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归前反英拥共到回归后反中反共的变化
六七暴动（图片来源：中评网）
从回归前反英拥共到回归后反中反共的变化, 简单地说, 就是受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香港人的“反英抗暴运动”之后迫使港英政府, 为了平息民怨而推行“民政主任计划”、改革香港的劳工法例、推行六年义务教育，推行大幅度社会改革，包括十年建廉租屋计划、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成立廉政公署等等。
亦因为香港人的“反英抗暴运动”将香港被殖民后分为恶治和"善治"两个不同的时代, 即1842-1967年间的恶治时期，和反英抗暴运动后的1967-1997年间的"善治"吋期。这个"善治"以来在得知香港到期必归还中国之后, 历任英国港督并制造出一种假象：无论殖民者在香港做出多少恶行、香港人民在殖民统治之下生活有多困苦，“六七暴动”以后，殖民者好像已经改过自身，愿意推行社会改革及推动民主化，以改善香港人民的生活。这样一来，殖民史就不再是充满压迫、剥削的血泪史，而是由作为恩主的殖民者所带来的“文明史”。又或是英国人创造的"东方明珠"。换言之，这种历史教育是以殖民史为基础的。一方面是香港与中国的割裂关系；另一方面是英国殖民者对香港的“善治”，而香港的“现代化”亦拜英国殖民者所赐。这样一来，香港的殖民史就被塑造成一段“光辉岁月”：香港当初“有幸”被英国殖民，才得以建立内地所没有的“文明”。这种被切割的香港史，导致了香港青年培养出一种强烈的“恋殖”心态及对中国的疏离感。
从回归前反英拥共到回归后反中反共的变化中可以验证, 香港回归前后的中共也是不同的, 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共产党是站在香港底层港民一边的, 所以得到了港民的支持和拥护。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共"是伙同香港的权贵特权阶层一边的, 这时期的"中共"是为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 香港的大小资本家及明星名人各类分子服务的。所以香港人就开始反"中共", 当然也有很多不同时期逃去香港的各类反共分子是反共的坚定骨干分子。
如今的中国特色政府史称的香港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暴动”亦称为“反英抗暴运动”。 1967年“文革”狂飙波及到了香港。这年5月，香港民众效仿大陆红卫兵做法，手持《毛主席语录》，高举毛主席画像，发起了一场持续达5个多月之久的“反英抗暴运动”，成为香港近代以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1966年，随着“文革”的爆发，香港民众中也逐渐兴起一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这一现象，使得港英当局惶恐不安。后来，有的香港民众甚至因私藏毛选而受查处，甚至被法办。
不仅如此，港英当局甚至还以不许进行“政治宣传”为由，严禁反映大陆革命战争内容的影片在香港放映。各类文章中凡是提到“共产党和毛主席”，或在影视中出现毛泽东的镜头，都要被删除、剪掉。歌星在演唱电影插曲《洪湖水浪打浪》时，只好将“共产党的恩情比海深”改成“爹娘的恩情比海深”。
在当时冷战背景下，英国政府长期一方面配合美国越战的升级，把香港变成美国侵略越南的后方基地; 另一方面庇护、纵容和利用美国特务，对中国进行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尤其是“文革”爆发后，为了抵制和削弱“文革”对香港民众的影响，压制香港同胞迅速增长起来了的爱国热情，英国更是积极配合和勾结美、苏，充当反华打手，一面在中国南大门频繁举行军事演习，悍然对中国耀武扬威; 一面又在香港加紧迫害爱国同胞，向中国人民发起挑衅。新蒲岗香港人造花厂的“五.六血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香港人造花厂的劳资纠纷早在1967年4月13日就已发生了。当时工人们只是派出代表，要求资方废除新订立的加重压榨工人的苛刻条款，却遭到资方的拒绝。为了打压相关人员，资方开除了92名工人及工人代表，并通过关闭九龙分厂注塑机部等手段，加大对工人的报复力度。在劳资双方20多天的交涉中，人造花厂工人始终坚持说理谈判，没有出现任何过激行为。
这本是一场极为普通的劳资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但港英当局却没遵守早就制定的“警察绝不卷入劳资纠纷”规定，不仅支持资方开除大批工人，而且出动大批军警“维稳”。
5月6日，港英当局收买一名工人，在人造花厂制造了一起“打人”事件。借此机会，港英当局派出大批军警介入，当场打伤100多名工人，拘捕18人，史称“五·六血案”。接着，他们又把前往警署提出交涉和抗议的港九树胶塑胶业总工会主席冯金水等3名工人代表也扣压起来。此时，港九各界开始出现同情支持工人、抗议警方暴行的呼声，工会也向警方提出了惩凶、赔偿、释放被捕工友等四项要求。然而，港英当局一概不予理睬，相反于5月11日又派出600余名武装警察和“防暴队”，进一步对新蒲岗实施血腥镇压。
为了表达对港英当局的极大不满，工人们开始走上街头，将矛头直接指向英国政府。他们仿效大陆的红卫兵，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呼“中国人民不可侮”“英国人滚出香港去”“强烈抗议港英法西斯血腥暴行”“坚决把反迫害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等口号，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12日，港英警方用棍棒和催泪弹等驱赶镇压示威者，结果又有100多名工人和前往慰问的各界人士被打伤，另有127人被捕。
港英当局的新暴行，引起了香港全社会的强烈愤慨。香港各界人士纷纷对工人表示同情，对警方的施暴行为表示义愤。工人们也毫不畏惧，继续坚持与警察对峙。鉴于事态越发严重，12日晚港英当局宣布对九龙实施“宵禁”，所有警员取消休假候命。
13日，抗暴斗争蔓延至黄大仙东头村和木瓜湾，大批群众不断走上街头聚集，有些气愤至极的群众开始放火焚烧汽车与房屋，并闯进了新区办事处。
16日，香港左翼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由工联会理事长杨光任主任。斗委会以“反英抗暴”为口号，联合和组织香港各界爱国人士，手持《毛主席语录》前往港督府示威抗议。很多人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并用大字报将港督府的大门及围墙贴得严严实实，港督府成了示威抗暴的主要聚集地。与此同时，香港各行各业甚至郊区农民、渔民，都加入到了斗委会，参与到反迫害斗争中。不久，香港的巴士、电车、煤气公司、天星小轮和一些大中小学校等，也出现了定时的罢工、罢课，以表达对工人正义行为的支持和声援。
面对一再愤怒抗暴的香港民众，此时英国政府也公开站了出来。但他们对港英当局的一系列野蛮暴行并无悔罪之意，而且发声“全力支持”港英当局“履行其法律及秩序的责任”，公然教唆港督戴麟趾将镇压进一步升级。同时，英国政府还派出英联邦事务部首席次官加斯华到香港，会同戴麟趾等港英政府主要头目密谋应对之策。
5月22日，港英当局出动大批警察、便衣特务和数以千计的“防暴队”，分别在香港和九龙对前往“港督府”和法庭抗议的群众队伍发起突然袭击，又有至少200名爱国同胞身负重伤，轻伤更是不计其数，横遭逮捕的达300余人。
港英当局不断升级的暴力行径，激起了香港爱国同胞更为激烈的反抗。参加抗暴的工人学生以报馆、银行、国货公司、学校等为据点，猛烈回击施暴警察。每当防暴警察赶来用催泪弹和警棍等驱赶示威群众时，示威群众便迅速撤回据点，接着又在另一处举行示威抗议。港英警察四处防范，疲于奔命，十分狼狈。于是，港英当局不得不作出决定，在港岛北岸也实施宵禁。这是香港岛在二战之后的第一次宵禁。
6月10日，港英机构和英资企业的万余名爱国群众，便开始了全行业的联合大罢工。从24日开始，港九海运、水陆交通、公共事业、船坞、仓库、纺织等20余个部门的5万余工人，也开始加入到联合大罢工行动中来。弹丸小岛上，26支罢工大军浩荡进行，使港英当局的经济部门和财政收支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各界的联合大罢工，受到香港各阶层各行业爱国群众的热烈欢呼和积极支持。
为了配合各界工人打击港英当局的嚣张气焰，港九粮油、百货、食品、土产山货、南北药材、建筑材料等63个单位，从6月29日到7月2日，举行了连续4天的联合大罢市。投入大罢市的职工、小贩和工商业者，共计达20余万人。
与此同时，青年学生也开始以实际行动支持罢工、罢市斗争。6月27日，港九32所各类学校联合决定停课一天，以表达对各界爱国人士反对港英残暴镇压的支持。
另外，在沙头角中英街武装冲突发生后，为了对付港英当局的武力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开始用罐头罐及汽水瓶制造的土制炸弹和燃烧弹袭击警署，并以镪水(即盐酸和硝酸的混合物)从高处袭击路过的警察、警车，很多学校的实验室也成了制作炸弹的场所。
进入7月份，随着边界地带局势的紧张，香港内地局势进一步恶化。7月12日港英政府在港九两地同时实施宵禁。这是自抗暴行动发生两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
7月至8月，港英警方开始动用武力，攻击各个左派据点。8月4日，甚至还出动了访港英军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与地面警察一起，上下夹攻示威人员在北角的据点及位于英皇道与糖水道交界处的侨冠大厦。警方攻入大厦后，除搜出各式各样的炸弹武器外，还发现了设备完善并配有手术室的当地示威群众的“战地医院”。香港爱国同胞的抗暴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随后，根据英国政府的命令，港英警方封闭了多所参与暴动的学校及多家发出支持抗暴言论的报社，同时大肆逮捕左翼人士，并将他们拘押在摩星岭白屋的政治部囚室。后来，他们中有的被逮捕，有的则被驱逐出境。
而此时，以香港左翼为首的示威抗暴群众则以升级炸弹的行动进行反击。一时间，港九各处闹市区都出现了大量真真假假的“炸弹”，甚至在电车、巴士、街道上也都发现了炸弹。多数炸弹上都以大字写有“同胞勿近”字样。由此，香港市民人心遑遑，社会陷入一片混乱。更由于这些炸弹有假有真，所以负责拆除炸弹的警方及英军拆弹专家，稍有不慎就会被炸死或炸伤。
据统计，这次反英抗暴斗争，不算沙头角被打死的42名香港军警，另有至少51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警察，一名英军拆弹专家及一名消防员)，800余人受伤(其中有200名警察)，并有1936名各界爱国同胞被警方检控。暴动期间，共发现8074颗疑似炸弹，其中有1167颗是“真家伙”。
香港的殖民史观将“六七暴动”前后分成两段历史时期即1842-1967年间的恶治时期，和反英抗暴运动后的1967-1997年间的"善治"吋期。这个"善治"是指因“六七暴动”被镇压后，时任港督戴麟趾为了平息民怨而推行“民政主任计划”、改革香港的劳工法例、推行六年义务教育等等，被视为港英政府“善治”的开端。及后担任港督的麦理浩所推行的大幅度社会改革，包括十年建屋计划、九年义务教育、成立廉政公署等等，更被塑造成港英“善治”的典范。当然还有港督尤德、卫奕信及彭定康的政制（急促）民主化。以上呈现的，正是港英政府“善治”的形象，然后再透过将这种形象放大，试图淡化殖民者劣迹斑斑的殖民史。
这种史观将殖民史分成“劣治”与“善治”两个时期，并制造出一种假象：无论殖民者在香港做出多少恶行、香港人民在殖民统治之下生活有多困苦，“六七暴动”以后，殖民者好像已经改过自身，愿意推行社会改革及推动民主化，以改善香港人民的生活。这样一来，殖民史就不再是充满压迫、剥削的血泪史，而是由作为恩主的殖民者所带来的“文明史”。
换言之，这种历史教育是以殖民史为基础的。这个课程所呈现的，一方面是香港与中国的割裂关系；另一方面是英国殖民者对香港的“善治”，而香港的“现代化”亦拜英国殖民者所赐。这样一来，香港的殖民史就被塑造成一段“光辉岁月”：香港当初“有幸”被英国殖民，才得以建立内地所没有的“文明”。
这种被切割的香港史，导致了青年培养出一种强烈的“恋殖”心态及对中国的疏离感。加上国民教育的长期缺位，以及媒体的作用，导致香港青年缺乏国族认同，自认为中国人的青年愈来愈少，反共反内地心态则愈来愈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