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发表于美国《世界日报》2019 年12 月3 日
姥姥
姥姥在我七岁时的七十年代末就去世了。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喜欢坐在那个南方的竹椅上，沉默地望着夕阳。她很少笑，她一切的欢乐仿佛都随着最后的晚霞下沉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
我从来都不知道姥爷长什么样，家里没有他的照片。母亲曾告诉我，家里有关姥爷的物件都烧掉了，日记、照片、所有留有一丝痕迹的一切都烧得一干二净。有关姥爷的身世在我们家也显得很神秘，儿时的我只能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里勾画出姥爷的故事。
在新中国成立前，姥爷在国民党的政府里做文职工作。四九年时他不愿远离故土就留了下来，可想而知在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等待他的是无法逃避的牢狱之灾，最后自己孤独地病死在狱中。一个和他要好的地下党员深知姥爷的为人，无奈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身难保，更无从有机会证明姥爷的清白。
家里在强烈的政治压力下和姥爷划清了界限，姥姥从此一个人带着一群孩子勉强度日。她把家里仅有的首饰藏在墙缝里，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就拿出一些来变卖，但也总是捉襟见肘。
岁月从此没有平静过，她的几个小孩子相继在疾病中去世，就连她最喜欢的聪明美丽的小女儿也在花一般的年纪离她而去。重重的打击下她依旧忍耐地生活着，但却越来越沉默。
虽然生活中困难重重，姥姥却是非常的要强。听妈妈说姥姥曾经可以把“老三篇”倒背如流，工作中也任劳任怨、不居人后。有一次几个小孩忍不住吃了大食堂锅里炒饭剩下的锅巴，被人揭发后却推脱到只是在远处观看的小舅舅身上。本来就是“黑五类”的家庭成为了众矢之的。姥姥白天不做声响，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舅舅从被窝里拽出来责问，听到舅舅的无辜时她只好坐在那里不停地暗自落泪。
我是姥姥照顾带大的。生活在北方的她说着让人难懂的湖南话，身边没有几个可以聊天的人。她不像邻居家的老人家们一样爱说说笑笑，她总是阴郁的，深陷的双眼中充满着苦闷，清瘦的脸上也很少露出笑意。她抽烟，但很奇怪她从不当着我的面抽，偶尔也只是见到她手中拿着的火柴。有时和我说起去世的漂亮懂事的小姨妈时，她的语气是轻柔的，充满着眷恋，但说到痛处时她会戛然而止，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
小时候父母都忙于工作，姥姥成为我唯一亲近的家人。我每天都会省下幼儿园午觉后发的小点心带回来给她吃。当我把糖果塞在她嘴里的时候，她会露出罕见的笑容，开心地把我搂在怀里。
当父亲生气后对我举起拳头时，姥姥会急忙抱起我跑出家门。记得有一次家里罕见地为她煲了人参鸡汤补身体，她却趁大家入席前不注意，悄悄夹给我鸡肉吃。家里饭菜单调时，她会暗自拨掉些我碗里的食物，然后饭后带我出去散步买些包子、蒸饺等小吃让我解解馋。回到家中我们谁也不声张，这成为了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
记得小时候有一天，一位叔叔来到我们家，姥姥急忙把他拉到屋里，笑盈盈地准备饭菜，还叮嘱我不要告诉他人。等到我长大了之后才知道那位叔叔是一位远房亲戚，当时是被划为右派的教师，到处受冷落，而姥姥却冒着风险招待了他。
妈妈是医生，有一天她拿回了几张放射线的片子，在灯光下和同事指指点点议论着什么，我隐隐约约地听见他们在说姥姥得了什么不好的病。小小年纪的我心里虽然紧张着急，但却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记得有一次姥姥让我们下楼吃饭时，我为了让她少操点心、自己心里着急竟一脚踏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现在眉毛边上还有当时缝针时留下的痕迹。
患有肺癌的的姥姥再也不能晒太阳了，她卧病在家中阴暗的小屋后不久就住进了医院。一天妈妈告诉我姥姥快不行了，带我到医院去看她。医院昏黄的灯光下，姥姥的脸庞枯瘦、晦暗无光，我望着她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她轻轻地对我说，“来帮姥姥抓抓背吧。” 我就老老实实地走过去，摸到的是她瘦骨嶙峋温热的脊背。姥姥以前背痒时，我常常会用小手帮她抓背挠痒。当时的我懵懵懂懂、年幼无知，现在想来姥姥是想让我和她再亲近一下。长大后我会经常后悔自己怎么不知道抱抱她、告诉她我有多爱她。
姥姥的生命指针停在了她的73 岁，最终没能迈过那个中国人常说的坎儿。妈妈说姥姥病重时都不愿麻烦别人帮她洗衣服，自己也早早准备好了过世的衣服放在箱子里。姥姥告诉舅舅不用在意她何时去世，以前定好的结婚日期不必为了她而更改。
那时候家中没有多余的卧室，姥姥和小孩子住在一间，喜欢安静的她最终也没有盼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她过世的时候, 妈妈一边烧着用纸做的房子，一边伤心地不能自己。姥姥的骨灰遵照她的遗嘱送回了家乡，撒在了湖南岳阳的洞庭湖内，那应该是沉默寡言的她内心一直牵挂的地方吧。
姥姥永远定格在了我七岁童年的记忆里。七岁的孩子还不能很好地理解死亡，后来少年时每当遇到委屈，我会抱着她的照片独自哭泣；青年时面对人生重大选择的前夕，她也会出现在我的梦中给我指引。
世界上那个最爱我的人不在了，我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里能快乐一些，让那些所有时代的、个人的苦难都不再重现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