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日本认识。靖国神社的问题并不在合祀战犯，而在通过“英灵”（英雄）表彰，肯定战前国家的侵略行为，绑架普通人对死者的悼念的淳朴情感，推脱国家的战争责任。
在中日间呈现出谅解之征兆后，靖国神社问题再次受到两国媒体和民众的关注。中国政府的公式姿态是：要求日本政要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而中日民间和学界则各有不同的主张。在日本进步人士中曾有过建立国家公墓纪念战死者的设想（千鳥ケ淵戦没者墓苑），目的是吊念所有的战争死难者。而此议论受到来自右派、和与国家，靖国神社有有密切关联的遗族会反对，现在寸步难行。
遗族会认为，对死去的人总不能诋毁，要使死魂安息，需要颂德为“英灵”，彰显其生平事迹，云云。这种中外不悖的人间心理，大多数遗族家属的虚荣心，却被日本的右派政府利用于对战前国家侵略行为的肯定评价中。即通过对“护国，靖国英灵”的表彰，将国家的侵略行为正当化。
在日本，靖国神社问题不能顺利解决的社会原因，在于部分国民的舆论支持，而此舆论中不外乎存在着两种简单的认识错误，一是前述“死者不能鞭挞”的招魂，安息意识的影响，二是分不清什么叫“战争死难者”，什么叫“护国英灵”。大多数日本人都是将两者对等看待的。
而在中国，亦有一种流行的错误议论是靖国神社的问题在于合祀了十几个战犯，所以想通过将战犯牌位移出靖国神社的方法来解决这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今，在电视和多种媒体上也出现过许多所谓的专家、学者，知日派在鼓吹，重复着这一肤浅的理论和错误主张。
实际上，靖国神社的根本问题并不在合祀战犯，而在于对死难者的“英灵”称呼中。英灵指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相当于国内人所称的“英雄，烈士”，当然，这里的“有贡献”行为的国家，指的是战前发动侵略的日本。另外还要注意的是，能否成“英灵”，国家是有选择的，须要以“忠君爱国”的行为作基本尺度。靖国神社并不是所有战争亡灵（死难者）的归宿点。西南战争的反政府军（西乡隆盛），战场上的逃亡者，犯罪者，为国民党效力的“白团”，为八路军服务的日本反战人士的死灵，是进不了靖国神社的。因为它们没有为国家做出贡献。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日本政要的暧昧——把对“护国英灵”的选择，蒙混为对“战争死难者”的哀悼——即意在掩盖这种以国家价值为基准的选择。靖国神社之所以拒绝千鳥ケ淵戦没者墓苑，其道理即在于此。一个是为了悼念所有的战争死难者，反省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教训，一个是为了表彰国家的功臣，英灵，将侵略行为称之为“护国”。
靖国神社的前身称“招魂社”，祭祀的是战争的所有死难者，并不存在什么对死者的政治选择。可以说这是一种宗教习俗，一种文化表现。在宗教的仪式中，死魂是没有区别的，对灵魂合掌，祈冥福安详，并不管其生前之功过。象征着一种生者之敬畏，人性之宽容，可谓文明社会的一种文化涵养，也可以说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不区分国藉别，敌我别，放弃民族，国家间感情面的怨恨，在战场合祀所有死难者也是今日欧美各国认同的普通行为，已成为习惯。所以后人的合祀中即使摆放者战犯灵位，笔者认为也无从不可，如果不作为“英灵”表彰，而只看作为一个普通的死魂；如果不加筛选，列灵于全体的死难者中。
靖国神社的变质，发生在1879年，“招魂”社是年易名“靖国”神社，从此开始，死灵，怨灵信仰被绑架为护国道具，从而发生了“英灵”之称和对灵魂的政治筛选。这是神社质变的开端，在明治天皇的促动下，镇魂的哀悼蜕变为对英雄行为的表彰，举国一致从事侵略战争的工具。从此开始的国家行为，才是靖国神社问题的病灶。焦点在对“护国英灵”的表彰。若只搬出几个战犯牌位，难道能根治这个病灶？
对侵略战争的怨恨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军的战争死难者中，当然有许多生前曾有过犯罪行为。但现在我们要认识到的是，发动战争的最终责任在于国家，并不在个人。现在国内流行的战争认识――把国家（军国主义日本）的战争责任推诿于对战争参加者个人（鬼子），把怨恨的对象从政府，军部转移到日本民族，日本文化，日本人全体（诸如今日国内流行的文化层面的侵略民族性论，恰恰是中了安倍政权的政治圈套。用政治（靖国）来绑架民间信仰（招魂），才是靖国神社问题的焦点。切望日本和中国的民众都要认清这一点，脱出那种容易被政治所利用的，对死者“褒贬”的感情上的陈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