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樊
一九六八年的春节后，我被分配到海淀区某公社的一所中学教书。到学校不久就开始了全国上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凡是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的军警伪宪特都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都要揪出来加以批判，重新审查，重新定性，以纯洁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这股风来得十分猛烈和强劲，大会小会上，军代表、农宣队和革委会领导声色俱厉：“谁参加过什么反动党派社团，谁干过什么坏事，说过什么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我们的心里象明镜一样清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希望你们认清形势，赶快主动坦白交代，否则别怪无产阶级专政对你不客气！”于是人人自危，都在暗自反省自己是否干过什么坏事，说过什么坏话。
我才来，纯洁小青年一个，连我都不由得细细回忆我这二十年干过什么坏事没有。
一天下午，革委会召集全体老师开会，会场极其肃穆，领导们个个严肃着面孔，人们知道有大事要发生了，但又不知道这次又要轮上谁了，吓得心嘣嘣地跳。
革委会主任宣布：“现在由居雅兰同志揭发控诉。”
居雅兰是语文老师，业务一流，嘴也能说会道，在老师中很有几分威信。居老师的出身不好，但是嫁了一个军医，军医正在外省服役，一年两人有十二天见面的时间。他们有一个孩子，交给别人带，居老师自己常住学校。她那年大概已有三十来岁，很漂亮，皮肤黑黑的，圆脸，大眼睛，整个人可以用三个字概括“黑珍珠”。
居老师已经和革委会密谈了一上午，此时站到台前，饱含热泪，沉痛而愤慨地说，我要揭发樊文君这条披着人皮的狼是怎样破坏军婚的。
樊文君，音乐老师，二十六七岁，未婚。样子不俗，一看就是搞艺术的。面目俊美，金丝眼镜，深沉文雅，皮肤白净，浅浅的络腮胡子，嘴角淡淡的笑容流露着一点讥讽和一点傲慢（今天我写他，想起了一个人——唱歌的汪峰，真像，只不过面相比汪峰更显干净细腻雅致）。他和一般老师不大说话，自我感觉似乎良好。因为出身不好，从音乐学院毕业贬到这个小地方来，教农村学生唱唱歌，便有些怀才不遇的不平，文革初期当了造反派，大约也是想改变一下境遇。但我没觉得他很坏，就冲他文革中把名字改作“樊文军”（虽然始终没被人认可），还是表明他是有些进步要求的。
大家都愣住了，坐直了身体，眼睛闪闪亮，耳朵支起来。
居雅兰说，她和樊文君在北京都没有家，周末学校没人了，他们常常在一起聊天，樊文君处处对他表示关心并常常向她诉说内心的孤独，骗取了她的同情，于是他们就发生了罪恶的关系。居老师痛哭着说，她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她的军人丈夫。居老师还揭发了樊文君的一些“反动言论”，不过很鸡毛蒜皮，大家在震惊和好奇之中，注意力全集中在二人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上了。这种事情远比沉闷的“斗批改”，老生常谈的革命或反革命言论刺激得多，连军代表农宣队都听得津津有味。
居雅兰的故事一结束，革委会主任大义凛然地宣布：“把反革命坏分子樊文君揪出来。” 樊文君站到了台上，低着头，还没从突然出击的闷棍中缓过神来。
老师们并没有“群情激愤”，特别是女老师私下里议论，一个巴掌拍不响。更何况老居是结过婚生过子的，丈夫一年才能、见上一面，能不寂寞难耐？而小樊比老居小了好几岁，还是个“生瓜蛋子”，谁勾引谁还说不定呢。
革委会宣布居雅兰没事，还是“同志”（这个同志二字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领导对你的定性表态），又回到革命队伍。而小樊被宣布为反革命坏分子，交代问题并听候处理。
樊文君的“罪过”在于“破坏军婚”。这是一项相当严重的罪名。当时解放军享有神兵天将一样的荣誉，毛主席第一共产党第二解放军第三。樊文君被定为敌我矛盾，由群众专政，监督改造。当然，这里不排除革委会带有报复性质的整肃造反派的因素。
桃色事件长久地让人们兴奋不已，议论不止。当时我才二十岁，第一次听到身边发生的如同小说里看到的事情，除了觉得新鲜，尚不能作出更多的判断。现在想起来，孤男寡女，日久生情是多么正常的事情。
小地方的文化革命就是这样搞的，抓不到军警宪特，弄个生活作风的坏分子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茶杯里起风波。
樊文君被搞得很惨。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劳改，不允许教课，音乐课没人教了，领导竟指令我当音乐老师。我没问题，凡是没做过的事都愿意大胆尝试。我拿着《红太阳》的歌本，随便选一个歌，哼两三遍就站在讲台上了。我唱得不熟，每教一句得自己照着歌本低唱两三遍才找得着调，然后喊“唱！”底下张嘴的学生稀稀拉拉。我问：“你们为什么不跟着我唱？”学生说：“您自己都不会唱，我们怎么跟着学呀。”说得没错，我差点失声笑起来。
每次开全校大会之前，都要让我上台领全校学生唱歌或教唱新发表的毛主席语录歌，类似“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这是歌吗？唱起来拗口的不行。
不是说我唱得有多么好，就是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大白嗓子，唱歌好的老师有的是，问题是没有人愿意去教，也许他们不愿意让樊文君难堪。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对他的“罪行”当回事，我年轻，哪懂这些世故呀。
后来政策宽松了一些，樊文君弄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可以上课了，他仍是一派艺术家的风格，散散漫漫，不管学生，音乐课本来就不受学生重视，课上乱得无法收拾。他并不在意这个，不管多么乱总是能把一堂课进行到底。下了课自己关在宿舍里弄弄乐器，校园里很少见到他的身影。
有一次我经过樊文君的宿舍门口，里面传出来华丽丽的手风琴曲，是一支外国曲子。我对外国音乐是最没抵抗力的，脚跟立时就拔不动了，禁不住推门进去，是他在拉琴。
那是一首阿尔巴尼亚的歌曲。中国唯一承认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就是阿尔巴尼亚；亚洲是北朝鲜和越南，还有一个拉美的古巴。号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也就这几个不上档次的小朋友，最后还差不多都撕破了脸皮。收音机里反复播放的也就是这几个国家的歌曲。越南朝鲜的歌我都不喜欢，前者音符象敲梆子一样往外蹦（唯一喜欢的一首的是《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之歌》），后者则是凄凄切切如泣如诉，只有阿尔巴尼亚的歌还好听些，和苏联歌曲有些相近。
手风琴拉出欢快的《地拉那之歌》，我禁不住歌声即将飞出胸膛的诱惑，轻声地哼起来。他说：“大声唱。你带学生唱得不是挺好吗。”沉浸在琴声中的他没有了那种玩世不恭的劲头，也不像是在讽刺我。
我放声唱高歌：“在十一月美丽的日子里，地拉那充满欢笑，烈士们献出生命，为你自由繁荣……”歌词合乎时代要求，而曲调更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后来我一听到手风琴声从小樊的宿舍传出来，就不由自主地跑进去，在手风琴伴奏下放歌，虽然唱来唱去都是阿尔巴尼亚的“革命歌曲”，但是乐此不疲，完全忘记了眼前是个应该划清界限的“敌我矛盾”。
这段时间不长，不知什么时候手风琴声没了。樊文君结婚了，和附近村庄一个妇女。学校男老师一般挣着四十几元最多五十几元的工资，如果他们在本校本公社小学找不到对象（小樊已经“名声在外”了，找女老师基本不可能），唯一的归宿就是附近农村的女农民了。小樊的婚结得无声无息的，没有几个人知道，更没有人出头给他凑份子送礼。他在北京没有家，结了婚就落户在女方家里。樊天君一下课就没身影，他需要去面对挣工分，分粮食，种自留地一系列农民面对的问题。我也不再唱歌了。
樊文君的生活很艰辛。我们所在的公社是海淀区数一数二的“贫困户”，农民的收入一年也就几十上百元，有的大队甚至工分值是负数。凡是和农民结婚的老师，没有学校互助会的补助简直很难生活下去。所谓互助会是每月发工资时从老师们的工资中扣除两元，集中存放作为互助基金，专门用来补助生活困难者。每过一段时间，教工们就坐在一起讨论发放补助的问题，由申请者诉说本人的困难，大家表决是否给予补助，一般是三十元封顶。樊文君也在申请之列。生存真是一个可怕的纽带，把高傲的脖颈和讨钱的手联系在一起。至于夫妻感情嘛，据说很不好，曾经沧海难为水，难以想象一个自命不凡的艺术家和一个农村妇女的能有什么样的感情生活。就这么凑合活着呗，反正他早已认命了。
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十年，然后上大学，出国，不再清楚学校的事。前些年回国和老师聚会，问起樊文君，说早已去世了。什么病，没人说得清。算一算，才是中年，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在世上消失了。
想一想，除了他拉琴我唱歌，我和他说过的话总共不过十句。我从来不知他想些什么，从来没有走入过他的内心。但是我还是要为他写点什么，即使是浮光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