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疫情已造成社会的极度恐慌、社会失序，究竟这场瘟疫是否值得大家如此恐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不妨一起静下来、跳出恐慌的情绪，借鉴历史并用科学的方法分析一下，可能得出的结论与大众的想法大相径庭。
先用一个例子考考你的判断力：
场景A：面对1千元亏损，你是愿意接受事实，还是冒险赌一把，这有50%可能让你分毫无损，但还有50%可能损失2千元；
场景B：面对1千元盈利，你是愿意落袋为安，还是冒险赌一把，这有50%可能让你一分不得，但也有50%可能得2千元。
请问，在上述场景中，你会选择赌还是不赌呢？
如果在场景A中，你打算赌一把碰碰运气，而在场景B中却想着落袋为安的话，那么恭喜你：猴子也是这么想的（耶鲁大学从事猴子知觉研究的三位科学家用苹果对猴子做了相同的试验，与人类的结论完全一致），其实以上二个问题是完全等值的，但超过80%的人和猴子会选择与你相同的答案。它告诉我们：我们的非理性行为究竟从何而来？也许我们生来就带有这些缺点。我们与黑帽卷尾猴曾经拥有共同的祖先，直到3500万年前我们才与它们在进化上分道扬镳。因此，我们的“幼稚”可能已经延续了3500万年之久。所以说人类非理性及盲动是先天带来的。
以上现象在经济学上称为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称其为多数人是不理性的，说白了就是多数人是愚蠢的，他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我们老早就有“朝三暮四”的传说：宋国有一个养猴的老人，喜欢猴子，把它们成群养着，他可以理解猴子的意思，猴子也可以理解老人的心意。养猴的老人宁可减少他与家人的食物也要满足猴子的需求。不久，他家里的粮食缺乏了，他将限定猴子的食物的数量。但又怕猴子不顺从自己，就先欺骗猴子说：“给你们橡实，早上三颗然后晚上四颗，够吗？”猴子们都站了起来并且十分恼怒。他又说：“给你们橡实，早上四个，晚上三个够了吧？”猴子都非常高兴然后一个个都趴在地上。同样一天七颗，效果完全不同，这就是框架效应中国古代的解释。
举这些例子我是想说，当前人们对疫情的判断尽管具备压倒性的一致，但却是不正确的。我们就用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来分析一下当前的疫情。
众所周知，冠状病毒传染性强、致死率也不低，有百分之几，确实令人紧张和害怕，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同样的疫情，不同的描述方法会让人们得出不同的判断结果。五个人竞赛同样是第三名，用第三名还是倒数第三名是不是效果完全不一样。有人既没旅行史又无接触任何可能的患者，突然一下就成了阳性，我们可以理解为冠状病毒并非从武汉才有，可能很早就有只是毒性很弱，感染后略有不适或根本没感觉，传染源众多，直到有一天在武汉人或动物或试验室病毒发生变异，毒性突然增强，酿成武汉的悲剧，到这个时候开始，武汉出来毒性强的与众多毒性弱的传染源共存，如果有人感染上的是毒性强的一支，将面临百分之几的死亡率；而染上弱的一支，同样是阳性，不会有比流行性感冒更大的危险。所以武汉、伊朗、意大利均为毒性强的一支传染源爆发，而其他几万人检测阳性但轻微发病甚至无感的感染是来自于那些存在已久的弱性传染源，而且这些弱性感染者由于大部分都未安排检测，故数量可能惊人，由此也可以推断出死亡率极低，可能只有流感的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子一。总结一下，如果是毒性强的病毒感染者死亡率应在百分之几；毒性弱的病毒感染者死亡率应在万分之几，而后者在武汉以外的地区有极高的占有率。以德国为例确诊3000多，死亡5例，别忘了茫茫人海中无症状的感染者，可能有3万还是30万，大家可以去想象了。远离毒王一支传染源，你我都是非常安全的，想象一下我们周围有众多的弱性病毒感染但健康的人，我们没有理由害怕，同样的事实用另一种方式描述，结论差别如此之大，为什么？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的区别。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Much Ado About Nothing”是莎士比亚的说法。动荡很快会过去，明天会更美好。
武汉疫情对世界的影响以及海外华人的尴尬处境，请关注我下一篇博文：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