不过我没有功夫细数桥上的石狮。令我感到诧异的倒是永定河竟然一滴水也没有。后来听说北京奥运前卢沟桥已开渠引水。不知现状如何？
来京之前我去过埃及的金字塔，来到北京自然也要去长城。同行长城的有魏先生和他的两个外地朋友。一大早宾主四人乘大巴经居庸关抵八达岭。长城是中国古代防御工程，世界一大建筑奇观。魏兄中学时到过此地，但他说那时尚未动工复修，遍地都是崩墙塌楼。如今，眼前所见的很多都是仿古重建。上长城做“好汉”后，我们又转道去神路、长陵大殿、定陵地宫、十三陵水库等处照相。回程路过一个钢筋水泥的蒙古包。从长城回来后的几天里，一有空我还是继续观光游历；先后去过五塔寺、妙应寺、景山、北海等景点，也没放过大栅栏、王府井大街等商业街区。那时王府井还是一条旧街，大巴穿过时人车相挤，堵得水泄不通。同样北京百货商店的老店也是人山人海。在鼓楼大街的饭馆，我头一次吃北京烤鸭，头一次吃了爆肚。也许心理作怪，后来多次路过北京再去吃爆肚，怎么也找不到头一回的味道。
在北京待了四周，我又去了上海一个星期。虽然上海没那么多古迹，但乘船去长江口、渡河过浦东同样是十分刺激的游程。那时浦东基本上还是工厂和船坞。从上海回北京后，我才开始整理返英的行装。北京是世界上古迹集中最多的城市之一。粗略一算，此行我已经去过《指南》推荐的大半景点，虽然多属蜻蜓点水。我还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收获可以说是意料之外。不知不觉那次北京首行已经过了二十九年，京城已经华丽转身晋级为国际大都市。中国也从“单车王国”进入“汽车王国”的行列。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首都十大建筑已被人们遗忘；如今鸟巢、大裤衩、国家大剧院等展现在北京的天际线上。中关村成了中国“硅谷”；首都机场更是一代比一代堂皇。当然，不得不说的，就是北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不少文物古迹被夹在水泥森林中；古色古香的胡同、四合院失去了曾经的光彩。说实话，我怀念北京，我爱北京，但我更希望看到一座能让世世代代炎黄子孙自豪的华夏文化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