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
（1）
1965年11月10日，当天的《文汇报》放到刘少奇案头的时候，不禁让他皱起了眉头，马上意识到这篇文章来者不善，因为这篇署名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点名批判了吴晗。吴晗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行政级别是副省级，按照当时的规定，批判吴晗这样级别的人，是要通过中宣部同意的。《文汇报》居然敢不通过中宣部，直接刊登点名批判吴晗的文章，这不是跟中宣部作对，这不是犯上吗？
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主管“枪杆子”，周恩来主管“钱袋子”，刘少奇主管“笔杆子”，也就是文化宣传领域。中宣部和文化部是刘少奇直接主管的部门，谁跟中宣部作对，那就等于是跟刘少奇作对。《文汇报》本身肯定是不敢跟中宣部作对的，更不敢跟他刘少奇作对，《文汇报》背后一定有大人物撑腰。当时中国敢跟刘少奇作对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周恩来。
刘少奇熟知周恩来的性格，知道周恩来不会用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来进攻。所以《文汇报》这篇《评/海瑞罢官》的后台，只能是毛泽东，或者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一起联手。如果《评/海瑞罢官》的后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刘少奇倒也不怕，要不然他怎么敢挑战毛泽东呢。刘少奇怕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起来对付他。
刘少奇马上派人去查作者姚文元的底细，这样就可以基本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来历了。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姚文元，现年34岁，上海《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文化程度“高中”，干部级别“科级”。
看到这个结果，刘少奇还有点意外。吴晗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干部级别是副省级。按照刘少奇的想法，他的对手要批吴晗，应该找一个权威人士，一个身份与吴晗相配的人，即便不是院士，也至少是个教授；即便不是省级干部，至少该是个市级干部吧，怎么也不至于是一个高中文化程度的九品芝麻官科级干部吧？
从作者的身份刘少奇判断出，这篇文章的后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没有参与。如果周恩来参与了，即便不能弄出郭沫若这样的顶级名人来批吴晗，至少可以弄个教授级别的名人来批吴晗，绝不至于“寒碜”到用高中文化程度的科级小人物姚文元来批吴晗这个大人物。这时，刘少奇甚至有点同情毛泽东了：看来毛泽东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已经没有高级别的人替他卖命了，只好找一个九品芝麻官的科级干部出来滥竽充数。
刘少奇搞清楚这篇《评/海瑞罢官》的后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他就放心了。刘少奇跟毛泽东在一起三十多年了，比跟王光美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他对毛泽东的性格太了解了，知道毛泽东是那种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人，早就料到毛泽东会对他来点反击。现在毛泽东抛出这个《评/海瑞罢官》，并不让刘少奇意外。
（2）
这一段时间以来，吹捧刘少奇的人越来越多，不免让刘少奇有点飘飘然起来。其实这些人与其说是捧刘少奇，不如说是来自官场学的智慧。官场学是一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奥学问，不过它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条定理：“不能站错队”和“晚跟不如早跟”。
官场学是一门“投机”的学问，基本原理与投机股票是一样的。买股票，一定要有眼光。如果买错了股票，那就要把老本都陪光了。要当官，也一定要有眼光。决不能跟错了人，一旦跟错了人，一辈子就别想再有出头之日了。
另外，买股票，单单买对了股票，只能说是保证不亏本，要想赚大钱，你还得买得早，最好是买原始股，这样才能赚到大钱。等股票上市了、走红了之后，你再去买，那就只能赚点零头小钱了。当官也是一样，要想当大官，你就要在人家发迹之前、走红之前就去“跟”，这样才能谋到大官。要是等到人家已经发迹了，已经成为大人物之后，你别说去“跟”了，就是想去巴结人家，都不一定能排得上队，最多只能谋个小官混混。
毛泽东退居二线以后，让很多人动了心，因为重新排队的时机来了。不少人开始抛售毛泽东的股票，抢购刘少奇的股票，一时间刘少奇股大涨，毛泽东股大跌。当然高官们也懂得，在刘少奇没有正式上台以前买他的股，风险是很大的。但就像胆小的人不敢买大股票一样，胆小的人当不了大官，敢赌的人才会大赢，敢“早跟”的人才会当大官。高官们都懂得“晚跟不如早跟”的官场定理，只有在刘少奇正式上台之前去投靠刘少奇，才能日后得到重用和厚报。
不少以前“跟”毛泽东的人，也都动了心，因为他们从那时的大趋势看，“跟”毛泽东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前途了，因此这些人就纷纷想转过去“跟”刘少奇。不过换投靠山的时候，总不能两手空空去，要有个见面礼，才能得到重视。就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情节，杨子荣从许大马棒门下，转投到座山雕门下，他的见面礼就是一张“联络图”。而吴晗给刘少奇的“见面礼”，就是《海瑞罢官》了。因为错批彭德怀是毛泽东的软肋，而赞扬海瑞又是毛泽东自己提倡的，所以《海瑞罢官》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妙棋，颇得刘少奇的欣赏。
（3）
当然别人也想到了用“海瑞”给刘少奇做见面礼，比如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搞了一个京剧《海瑞上疏》。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官职级别，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级别是一样高的。另外还有一些海瑞戏，《海瑞背纤》、《五彩轿(海瑞戏)》等等，但都不如吴晗的《海瑞罢官》有份量，特别是“罢官”这个词本身就十分露骨。后来文革中张春桥说：“我们曾考虑过究竟批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这个影响大的。”
刘少奇细细看一下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居然写得很不错，水平不在吴晗之下，刘少奇不得不佩服毛泽东有伯乐的眼光，也敢用人，敢让一个高中文化程度的人跟一个“院士”叫板。
如果有一个郭沫若这样重量级的人物站出来替毛泽东批吴晗，刘少奇还要考虑认真对付。而这次毛泽东弄一个九品芝麻官出来批吴晗，刘少奇就大意了，觉得很容易对付，自己没必要亲躬这件事，把《海瑞罢官》这件事全权交给彭真处理，他本人集中精力去搞“托拉斯”试点，这才是刘少奇要搞的重头戏。
如果说林彪是毛泽东的铁杆，那么彭真就是刘少奇的铁杆了，也是刘少奇最信任的人物。彭真是刘少奇“白区派”那条线上的人，是一直受刘少奇栽培的重镇人物。彭真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在党内排名第八，排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之后，但陈云和朱德都没有实权，所以彭真事实上是党内第六号实权人物，在北京更是一手遮天，用毛泽东后来的话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彭真是山西人，是典型的北方“老西”，面貌像秦始皇兵马俑里的武将一样，厚厚的嘴唇永远微微上翘，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瞪着人，想到什么就直言不讳。有人说彭真霸道，也有人说彭真厚道，如果我们仔细端详秦始皇的兵马俑，还真会发现兵马俑的面孔也有两个特点，那久经岁月的脸庞看起来又霸道又厚道。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与彭真
虽说彭真是又霸道又厚道，但他做事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凡是在白区做地下工作，都必须谨慎小心，不谨慎就有生命危险。但这次接到刘少奇让他处理《海瑞罢官》的事，彭真却失去了平日的谨慎，而是大意了。彭真在处理《海瑞罢官》上的大意，后来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得以重新出山。
当然彭真这次的大意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毛泽东启用姚文元这个不知名的小人物来批大人物吴晗。这在彭真看来，明显是毛泽东已经到了困兽犹斗的地步，甚至是黔驴技穷的象征。所以彭真觉得毛泽东再没什么可怕的了，骄傲大意起来，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举措，公开对抗毛泽东。
（4）
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也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卧室里，半躺半坐在大木床上看《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人们很难想象，贵为一国之主的毛泽东，日常生活竟是以一张再平凡不过的大木床为主，在这个木床上看线装书还情有可原，可是毛泽东也在这大木床上看文件，批文件，甚至接见他的部下。或许有人认为这体现了毛泽东的“懒”，其实这并不是毛泽东的“懒”，相反是体现了毛泽东“勤”。这是毛泽东的“勤”养成的习惯，一旦成了习惯，就如同一种惯性无法更改了。
毛泽东的这个习惯，还得从1927年讲起。从1927年毛泽东上井冈山，至1949年长达22年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一直住在中国最偏僻的穷乡僻壤，除了1945年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住在重庆周恩来的公馆，俗称“周公馆”，享受过了几天大城市的生活。
在与蒋介石争夺天下的22年间，毛泽东不要说没有蒋介石那样豪华的办公室，就连像样的桌子也没有。毛泽东喜欢看书，又没有书桌书架，只好把书和文件都摊摆在炕上。晚上躺在炕上睡觉，白天半躺半坐在炕上看书、批文件。等到毛泽东打进北京城，有条件置备豪华的书桌和漂亮的书架时，不幸的是，毛泽东已经无法再改变他过去养成的生活习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用同样的姿势，半躺半坐在他的大木床上看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这篇《评/海瑞罢官》的写作，前后历时九个月，在发表前大修改九次，毛泽东本人也审看过三次，可谓是一篇“字字皆辛苦”全力之作。这篇文章毛泽东是满意的，姚文元没有辜负江青的期望和毛泽东的慧眼，写出一篇打击力很强的檄文。姚文元因此得到毛泽东的器重，由一个科长乘超速电梯直达中央委员。
毛泽东启用小人物姚文元，一方面的确是找不到肯效力的大人物；另一方面，毛泽东也从不迷信什么学历，他从来不以学历的高低来选用人才。
与此相反，蒋介石倒是很重视学历的，我们不妨看一下1948年蒋介石政府班子的学历情况：
1948的国民政府组成，行政院长翁文灏（hào 博大），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可谓人才济济，熠熠生辉。
（5）
蒋介石的这个班子，大概是历届中国政府中学历最高的班子，但是它的政绩，却又是历届中国政府中最差的。这个结果也说明，学历高的人，特别是学历高的中国人，一般是不适合搞政治的。在政治斗争中，一贯是学历低的战胜学历高的，毛泽东战胜蒋介石，就是低学历战胜高学历的很好证明。这次批判《海瑞罢官》，也是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让低学历的姚文元与高学历的吴晗对阵，反而取胜的把握更大。
毛泽东选择1965年11月10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有一个时机上的考虑，那就是观察与文章有直接关系的、且这段时间都在北京的、四个人的反应。这四个人是：中宣部长陆定一；负责文教宣传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因为按照常理，这四个人，至少是这四个人中的一个，应该来找毛泽东汇报。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明显违反党纪的。中央曾有规定：报刊上公开点名批评有影响的文化人物，必须经过中宣部的同意，其中还特别明确指出，郭沫若、范文澜（lán 浩大）、翦（jiǎn）伯赞、吴晗、茅盾等一些人，不得点名批评。
这次姚文元的文章，不经中宣部同意，甚至不跟中宣部打招呼，就直接点名批判中央指名保护的吴晗，无疑违反了党纪，是应该受处分的事。因此，后来江青在文革中说：“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的确，张春桥和姚文元为了毛泽东，干了违反党纪的事情，担了很大的风险。
这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一份地方报纸，不经过中宣部同意，就敢刊登一篇指名道姓批判一位副省级高官的文章。更有甚者。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中，一语惊人地作出结论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这可是一顶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大帽子。
因此，这次《文汇报》违反党纪刊登批判吴晗的文章，对于中共来说，无疑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它会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当然是要严肃处理的。即使这件事放在今天的中国，按照现在的标准，也是要严肃处理的。在正常情况下，新闻界发生了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与中央主管宣传的书记处书记彭真，应该立即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汇报情况。
即使陆定一和彭真已经知道这件事的背后主谋就是毛泽东，他们也应该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更向毛泽东告状，告发上海宣传部门的重大违纪事件，要求毛泽东严肃处理上海的《文汇报》与姚文元。在这件事上，彭真和陆定一没有任何过错，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向毛泽东告状。
（6）
毛泽东当然也知道《文汇报》不通知中宣部，擅自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是严重违反党纪的事情。为此，毛泽东早就埋下了解围的伏笔。两个月前的1965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支援越南的“抗美援越”问题。在会上，毛泽东突然把话题一转，用严肃的口气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与会的众高官听了不免暗自心烦，心想毛泽东真是老糊涂了，讨论抗美援越的时候，怎么又冒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问题。当然众高官也会给毛泽东留面子，一个个摆出洗耳恭听的神情，听毛泽东说他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
这时毛泽东把头转向彭真，问说：“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彭真愣了一下，以为毛泽东指的是吴晗在访问朝鲜时的一些发言，于是应付地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鲜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
听完彭真的话，毛泽东没有再继续谈这个问题，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众高官也没有太在意，认为这不过是毛泽东时时挂在嘴边的阶级斗争“老生常谈”而已。其实，毛泽东这句话是大有深意的，这是他准备好为姚文元和《文汇报》开脱责任的伏笔。
毛泽东准备等彭真和陆定一来向他告状，要求处分《文汇报》违反党纪的时候，他可以这么对彭真说：“你忘了吗？我在九月份就跟你打过招呼了，你不是也同意吴晗的问题可以批的嘛。”这是毛泽东准备好的一个“小花招”。
果然彭真得知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时，怒气冲冲地说：“发表批吴晗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可是彭真生气归生气，却没有向毛泽东汇报，这就奇怪了。
彭真批评上海市委“没有党性”，可是他自己同时犯了“没有党性”的错误。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出现这种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彭真应该向他的上级领导汇报。彭真的级别已经非常高了，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上级只有四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可是彭真只是向刘少奇一个人作了汇报，对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都没有汇报，这就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特别是不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进行汇报，这是从哪个方向都说不通的。
四个人的汇报在毛泽东的等待之中。如果刘少奇来汇报，那是对毛泽东表示和解，不过毛泽东对此基本不抱希望；如果周恩来来汇报，那是对毛泽东表示支持，毛泽东对此抱的希望也不大，因为周恩来是走政治平衡木的高手，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要中立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不来，毛泽东丝毫不意外，他意外的是彭真和陆定一居然也不来向他汇报，让毛泽东事先精心准备好的“小花招”也成为了多余。
（7）
按照常理，负责文宣的彭真和陆定一，必须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出来以后，必须解决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分上海《文汇报》的违纪行为，如果不对这种违纪行为进行处分，中宣部的威信就没有了；第二个大问题更为重要，那就是怎么给吴晗“定性”。既然姚文元已经在文章中明确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那么中央就必须公开给吴晗一个结论：《海瑞罢官》到底是不是毒草，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陆定一与夫人严蔚冰
怎样处分《文汇报》的违纪行为？怎样给吴晗的《海瑞罢官》定性？虽说彭真和陆定一是这两个问题的负责人，但要处理这两个问题，已经超过了彭真和陆定一的权限，他们必须要征求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意见，更应该与毛泽东商议处理这两件事的对策，否则就是明显地架空毛泽东，视毛泽东的权威而不顾。
毛泽东在11月10日等了一整天，彭真和陆定一都没有来汇报，难道是他们两人因为工作忙，没有注意到《文汇报》的这篇文章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有一份专供高层干部的“内部参考”，每天发行“上午版”和“下午版”两份，专门报道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这是每个高干必看的。
《文汇报》刊登批判吴晗的文章，一定会登上11月10日的“内参”。如果说彭真和陆定一上午没注意到，那么他们一定应该看到下午版的“内参”，不可能在11月10日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们两人真的在11月10日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那么11月11日总该知道这个消息了吧。可是毛泽东11月11日又等了一天，彭真还是没有来，陆定一也没有来，甚至两人连派秘书送来一份书面的汇报材料都没有。
彭真和陆定一为什么不来汇报呢？这里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不敢来”；第二种可能性是“不屑来”；第三种可能性是“不必来”。
彭真和陆定一“不敢来”是不应该的，一来他们两人都不是胆小的人，二来在这件事上，他们两人完全没有错，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找毛泽东告上海市委的状，除非他们两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才会“不敢来”。
如果彭真和陆定一是“不屑来”，那就说明他们根本不把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放在眼里，认为只向“一线”的刘少奇汇报就可以了，不屑再来向毛泽东汇报了。
如果彭真和陆定一是“不必来”，那就说明他们两人已经把毛泽东看成是敌人了，因为向敌人汇报是没有必要的。
（8）
不管是彭真和陆定一“不敢来”、“不屑来”还是“不必来”，无论哪个理由，都无法让毛泽东原谅他们两人。此时毛泽东的心中，充满了一种被羞辱的怨愤。常言道“人走茶凉”，现在毛泽东人还没走，茶就凉了。如果说刘少奇骑到毛泽东头上来，还有一点点可以容忍的地方。现在连彭真和陆定一这样的小角色，也骑到毛泽东头上来了，居然连向党的主席汇报这个最起码的“规矩”，都被省略了。毛泽东怎么忍得下这口气，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打倒，所以后来彭真和陆定一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人物。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彭真这件事处理得不好，刘少奇后来也埋怨彭真。尽管这件事的主谋是毛泽东，如果彭真装作不知道，去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的话，双方还能在面子上过得去。这次彭真却鲁莽地干脆不理毛泽东了，这不仅是不给毛泽东面子，同时也是公然表示他无视毛泽东的权威，无视毛泽东的指示了。这等于撕破了双方最后一层虚伪的面纱，从此彻底撕破脸进行斗争了。
毛泽东没料到彭真和陆定一，居然也敢不向他汇报，无视他的存在，看来这场斗争，比毛泽东设想的还要严峻。11月10日姚文元的重磅炸弹文章发表后，毛泽东本以为会引起一场不小的地震，没想到这篇他费了九个月精心打造的文章出笼后，居然像泥牛入海一样，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既没有人表示赞成，也没有人出来反驳，甚至连提到的人都没有。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天，人们就会把这篇文章忘却了。
毛泽东看出来，彭真这次要用“默杀”的计策来对付他，要把姚文元这篇重磅炸弹的文章，捂起来沉到水底，让人们忘掉它曾经存在过。毛泽东准备用这篇批判文章挑起一场论战，而彭真则干脆不与毛泽东争论，一个巴掌拍不响，让毛泽东试图要发起的论战自然熄火。
既然彭真要让人们忘掉这篇文章，毛泽东就要让人们重新想起这篇文章，要把这篇沉下去的文章重新“顶”起来。毛泽东让人们重新想起这篇文章的办法，就是让其他报刊“转载”。毛泽东马上给上海那边下令，要上海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重新把人们的眼球吸引过来。
到11月11日的晚上，毛泽东突然叫来汪东兴，说他马上要离开北京，让汪东兴即刻去通知他的专列。毛泽东的专列是24小时待命的。当毛泽东的大吉斯轿车到达车站的时候，列车人员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毛泽东一上车，列车就开动了。
毛泽东立即离开北京，是他意识到彭真既然已经“敢”跟他撕破脸，那么他继续住在北京就危险了，因为北京是彭真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这次毛泽东离开北京时间很长，直到1966年5月彭真被打倒之后，毛泽东才回到北京。
（9）
1965年11月11日夜，毛泽东的专列悄悄驶离北京。这次毛泽东抛出一颗精心准备了九个月的重磅炸弹《评/海瑞罢官》，居然被一个彭真轻而易举地捂下去了，没有炸响，这是毛泽东反击刘少奇的又一次挫折。当然毛泽东是不会服输的，要是输给彭真这么一个小人物，那可是太没面子了。毛泽东在思考扳回败局的法子。
毛泽东知道，他搞的《评/海瑞罢官》被彭真捂下去的这件事传出去，肯定会影响他“毛泽东股”的行情，毛泽东股又要下跌，而刘少奇股又要上涨，这让毛泽东心中郁闷。为了挽回“毛泽东股”的行情，毛泽东采用他的惯用手法，出去外巡，接见地方大员，听他们的汇报，对他们做指示。毛泽东做这些是要让人们知道，他毛泽东依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依旧过问国家大事，他要用事实澄清那些传言。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毛泽东已经不过问国家大事了，去专心搞哲学研究和诗词创作了。
11月12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天津，毛泽东立即派人通知河北省委，让省委的主要负责干部过来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明白，越是在股票跌的时候，越要摆出一点威风，一点霸气，这样才能让别人对他的“毛泽东股”有信心。
河北省的主要干部不敢怠慢，马上赶来，毕恭毕敬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地方大员们都比较头痛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毛泽东经常会讲一些摸不着边际、搞不清含义、甚至根本听不懂的话。这就使这些封疆大吏们很累，不得不使劲猜毛泽东每句话的含义，让人大伤脑筋。
果然，这次毛泽东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开口就说出一句让大员们搞不清含义的话：“你们最近听到我有什么指示吗？”
那时的政治大局对“刘少奇股”的行情看好，大部分人都买刘少奇股，对毛泽东的话只是应付而已。他们对刘少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住，生怕搞不好会得罪刘少奇，而对毛泽东的话就是应付差事，当成耳边风。最近这段时候，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也讲了不少话，可是大员们都没有当成一回事，听完就忘了。这时毛泽东问起来，大家当然想不起来，面面相觑，有人总算想起一句毛泽东的指示，说：“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用不太满意的语气说：“我这句‘为人民’，早就在多少年前讲了。”
众大员搞不清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其实毛泽东说这句看似开玩笑的话，实际上是在测试自己在地方大员们心中的威信。如果大家能够牢记毛泽东的话，那就说明他们把自己的话当成一回事；如果大家对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印象，就说明这些人不把毛泽东当成一回事，毛泽东在他们心中的威信已经是笈笈可危了。
（10）
毛泽东心中沉重，表面上还是谈笑风生地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
这句话又把大员们问得面面相觑，“搞四清”是党中央提出来的，他们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即使有人心中认为“不搞四清好”，但也不敢说出口呀。于是大家一致回答说：“显然搞四清好。”
毛泽东这句话，是想测试一下这些人当中，有没有胆大的，有胆量跟中央对抗的。从他们的回答，毛泽东看出来，这些人都是些胆小鬼，应声虫，一切看中央的指示行事，没有自己的任何主见，简直就是一台忠实执行政策的机器人。毛泽东知道，在他反击刘少奇时的斗争，不能指望这些胆小鬼。
11月12日，只有张春桥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上海的其他报纸，都没有转载。尊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下令“转载”，而响应转载的居然只有一家报纸，这让毛泽东自己都感到悲哀，现实比他预计的还要糟糕。毛泽东明白，现在到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了，不能后退半步，否则就全线崩溃了。此时毛泽东必须“硬着头皮顶住”。他常说：“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天津后，沿着京沪线徐徐前进。11月13日到济南，14日到徐州，15日到蚌埠，16日到南京，17日到上海。毛泽东每到一处，都叫当地的党政军负责人，专程来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列车每到一处，都有人把当天的报纸和各种内部资料给毛泽东送来。这几天毛泽东每天翻看报纸，在11月12日《解放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别的报纸一点儿动静也看不到，毛泽东的心情也愈发沉重了。
11月15日，毛泽东终于看到《光明日报》内部发行的《情况简编》，提到了《评/海瑞罢官》的情况，这是一则内部消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应》。在该消息中，吴晗很轻松地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吴晗最后说：“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
看了这篇材料后，毛泽东在旁边批语：“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为什么毛泽东会“一夜无眠”，这是因为吴晗说“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毛泽东本来的战略部署，是准备让吴晗出来与姚文元公开论战的。现在吴晗明确表示“我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那就打乱了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全盘战略部署，所以让毛泽东“一夜无眠”了。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大费心思地搞一个《评/海瑞罢官》，他最初的想法是什么？最初的战略部署又是什么呢？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11）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这篇《评/海瑞罢官》，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毛泽东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毛泽东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据说，彭真在生前曾透露说：“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关于这件事的原因，我不能讲。”
尽管胡乔木和彭真的说法有差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毛泽东最初花费九个月时间，九牛二虎的力气搞出来的《评/海瑞罢官》，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直接关系。而现在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目的，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准备。这种看法显然是把历史简单化和戏剧化了。
胡乔木和彭真鉴于他们的身份和利害关系，不便向我们透露更多的细节。但通过历史事件的推理考证，我们还是能分析出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最初想法和最初的战略部署。这里我们先说一下结论，之后再慢慢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
这个结论是：毛泽东最初打倒刘少奇的想法，是在原计划于1966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党内斗争的形式，撤销刘少奇以及刘少奇派重要人物的职权，毛泽东重新回到党中央一线领导岗位。由于彭真和刘少奇的抵制，使毛泽东无法再使用党内斗争的形式。这样毛泽东就不得不修改原来的计划，把原计划的党内斗争，扩大化为一场全民斗争，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共在1956年召开“八大”之后，原先预订在五年后的1961年召开“九大”，但是因为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所以“九大”就延迟到十年后的1966年召开。从历史的过去到现在的今天，中共每次代表大会，都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所以这次本应该在1966年召开“九大”上，中共“三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要面临权力的再分配。
假如毛泽东没有发动文革，中共1966年在“稳定团结”的氛围下召开“九大”，会有什么权力再分配的结果呢？当时一般的预测都是：最大的输家肯定是毛泽东，最大的赢家肯定是刘少奇，周恩来大概能保持不赢不输。毛泽东将不得不让出“党主席”的宝座给刘少奇，在“名誉主席”的光荣名誉之下，退出政界，安享天年。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也不是一个坏的选择。列宁之所以比斯大林名声好，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列宁去世早。如果列宁再多活二十年，就要多犯二十年的错误，到那时列宁的名声，说不定还不如斯大林呢。
（12）
如果1966年毛泽东真的退出政界，不再干事情了，当然也就不再会犯错误了，更不用担心会有人骂他。那样，毛泽东将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成为“功成身退”的伟人，成为只有功绩，没有错误的完人，被后人供在庙里，永世享受人间烟火，名垂青史。
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既然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就不可能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已经出击了。他向刘少奇发炮的时候，也同时做好了思想准备：要不然打倒刘少奇，要不然被刘少奇打倒，已经没有退休当名誉主席，“安享天年”的第三个选择了。
前面说过，毛泽东是一个“虎气”和“猴气”兼有的人，他不会鲁莽行事，他有一个全方位的计划和部署。从大的全局战略来考虑，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可以分上、中、下三个方案。
上案是用党内的力量打倒刘少奇，这是最理想的；
中案是发动一般群众，用群众的力量打倒刘少奇，这个方案要把斗争扩大到整个社会，不是很理想；
下案是用军队的力量打倒刘少奇，就像后来粉碎“四人帮”那样，毛泽东可以派一支亲信部队去把刘少奇抓起来，关起来，一夜之间武力夺权。但这么做不但会毁了毛泽东一生的名声，而且危险也极大，弄不好，稍微走漏点风声，就会引发一场血流成河的内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毛泽东是不会使用下案的。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中案”，这是毛泽东使用“上案”不成功的结果。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本来是毛泽东“上案”中的第一步棋。毛泽东本想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激怒吴晗，挑逗吴晗跳出来与姚文元争论。一旦两人论战起来，就会把群众的眼球吸引住。因为人们都是喜欢看吵架的，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毛泽东本想用姚文元与吴晗的一场论战，把他与刘少奇的政见分歧，公开到下层党员，公开到人民群众。在此之前，下层党员和人民群众，完全不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见分歧，他们看着毛泽东与刘少奇一起接见外国客人，两人的照片并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还以为毛泽东与刘少奇是毫无矛盾的亲兄弟般的同志呢，完全想象不到他们两人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按照惯例，党内的矛盾都是要“捂住”的，是不能让一般群众知道的，因为担心一般群众知道了党内的矛盾，就会影响他们“对党的信心”，会影响“党的威信”。
可是这次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捂住”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反而要把他们两人的矛盾向一般群众公开。这是又为什么呢？
（13）
为了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大费心思地搞一个《评/海瑞罢官》，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国家机构做一点简单的说明。理解了中国的国家机构，对后来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了。
中国的国家机构，分为三个层次：决策层，执行层，实施层。
决策层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法令政策都由决策层来策划和决定。决策层的人数一般不超过十人。在古代中国，决策层的名称叫“内阁”，对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来说，决策层的名称叫“政治局常委”。
执行层是把决策层制定下来的法令政策，变成具体可执行的细致条文，交给下面的实施层去实施。执行层的人数一般在百人前后，古代中国执行层的名称叫“朝廷”，新中国执行层的名称叫“中央”。
实施层是政府直接面对“人民”末端机构，古代中国实施层的名称叫“衙门”，新中国实施层的名称叫“基层干部”。基层干部的人数众多，数不胜数。
决策层制定的法令政策，具有“自然的正确性”，执行层对上面下达的法令政策，可以对其“正确性”表示怀疑，但只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却没有表决权。基层干部只有忠实地实施上面下达的法令政策，连对其“正确性”质疑的资格也没有。
中国体制的特点是：不到十人组成的“内阁”决定一切；百余人组成的“朝廷”只有质疑的权力，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千万人组成的“衙门”，连质疑的权力都没有。如果“衙门”的小人物对“内阁”的决议表示质疑的话，那就等同于“造反”了。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他在“决策层”已经成为绝对少数。当时具有表决权的政治局常委有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陈云。其中朱德、邓小平和陈云都支持刘少奇，周恩来中立，毛泽东的支持者只有林彪一个人。
毛泽东在下面的“执行层”中，有比较多的支持者，但要想过半数也很难。真正支持毛泽东的，是广大的基层干部，但这些人连对中央决议表示“质疑”的资格也没有，想支持毛泽东也没有资格。
因此，中国的体制特点就是：一旦你在决策层成为少数，那一切就完了。尽管有广大的基层支持，尽管你有广大的人民基础，但都是没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