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ne全家来中国了
六月下旬，我们接到Ahne教授的来信，说他打算八月初来中国，讨论这一阶段国际合作的总结,叫我好好准备一下。信中提到：他打算带夫人和女儿一起来中国，所以想到处走走。在信里告诉了他的计划。他从慕尼黑出发，先经过香港、广州、桂林，然后才到武汉。在武汉停留一周，然后去北京和上海，最后从香港返回德国。
我赶快把信交到所里，并告诉了潘老师。听说Ahne教授一家要来，大家都很高兴。对这个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们一定要好好招待他和他的家人。同时尽早做好项目总结方面的准备，让他能有尽量多的时间陪夫人和孩子看看中国。
我仔细查对了一下国际合作的协议书。这个项目是一九八六年一月开始执行的，研究周期是十八到二十四个月。那就是说到今年七月，最迟到明年元月就要结束。到时候Ahne教授需要向欧盟提供详细的研究报告和工作报告。显然，他希望我们能给他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料和数据供他写报告时参考。还好，离他来华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
然而我担心另外一个问题：我现在还住在新大楼那个破旧的小房间里。我们一家在慕尼黑期间和他们家有很多来往。作为起码的礼节，他们在武汉期间，我应当请他们来自己家里做客，这是人之常情啊！但如果让他们一家看到中国的研究人员住在这样破破烂烂的屋子里，他们会怎么想？
我把这个问题告诉潘老师，想听听他有什么好主意。潘老师一听，马上摆摆手说：“不行，绝对不能把他们一家带到新大楼那破房子里去！”但该怎么办呢？潘老师一时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小江，你不要着急，我慢慢想办法解决。”
啊，我怎么能不着急呢？虽然我去年就已经分到了十五栋顶层的两室一厅，但由于有个“老革命”没有搬家，影响了一连串的住户不能搬家，因此我不得不继续住在这“新大楼”里。那我该怎么在家里接待Ahne教授他们一家呢？
几天后，潘老师告诉我：“十二栋有一套房子是给一些研究生共住的，现在里面已经只剩下一个学生。我跟后勤的人讲好了，叫那个学生先搬出来找个地方住，你赶快去把那里打扫一下搬进去。虽然旧了点，但面积很大，把墙刷刷还凑合。就先暂时搬去那里住几天，等十五栋那套房子倒腾出来了你再搬过去吧。”
十二栋？我吓了一跳。那可是所里的老先生们住的地方，我住那里行吗？这一栋两层的楼房只住了八家人，所以每一套房间的面积都非常大。有三间很大的房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厨房和一个大厕所。但是，当我拿到钥匙，走进研究生们住的那套房间时，不由得楞住了。这里又脏又乱，简直就是个猪窝！客厅里靠墙处就堆着一米多高的垃圾，至少有一吨多重。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甚至还有吃剩的食物，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厨房的水池里其脏无比，厕所里其脏无比，连到处的墙面上也是其脏无比。只有在最小的那个房间里还住着最后一个研究生，看起来稍微干净一些。我恶心地看着他，就像在看一个要饭的叫花子。心里不由得想：这就是研究生？简直是侮辱斯文！学校里怎么就教育出这么个东西来？
我对他说：“你什么时候搬走？”他可能有点舍不得，犹豫地说：“还住几天行吗？”我毫不客气地朝他房间里扔了一个垃圾桶说：“可以，但是再不准乱丢东西，你的垃圾只能放在这个桶里，自己丢出去，不准丢在外面。否则我马上把你轰走！”
随后的半个月里，我只要有空，就跑到那里去打扫清洁。仅仅就为了把房间里那成吨的垃圾搬出去，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然后就是用水冲洗，消毒，再用石灰水把墙一点点地搞干净。慢慢地，这套房子变得漂亮起来。不过，毕竟是太旧了些，而且很长时间都没有保养维护了，看起来还是比较陈旧。到处都有点腐朽，有个房间的地板还烂了一个大洞，只好先用硬纸板盖起来。嘿嘿，到时候不让Ahne他们进这个房间就是了。
屋子打扫完后，该搬家了。一天中午，除了冰箱找隔壁家的小陈帮忙搬下来外，我一个人把新大楼家里的全部东西都扛下了楼，然后找了一辆板车，几趟就搬到十二栋去了。家里的东西实在太少，放在那么大的一套房间里，显得空荡荡的。可是我们也不敢买家具啊。这里只是暂时住住，几个月后就要再搬到十五栋那小两室一厅的小套间里，那时候家具就会堆不下了呀。就凑合着过吧。
八月十四日下午，潘老师、所长助理吴建中和我赶到武昌火车站迎接Ahne教授一家。谁知那天火车提前半个小时到了武汉。等我们一进站台，看到他们三人早就到了，Ahne教授正郁闷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潘老师很抱歉地迎上去:“真对不起，没有想到火车会提前到达，让你们久等了。” Ahne教授啼笑皆非地摆摆手说：“呵呵，中国的火车会这样不准时？我还担心是下错了车站哩。”
经过几年的改革开放，对外政策宽松多了，水生所的招待所也可以接待外宾了。他们就被安排在离潘老师家最近的那栋招待所。周围环境很美，不远处就是东湖。他们都很高兴，我们安排他们的日程也方便多了。
在随后的一周里，他们一家被分成两拨。Ahne教授跟我们一起工作，他夫人和女儿则由其他人陪同游览武汉三镇。Ahne教授已经是第四次来武汉了，所以也无所谓。每天晚上，则安排轮流在潘老师家、我们家和卢老师家做客，或者到武汉三镇的名餐馆去尝尝武汉的特色小吃。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
我们和Ahne教授一家在水生所
在讨论国际合作的总结报告时，Ahne教授听说我们分离到IPN病毒，非常高兴。这是国际合作项目中培养起来的人和实验室所做的工作，表明这个合作项目是有实际效果的。他提议把这个研究结果先写个研究简讯，带到国外杂志上发表。同时告诉我，这一期合作结束后，他打算再申请第二期合作项目，同时建议还加上丹麦的实验室和著名的鱼类免疫学家Jorgense教授，成为中、德、丹麦三方合作的项目。潘老师当然很高兴啦，马上就同意了。
在讨论时，吴建中告诉Ahne教授，我现在已经是这个病毒组的负责人了。Ahne教授一听，立刻站起来，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祝贺你！这太好了。”我开始还有些不解，为什么他会对这事这样敏感？后来老吴告诉我，Ahne教授一直担心不懂病毒的人来管理这个病毒组，会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听说我负责病毒组的工作，感到有点松口气的感觉。他满怀希望地对老吴说：“只要江好好干，他一定会有非常光明的前景，没有问题！”
我们抽了一天时间，由我跟卢老师带着Ahne教授到周边农村去参观养殖草鱼的渔场。在路上我们边走边聊。我们谈到文化大革命，讲到那时候很多人被整得很惨。Ahne教授满不在乎地说：“不要紧，我是教授，可以不管这些事情。”卢老师笑着告诉他：“不是这样的啊。那时候，教授就是坏人，大教授就是大坏人。”Ahne教授一听，吓得把含在口里的茶水都吐了出来：“啊，我是大坏人？”过了一会，他摆了摆手说：“唔，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关心政治。”我告诉他，在中国，这是躲不过去的事情。你可以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政治会对你感兴趣。文革时期，有多少不问政治的善良的知识分子不是一样被整得死去活来吗？Ahne教授沉默了。
来我们家里做客的那天晚上，江苏淮高兴地跑来跑去，时不时地去跟他们叽叽咕咕地说几句德语。而我们都在忙着做菜。岳母那时已经跟我们住在一起，她最拿手的菜就是鱼丸子。她能把鱼肉剁碎，加上各种佐料做成大丸子，放到汤里能浮在水面上，但咬开后看看里面又不是空心的。Ahne一家简直看呆了。他们一边吃着鲜美的丸子，一边追问到：“为什么这丸子会浮在水上？”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这就是中国菜的魅力啊！
一周很快就过去了，大家都非常高兴。Ahne教授不仅对工作非常满意，也对能带着一家人玩得这么开心感到满意。
八月二十一日，Ahne教授一家离开武汉，要去北京、上海看看，然后回国。
临走前，我和潘老师给他们送行。Ahne教授看着我：“江，你知道Symposium是什么意思吗？”我点点头：“就是大家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意思，对吗？”Ahne教授说：“是。明年八月，将要在慕尼黑举办第一届低等脊椎动物病毒学术研讨会。到时候我给你发一张邀请信，你来参加这个会议，就草鱼出血病的研究做一个学术报告。好不好？”我当然很高兴，但又担心地问：“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国际会议，行吗？”Ahne教授哈哈大笑起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每个人都会有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经历的。不要那么紧张嘛，就是在那里做一个十几分钟的报告，向大家讲讲你做的工作。”我看着潘老师。潘老师也笑着说：“好啊，我支持你去。到时候我来告诉你怎么办手续吧。”我高兴地说：“好的，我先准备准备吧。”
Ahne教授回去后，立刻和欧盟联系下一阶段国际合作的具体事宜，并再次给我们发来了一批实验用品和试剂。在中国分离到IPN病毒的那篇研究简报也被国外一个叫Journal of Applied Ichthyology的杂志接收，将于年底发表。
啊，这次和Ahne教授见面，收获颇丰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