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纪念，明星的联想
5月8日是邓丽君去世“冥日”（忌日），邓丽君谢世已经25年了，在她的故乡台湾没有看到缅怀活动，而在日本几乎每年这一天都要对这位“亚洲歌姬”进行一番追忆和缅怀活动，有一台沉重的电视节目。
尤其今天在新冠病毒肺炎蔓延的日本，TBS电视台专题缅怀报道了邓丽君在日本专题节目从初次登场到连续三届放送大奖夺冠的节目前前后后一个多小时。
从港台、大陆到整个华人社会，从东南亚、日本到全世界，所有邓丽君唱红的成名曲在日本有线放送和无线广播中放松。
对于邓丽君的画传、影碟、纪念专辑每年都在源源不断地涌现。每年都有许多珍藏的镜头“初次”面向观众，表达了日本歌迷对这位被彻底打动并征服的一代天后的敬意。
如果欧美人对戴安娜王妃的仙逝感到了无比的震惊的话，则亚洲人对于邓丽君的西去则感到了无比的意外。二人都长眠于其故乡受人缅怀，二人的影响力远远要大于一些政治风云人物。
英国的首相换了多少届，却没有戴安娜那样被人记起，有戴安娜的时代就没有苏格兰独立运动“国民投票”的折腾，因为戴安娜的存在就是全英统一的一个象征，戴安娜去世后英国政治家明星就自然暗淡。
邓丽君去世后享受了最高的“殊遇”：在台湾就只有蒋介石，蒋经国和邓丽君三人的尸体没有火化，以土葬的形式保存五十年。这三人的存在也就是台湾“外省人”的团结统一的象征。邓丽君去世后国民党的势力日渐衰退，年轻人逐渐走向另一个新兴的党派“民进党”，2000-2008年首度执政，实现中华民国历史上首次政党轮替；2016年起再度执政，并首次达成同时掌握行政及立法部门的“完全执政”。听着邓丽君的歌长大的一代人，尤其是台湾外省人可能还有对“台独”、对民进党有一定的抵触、抑制作用，邓丽君去世后台湾的外省人的落寞、寂寥感增加了。
女性歌手的感召力是任何政治家的慷慨激昂的演说都无法企及的。可见当年的延安时代的毛泽东也许就看到了这一点，才和演员出身的李云鹤结婚的吧。明星的力量是可以抵得上千千万万的政治有生力量！
在台湾说有媒体报道大陆上世纪白天是由“老邓”（邓小平）统治，晚上是由“小邓”（邓丽君）统治，可见邓丽君的影响力之大。
迟至1995年，中国大陆才正式解禁邓丽君歌曲，但她从1979年开始成为流行音乐的标志，拥有广泛的歌迷，她柔和的歌声穿透了两岸。邓丽君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老邓）一起成为老百姓熟悉的名字，并流传着“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只爱小邓，不爱老邓”等语。不过这样的说法不会是大陆人说出来的，只是台湾人自己的“总结”的语言罢了。不过倒是有一定的靠谱性。
邓丽君1974年首次到日本学艺，此后20年间，她跑遍世界，唱红半个地球，但与她因缘最深的不是洛杉矶、不是巴黎，而是东京。
邓丽君从唱歌厅、跑江湖的邻家小妹式少女歌手，成长为辉耀亚洲和世界的一代歌坛巨星，在日本得到的的训练、培养、熏陶和推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邓丽君是一块浑然天成的美玉，那么把玉雕琢成器的，正是日本艺能界。
如果说日本人追捧香港的陈美龄（英文名：Agnes Chan，日文名：アグネス•チャン)，陈美龄祖籍广东东莞，生于香港，父亲为东莞人，母亲为贵州人），是从偶像歌手角度来捧红的，而对于邓丽君则是追捧她的甜美声线，赋予她巨星风采，为她提供红白歌会的绚丽舞台，让她创造了有线放送大赏三连霸的辉煌纪录。
陈美龄级别的歌手在日本层出不穷，而美空云雀、石原裕次郎等代表昭和年代的国民巨星却了如晨星，而邓丽君以一介外来歌手身份却享此殊荣可以和美空，石原媲美。
邓丽君在日本却有一个“护照风波”，后来让她成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宣传塔。1979年2月、因为她没有使用原来的中华民国的护照而是使用印度尼西亚的护照进入日本，被日本出入境管理局以“旅券法违反”罪处以遣返的处分。
因受到中日之间的邦交正常化影响，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使用台湾护照要办比较复杂的手续。可能是想得简单一点，邓丽君使用化名“艾莉-邓（Elly Teng）”的护照进入日本。当然护照本身是印尼政府签发的正式护照，而且当时的台湾著名人物、艺能界都是以这种方法进出日本的。
因邓丽君太出名了，日本政府部门之间不敢名目张胆地“变相”处理。只好不分黑白地“灰色”处理该案件。
如果按引渡条约，会有很复杂而长时间的手续问题，便引渡美国，台湾政府觉得有利可图，便以宣传为条件免于刑事处分。便有了后来政府方、台湾军方背景的过程………
邓丽君谢世25春秋过去了，她依然是最有成绩、最得人心、最有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歌手。她那久经岁月咀嚼、历经生命回味的歌声，已成为中华之声的重要标志。
台湾人说她是“台湾歌姬”，日本人对邓丽君一往情深的称她为“亚洲歌姬”，与“日本的歌姬”美空云雀比较起来地位更特殊、“级别”更高（略）。
邓丽君在台湾故乡的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