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
据《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看过这封信后，指着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然而刘冰等人不见毛泽东的回音，于10月13日再次写信给毛泽东。第一封信只状告迟群一人，而第二封信又曾加了谢静宜，同时告状他们两人。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摘要如下：
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
关于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曾于8月13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做了报告，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尽管我们努力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想把学校工作搞好，但他的这些活动，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报告他的情况。
8月24日，他违背党委一元化集体领导的原则，背着大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委常委会，私自决定召开工宣队员大会。并说“今天要开纯宣传队员大会，学校的人包括刘冰在内一个都不准参加”。
在会上他煽动说：“有人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准备迎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们有办法有能力解决。我迟群还要做党委书记，有人盼着我走办不到。”
这些煽动性的讲话，在同志们思想上引起了混乱。
9月14日至19日，他不向校党委打招呼，离校五、六天不上班工作，不知道他哪里去了。从9月初到10月1日前，他基本上不抓工作，整天呆在房子里不开会，不见群众，不找干部谈话，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迟群同志的这些行为，给党的事业已经带来损失，发展下去将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
为了迟群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的错误作斗争。谢静宜同志曾对迟群同志的错误做过批评，我们在上次报告中曾经提到过，我们也曾向她反映过对迟群有意见，每次她都劝说我们。
最近，我们向她反映对迟群的意见后，她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在一次书记会上，因为一个干部的批准手续问题，她借题发挥，用威胁的口气说：“岂有此理，你们告去吧！”
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谢静宜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在党内是非问题上坚持党性原则，起到积极作用。
（86）
我们盼望中央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以便我们更好地朝气蓬勃地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更加深入贯彻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把学校的工作搞好。
以上报告如有错误请中央指教和批评。
敬祝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1975年10月13日
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终于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据《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要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留下李先念、汪东兴谈话，却没有叫邓小平。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
毛泽东又说：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这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这里毛泽东指示“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这是自从1969年“九大”以后，毛泽东第一次发出“出大字报”的指示。毛泽东的指示之后，清华大学再次出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每天有很多人涌到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大有文革初期的势头。
1975年11月18日，在迟群主持下召开了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大会名为“大辩论”，实际上是对刘冰等人进行批判和批斗，这也是再现文革初期的批斗大会。刘冰后来回忆说：在各系轮流批斗我们的同时，迟、谢等人组织人对我进行所谓提审。批斗加提审，和蒯大富的办法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迟、谢们不打人，这比蒯大富要高明一些。
以刘冰等人的信为契机，掀起的这场大批判，就是后来称之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次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肯定要破坏毛泽东这些年来一直提倡的“安定团结”。那么毛泽东的用意何在呢？这个问题后面分析。
（87）
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写信告状的“动机不纯”，并非没有道理。毛泽东敏锐地指出：“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
刘冰等人第一封信的抬头是：小平同志转呈主席，第二封信的抬头是；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也就是说，刘冰等人的信是写给两个人的，第一读者是邓小平，第二读者才是毛泽东。如果按照刘冰等人在信中写的那样“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您老人家如实报告”，那么这封信直接写给毛泽东即可，为什么要经由邓小平这个中间人先看呢？况且毛泽东当时就在北京，这封信完全可以直接送到毛泽东那里。
退一步说，假如刘冰只是想请邓小平顺便把这封信转交给毛泽东，也完全没有必要在信的抬头，明确写上“小平同志转呈主席”或“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如果按照正常手续，这两封信应该先送到清华大学党委的上级领导北京市委，再由北京市委转交主管文教的副总理张春桥，再由张春桥转交毛泽东。刘冰等人作为清华大学的党委领导，肯定知道在几个副总理当中，张春桥是分管文化教育的，而邓小平当时并不分管文教。既然刘冰等人向邓小平汇报，为什么不向张春桥汇报呢？
当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张春桥只是政治局常委，但在名义上，王洪文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向邓副主席汇报而不向王副主席汇报，在手续上是不正常的。尽管王洪文已经坐冷板凳了，中央文件的传阅还是要给他的。如果刘冰等人的信，写“春桥同志，小平同志转呈主席”，或者写“邓副主席、王副主席并呈毛主席”，这都是比较正常的；而只写邓小平，漏掉张春桥或王洪文，就是不正常了。
粉碎“四人帮”后，这两封信的执笔者之一刘冰写了一本回忆录，另一个执笔者惠宪钧也写了回忆文章。惠宪钧回忆中，没有提到他们的信写“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的理由。惠宪钧回忆说：我写信的思想初衷，有好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迟群、谢静宜紧跟“四人帮”；第二个呢，就是迟群这个人野心勃勃，没有当选上中央委员，狠狠闹了一通。
平时，迟群和谢静宜关系比较好，谢静宜当选上了中央委员，他没选上，好嘛，这个闹，一闹差不多就是胡作非为了，前前后后，连哭带闹，大概有半个月，就在那儿折腾。他不是一般的闹，有的时候就是喝酒乱闹，有的时候就是和谢静宜吵骂。我有一次，简直看不下去了，也是夜间，迟群为了找谢静宜闹事，竟在谢的门口撒尿。这像什么话呀！
（88）
迟群当时认为，谢静宜没有在主席面前给他说好话，所以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他闹了相当长的时间，好多材料里都有揭发。一次抽烟，把被子烧掉了，还有一次撞门把头撞坏了，这些都暴露了他的野心。迟群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他原想当教育部部长的，下一步呢，他是想当副总理的。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副总理也当不上了，教育部部长也没份了。
最后，干脆吧，咱们向毛主席反映吧。这在当时是柳一安建议向毛主席反映的，他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我们讨论后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党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是正常现象，我当时也同意了。
一个多月以后，在北京，有些人告诉我们说主席收到信了，还没有表态。这第一封信还引起了李先念、纪登奎等副总理以及吴德等在有关会议上的议论，说：“清华有几个副书记写信告迟群。”我们还感到，这些人挺支持我们的。
惠宪钧的回忆中，只是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这应该理解为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可是为什么后来成为给邓小平和毛泽东两个人写信呢？惠宪钧没有解释这个问题。刘冰在回忆录中，倒是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但刘冰的“说明”显得十分牵强附会。刘冰说：
鉴于过去寄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信件常常被扣压的教训，我们认为信不能直寄主席，因为那样容易落入谢静宜、毛远新、江青等之手，最好是通过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转呈主席。
只要小平同志能在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毛远新、江青们看见，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们就是扣压了党中央副主席报送毛主席的批件。同时凭着我们对小平同志的信赖，一致认为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定会转送主席的。
刘冰的这个解释有点“荒诞”，完全是编故事的感觉。首先，刘冰作为一个小小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他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他怎么可能知道“过去寄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信件常常被扣压”？更有甚者，刘冰还指出，扣押毛泽东信的人是谢静宜、毛远新、江青等人，这就更离奇了。
当时给毛泽东写信的人很多，但不是每封信都能转到毛泽东手中，只有经过筛选的少数信件能送到毛泽东手里。这样做并不是“扣押”，而是毛泽东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看大量的“群众来信”，必须经过筛选。
（89）
写给毛泽东的所谓“群众来信”，第一步先送到中央办公厅，在那里进行第一次筛选。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有可能看到这封信，并扣押下来。而谢静宜、毛远新、江青都与中央办公厅无关，他们根本不可能看到群众来信的“原件”。
经过中央办公厅筛选的“群众来信”，第二步送到毛泽东办公室，由毛泽东的秘书再次筛选，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信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张玉凤等人，可能看到这封信并扣押下来。谢静宜已经早就不是毛泽东的机要员了，江青也早就不是毛泽东的秘书了，毛远新只是联络员，他们都不可能看，也没有资格看报送给毛泽东的文件。所以，谢静宜、毛远新、江青怎么可能扣押这封来信呢？
再者，如果这封信先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传阅，最后送到毛泽东那里。传阅的文件都必须交回的，绝不可能传到江青那里，就被她扣留下了。刘冰说：“只要小平同志能在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毛远新、江青们看见，也不敢扣留。如果扣留，他们就是扣压了党中央副主席报送毛主席的批件。”这种故事编得如同地摊文学的描写。
还有，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毛远新是1975年9月以后才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的。刘冰等人的信是1975年8月发出的，刘冰怎么可能提前预知毛远新将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毛泽东传》记述：1975年9月28日，毛远新因为他父亲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10月10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
因此，刘冰所说的他们同时写信给邓小平和毛泽东的理由，未免欲盖弥彰，越描越黑，更加凸显了他们的“动机不纯”。刘冰等人的动机，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看到毛泽东这条船快沉了，赶紧往邓小平的船上跳。关于刘冰与邓小平的关系，刘冰在回忆录中写道：“四届人大”之后，周总理的病情加重，听说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对于小平同志，我直接接触只有一两次，但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几十年来我曾多次玲听过他的报告、讲话，我感到他是一位有着很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具有非凡才能和魄力，能够扭转乾坤的领导人。由他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我衷心地赞成和拥护。
（90）
可见，刘冰过去与邓小平并无关系，现在看到邓小平快要上台了，马上就设法与邓小平拉关系。怎样才能与邓小平拉上关系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投名状”，告状一个反对邓小平的人，或者邓小平不喜欢的人，这样就能赢得邓小平的好感，建立与邓小平的关系。现在正好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是反邓小平的，于是他们几个人就想到告状迟群，一方面赢得邓小平好感，另一方面也是撇清他们与迟群的关系。
自从清华大学建立革委会之后，刘冰等人就在迟群的领导下，过去几年也相安无事。刘冰他们在告状信中也说：“迟群同志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
刘冰在信中也承认，过去几年他们与迟群关系良好，同盟是认真服从迟群的领导的。
迟群当时大权在握，迟群把被批斗的刘冰“解放”出来，并让刘冰当党委副书记，也算是对刘冰不错。据刘冰回忆说：我坐在车上，一路上在想。我正在考虑的时候，司机同志突然发问：“刘冰，你这几天想过没有？你的错误严重不严重？”
我说：“想过，是有错误。”
司机说：“只是有错误吗？迟主任、小谢对你那样好，解放了你，你却诬告他们，你应该吗？人总得有点良心，我看你应好好想想。”
这位司机同志平时给我的印象是老实巴交，不大爱说话，有时说话甚至脸都发红，今天居然说出这样的话，真出我意料。我想不能怨他，因为他不了解真实情况，一个普通工人，怎么会知道迟群这种伪君子的真面目呢？所以，我对他的好心表示了真诚的感谢。
司机这样的“工人阶级”，思想都是比较单纯的。司机看到过去迟群、谢静宜对刘冰不错，现在刘冰反过来告他们的状，所以对此打抱不平。
其实对于刘冰他们来说，这封信毛泽东看到没有，并不重要。只要邓小平看到了信，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但刘冰他们与邓小平素无交情，怎样才能把信送给邓小平呢？对此刘冰回忆说：
写好信后，接着又研究如何能把信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想到了胡耀邦同志。我1953年到1956年曾在团中央负责办公厅的工作，那时耀邦同志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我经常同他接触，深知他为人耿直，乐于帮助同志，也知道他敬佩小平同志，与小平同志来往较多。
（91）
我想只有找耀邦，请他把信转给小平同志比较可靠。说了我的想法，他们三位完全赞成。我们还认为，按组织关系，北京市委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迟、谢的问题也应该报告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我们决定在给主席的信发出一周后，估计主席已经看到时，再报告市委，这样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就给耀邦家里打电话。他不在家，夫人李昭同志说他到科学院上班去了。我说我们有急事要找耀邦面谈，看什么时候合适。李昭和耀邦一样是个爽快人，她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下午四点钟到家里来好了。”
第二天，我准时去了。耀邦说：“你有什么事？”
我说：“有关迟群、谢静宜的问题。”然后我概略讲了一下这两个人的问题，说明我们写给主席的信，想请他帮助送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耀邦问：“你写给主席的信，带来了没有？”
我一边回答“带来了”，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信稿说：“你看看行不行。”把信交给了他。
耀邦戴上老花眼镜，把信仔细看了一遍后说：“你们的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
我说：“耀邦同志，您说得对，我们特别注意了用事实说话。”
耀邦说：“你们信中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就是形容词，是空话嘛！”
我解释说：“这不是形容词，他当时的具体情形就是这样，只能用这样的词，才能描述他的真实情况。”
耀邦说：“只要符合实际就行，切记不要说空话。”他接着说：“我支持你，能帮助就帮助你。我现在是科学院的负责人，你是清华大学的，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从这一点上说，我帮你转信不合适。我告诉你小平同志家的地址，你可以自己直接送去，这样更好。”
我说：“小平同志不认识我，那怎么行呢？”
耀邦说：“你与南翔在清华，名字他会知道的。”
我说：“事先没有联系，猛然到门口，让哨兵给捉起来，那才不好呢！”
耀邦笑了。接着问我：“你从邮局给他寄去，行吗？”
我说：“那样不牢靠，怕弄丢了。”
耀邦想了想说：“这样吧，你给小平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他信怎么送。”
耀邦告诉了我电话号码，我当即拨通了电话。正好是王秘书接的，我向他说明了我的单位、职务、姓名及送信的事。可以听出，王秘书很客气，他说：“你的信可以送国务院。”
我说：“我没有中南海的通行证，送不到国务院。”
王秘书说：“你从邮局寄也行。”
我说：“我怕信件遗失。”
王秘书说：“那不会的，你寄好了。”
在电话上我不好意思再和王秘书讲下去了，我对他表示感谢，把电话挂了。打电话时，耀邦亲切地站在电话机旁边，这时他问：“王秘书最后怎么说？”
我说：“他还是要我从邮局寄。”
耀邦说：“那你就寄嘛！”
我说：“不能寄，我不放心。”
耀邦说：“我看你还是直接送他家里，这最保险。我告诉你他住在X X街X X号，门前面是个小胡同。你大胆些，怕什么！”
（92）
耀邦同志该做的都做了。对于他的真诚相助，我打心眼里感激。已是六点多钟了，我不好意思再打扰他，便说：“耀邦同志，我就按您说的去办吧！谢谢您。”和他握手告辞了。
出了大门，坐到车上，我改变了主意，觉得贸然到小平同志家里还是太冒失了，先回学校再说。
路上，忽然想到通过警卫部队是个办法。但是，负责警卫小平同志住宅的是什么部队？八三四一部队？还是卫戍部队？不管是哪个部队，要有熟人才行啊。我反复思索着，经司机提醒，我才知道到家了。
我进门就给惠宪钧打电话，要他们三人晚八点在他办公室等我。见面后，我先说了见到耀邦和给王秘书打电话的情况，然后讲了我在车上考虑的送信办法。他们三人对耀邦同志的支持感到鼓舞，并一致赞成通过警卫部队送信的办法。惠宪钧说：“我先打电话问问那里是不是我们师负责警卫，如果是就好办子。”(惠宪钧是八三十一部队派到清华大学去的支左军队干部)
惠宪钧着就给马清沅副参谋长拨了电话。当马清沅得知是送信的事，立即热情地告诉老惠，正是他们师负责警卫，可以把信直接送去。随后，他就让值班室把惠宪钧去送信的事通知那里的警卫部队。为了更落实，他又亲自给那里警卫部队的负责人打了电话。一切安排妥当后，马清沅就让惠宪钧次日上午九时准时赶到那里，还提醒他：“要穿军服，军风纪要严整。要告诉警卫人员，你是师部的，在清华支左，来这里送信，他们会接待你的。”
第二天，老惠衣帽整齐，格外精神，驱车准时赶到邓副主席住宅门前。下车后，警卫人员礼貌地问了他姓名，引他到接待室。一位排长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说副参谋长昨晚打过电话。老惠表示感谢，把信交给了他，他旋即送进院里去了。
过了不久，他满面笑容地回到接待室，对老惠说;“因王秘书正在忙，让我转告清华大学的同志，现在邓副主席在中央开会，中午回来就把信交给他。”
老惠说：“这时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想到小平同志今天就能看到我们的信，真是高兴得没法说了。”我们听后，自然也都跟他一样，高兴得没法说了。
信送出之后的第九天，我和惠宪钧到市委向科教组负责人作了口头汇报，然后请他们转交我们写给吴德的信。
此后我们就天天盼望着毛主席老人家那里的信息，盼望着吴德的接见。我们的心情真如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焦急地等啊，盼啊，但一直没有消息。
（93）
从刘冰的回忆来看，他们对把这封信送到邓小平手中，是很花了一番心思的。可是送到邓小平手里，不等于送到毛泽东手里，他们对这封信是否送到毛泽东手里，就不那么费心思了。刘冰解释说：“同时凭着我们对小平同志的信赖，一致认为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一定会转送主席的。”
刘冰他们与邓小平素不相识，素无来往，他们怎么能如此肯定“只要小平同志能看见我们的信，一定会转送主席的”？刘冰说他们当时做出这样的判断，显然是不真实的。
对这件事，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回忆说：1975年8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刘冰等人写的信，分别送给了邓小平同志和我，内容是一样的。送给邓小平同志的信，邓小平同志转送毛主席了。给我的那一封信，我压住了。因为清华大学党组织关系在北京市委，我就找迟群和谢静宜谈话。
我对迟群、谢静宜说：“刘冰同志对你们有意见，你们几个书记先谈谈，人家有意见嘛。谈不拢再开个常委会，看一看能否统一起来？”
我还说：“人都是有错误的，要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批评不对的要解释清楚，批评正确的要接受。要搞好团结。”
迟群表态说：“回去后就征求刘冰的意见，不会有大问题。”
我与迟群、谢静宜谈话后的一天，在国务院遇见了纪登奎同志。纪登奎说刘冰同志提出要找他谈一谈，问我：“刘冰要谈什么问题？”
我说：“刘冰对迟群、谢静宜有些意见，写了一封信。”
纪登奎同志提出可否看一看刘冰的信，信正好放在我皮包里，就给他看了。
纪登奎同志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回家说：迟群与谢静宜在1974年“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8号文件不同，哪个对？
纪登奎同志说：迟群、谢静宜的讲话是错误的。他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批评了。当时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为了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要下发，可以在别的文件中点一下这个事情。
8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纪登奎同志的女儿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刘冰同志。刘冰对迟群、谢静宜的意见就更大了，在迟群、谢静宜与他谈话时，双方谈崩了。
（94）
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先看写告状信的动机。一般来说，写信向上级告状，是本人受到迫害或不公正的待遇，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写信告状的。前面提到的李庆霖的告状信，张铁生的告状信。黄帅的告状信，以及后来《创业》编剧张天民的告状，都是这种情况，告状者本人是受害者。
迟群是刘冰的顶头上司，是直接管刘冰的人。大家都知道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县官不如现管。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那么自己的日子绝对不好过的。只有上司没有迫害自己，没有侵害自己的权益，他再干什么荒唐的事情，只要与自己无关，自己也不会去告状上司。因为告状上司，必然会得罪上司，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苦果。所以一般人不到被迫害无奈，被逼上梁山的情况，是不会告状顶头上司的。
迟群虽然干了不少荒唐事，但迟群并没有迫害刘冰，这点刘冰在告状信中也是承认的。而且刘冰的司机也指责他说：迟群对刘冰不错，刘冰不该状告迟群。
按照常理，迟群再干荒唐事，只要没有迫害刘冰，刘冰是没有必要告状迟群的，毕竟这样风险太大。如果刘冰真的是出于“觉悟高”、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那么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写上邓小平的名字。写上“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就是意味着他们忠诚于邓小平和毛泽东两个人。这在毛泽东看来，当然是别有用心。
退一步说，假设刘冰真的是赤胆忠心之人，那么他做事不会那么“圆滑”。据刘冰自己说：我们还认为，按组织关系，北京市委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迟、谢的问题也应该报告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我们决定在给主席的信发出一周后，估计主席已经看到时，再报告市委，这样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刘冰所谓“既保了密又不失组织原则”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圆滑”的政客风格，而不是赤胆忠心之人的所作所为。
再退一步说，假设刘冰真的是赤胆忠心之人，他以自己一个人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也还说得过去，问题是刘冰等四个党委副书记和党委常委联名给毛泽东写信。难道说刘冰等四个副书记同时都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吗？这是不太可能的，想用这个来骗毛泽东，是骗不了的。
（95）
一般来说，写告状信都是一个人的个人行为，刘冰他们以为四个人联名写告状信，人多力量大，没想到这样反而露出他们“动机不纯”的马脚。
下级告状自己的顶头上司，除了被迫害，被逼无奈之外，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看到上司的地位不稳了，快倒台了，这时趁机告状，把上司扳倒，自己取而代之。刘冰等人的告状动机，应该是这第二种情况，看到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多次批评，所以趁机状告江青的亲信迟群和谢静宜，一举打倒这两个人。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看到，刘冰等人要打倒的不仅仅是一个迟群，而是像迟群那样，在文革中上台的一大批造反派干部，他们要把造反派干部全部打倒。所以毛泽东说：“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至于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刘冰回忆说：9月30日晚举行国庆招待会，北京市委电话通知：清华大学要有一位领导人参加，请学校将名单报上去。我请来惠宪钧、柳一安商量，他们主张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妥，因迟群是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所以我说：“还是把迟群报上去，在这些问题上要谨慎为好。”
他们坚持认为：“迟群是政治野心家，我们已经向毛主席、党中央及市委揭发了他的问题，不能又推举他参加这样重要的政治活动，他已经不能代表清华了。在原则问题上要当仁不让，这是代表广大教职工去的，不是个人问题。”
但我思想上还有点犹豫，说：“从组织原则上我们要站得住才行。”
他们说：“这怎么会站不住呢？我们已向市委汇报过迟群的问题，市委也没有指定要他去，只是指定去一位领导人，把你的名字报上去有何不可？现在就是要长一长我们的志气，打一打迟群的威风！这也是斗争嘛！”
我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就把我自己的名字报给市委了。9月30日下午6时，北京市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同志在市委会议室集合，迟群也来了。我吃了一惊，但继而一想，准是谢静宜把他弄来的，也就不奇怪了。
过了国庆节，我们告状迟、谢的信仍没有回音，真急人啊！我们商定：再写第二封信，继续揭发，要把迟群这两个月来的丑恶表演一件件都写上，还要把谢静宜也挂上，适度地揭发她支持迟群，包庇迟群，使主席和中央知道她也有问题。
这封信是我起草的，10月13日完稿并复写完毕。我们仍采取上次的办法，由惠宪钧将信送到邓副主席住处，请警卫排长送交王秘书。但没想到，那位排长转达王秘书的话说：“这里不收信了，信可送国务院。”
老惠回来说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的心情都沉重起来，认为可能是第一封信出了问题。
（96）
为了能把第二封信送到小平同志手里，我们一起冥思苦想，最后我想到了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同志。他曾担任过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接触中央领导人较多。抗战时期在太行山我们就熟悉，他为人正直，是一位可以信赖的老同志，估计会有办法帮助我们。
于是，在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我来到李琦同志的家，向他说明了情况，请求他支持我们。他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地说：“没想到清华内部几位领导同志起来揭发迟群、谢静宜了。”
我插话说：“这叫后院起火嘛。”
李琦笑了，我也笑了。他接着说：“这件事太好了，你们做了件好事啊！我完全支持你们。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我很熟悉，我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时他也在那里，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把你们的信交给他不就行了嘛？”
我说：“上次的信就是王秘书收的，可这次不知什么原因，他那里不收信了。”
李琦说：“可能是送到家里不方便吧。我到国务院见到他时，交给他也行。你放心，信一定能送到。”
我说：“那太好了，谢谢你呀。还有一件事，请你把我们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事，向周荣鑫同志报告一下，因为他是教育部长、党组书记，这样的事应当向他报告，这才符合组织原则。但是别的人你就别说了，请给我们保密。”
李琦说：“这没问题，给你们保密，一定向荣鑫同志报告。”
后来我得知，李琦同志把信交给了当时担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胡乔木同志，是乔木同志把信送给小平同志的。但在那时，连向乔木同志说声感谢的话都不可能。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乔木同志到甘肃视察工作，我才有机会向他表示了感谢。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给毛主席的这两封信给我们招来了横祸。
刘冰说“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给毛主席的这两封信给我们招来了横祸”，这话是实话。刘冰看错形势，以为揭发迟群可以立大功，所以他才积极写了两封信。如果刘冰知道揭发迟群要闯大祸，他是不会揭发的。从后来刘冰的各种表现来看，刘冰不是那种“不怕打倒”的人。
据吴德回忆说：不久，李先念同志陪同外宾去见毛主席，外宾走后，毛主席留李先念、汪东兴同志谈话。毛主席说：“刘冰的信矛头是对着我的(指赶工宣队、军宣队)。我就在北京，写信为什么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他。”
毛主席还指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迟群、谢静宜六个人开会，由李先念和汪东兴同志传达他的意见，要这六个人提出如何解决的方案。
（97）
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叫我起草一个方案。我提出的方案是，由参加六人会议的迟群主持召开清华大学的会议，让迟群传达，先开小会辩论，视情况发展再召开扩大会议。这个方案送李先念同志看后，我吸收了李先念同志的意见。邓小平同志对方案稍加修改，这个方案由我们四人签名，报送了毛主席。很快批回来，毛主席画了三个圈，表示同意这个方案。
这些情况向政治局汇报后，我就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上进行了传达。当时，毛主席的指示的第一句话是批评江青的，说她没有自知之明。我在传达时没有传达这句话，毛主席批评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也没有传达。我只说刘冰同志对迟群、谢静宜同志有些意见，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刘冰的信后，指示要开会辩论。
“四人帮”这回可抓住我了，张春桥质问我：“为什么不传达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那句话？”
我说：“是辩论会嘛，如果先讲了毛主席说这封信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谁还敢讲话？”
后来，清华大学开全校大会，“四人帮”逼着我去清华大学全校大会上传达。无奈，我只好去清华，但我只讲了五六句话，借口有事要先走，就交由迟群主持会议。这个事情后来被“四人帮”、毛远新插手，闹大了，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进而转向邓小平同志。
毛远新曾对倪志福同志说：“刘冰敢于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支持刘冰的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小平、周荣鑫、胡乔木、胡耀邦，另一条线是纪登奎、吴德。”
后来，“四人帮”策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清华党委要向政治局汇报，周荣鑫、胡乔木、胡耀邦参加。邓小平同志事先向这些同志打了招呼，让他们准备在会上作检讨。
会议开始后，先是刘冰同志起来“揭发”我们。刘冰说他的一封信是经胡乔木、周荣鑫等同志送邓小平后转送毛主席的，另一封信是送给吴德，吴德又交给纪登奎的。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承认信是经过他们转送的，并且做了检讨。我们“这条线”的纪登奎也检查了几句，我没有吭声。
这次会议的后一段是迟群、谢静宜及清华大学的人站出来发言，揭发邓小平同志，语言比较恶毒，围攻了一两个小时。这些活动是“四人帮”和毛远新策划布置好了的，目的就是反对邓小平同志，打击老同志。
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我是“四人帮”的人，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我在清华点的火。小平同志出来说：“这件事我知道，他不是四人帮的人。”李先念同志也作证，表示整个事情的过程他都知道。
据吴德回忆说：刘冰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他们。吴德虽然用“揭发”这个词加了引号，但性质并没有变。估计刘冰看到形势不妙，又反过来揭发吴德等人。
（98）
刘冰等人的两封告状信，是引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导火线。在1975年8月开始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明显是针对周恩来的，邓小平还可以置身度外的。如果是一般人，为了自保，会赶紧与周恩来划清界限，或者疏远周恩来，但邓小平并没有因此而疏远周恩来。1975年8月14日中央印发了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指示之后，在8月15日和16日连续两天，邓小平前往三零五医院同周恩来谈话，以后仍以相当频繁的频度去周恩来那里谈话。
不久，邓小平又表示了他对“评《水浒》”的看法。据《邓小平年谱》记载：8月21日下午，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会议。会上胡乔木问：前不久毛泽东评《水浒》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特别有所指？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后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绝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9月7日，周恩来抱病最后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外宾。在会见时周恩来坦诚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然后周恩来转过话题，称赞邓小平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
当时邓小平将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只是党内高层知道，并没有向党外公布。周恩来这次主动把“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消息，透露给媒体，这也就是挑明邓小平将接任国务院总理，为邓小平造声势。
周恩来进一步说邓小平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这句话与其说给外宾听，更是说给国内的人听的。所谓“你们可以完全相信”，就是让国内的人民群众相信邓小平。
9月20日，周恩来施行大手术，邓小平等人在医院守候。周恩来在手术前，又特别向众人大声表扬了邓小平。据《周恩来年谱》记述：9月20日下午施行大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
之后，周恩来躺在手术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
（99）
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大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述：16年之后，1991年的9月29日，在观看电影《周恩来》时，邓小平仍然十分感触。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清楚地回忆着当时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医院守候的情况，清楚地记得周恩来在进手术室时对他大声说的话语。他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
在1975年9 月时候，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已相当多的不满，但还是试图把邓小平放在接班人的地位上予以“考验”。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述：直到1975年的9 月，毛泽东心目中，还是把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
9 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对客人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 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
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壮丁”，表明直到此时，他还是对邓小平寄予了相当大的希望。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所作所为虽然并不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但毛泽东选择了顾全大局。因为他对党和国家当时面临的状况和问题是有所了解的，也认识到总得有人来进行一些整顿，只要这个整顿不是太“出格”，他都可以容忍。
毛泽东让毛远新做联络员，令“四人帮”兴奋不已。毛泽东晚年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已不容易见到他。就连他的妻子江青，也很难见得到他。“四人帮”想要向毛泽东“告御状”进谗言，也是相当困难的。而现在，他们的人毛远新终于可以跟随在毛泽东的身边，终于变成可以向毛泽东耳旁吹风的重要人物。对于“四人帮”来说，这真是一件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大好事儿。
机会终于来了，他们在欢欣兴奋的同时，立即策划于密室。这一次，他们要让周恩来和邓小平死无葬身之地。毛远新真是“不辱使命”，新来乍到，便开始发挥作用了。11月2 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
（100）
据粉碎“四人帮”后审查“两案”时，公布的罪证材料《毛远新的笔记》记述：1975年11月2日上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对形势的看法。
我向主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肯定？还是否定？
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
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讲到这里，主席讲：“对。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主席：“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你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后来主席考虑了一下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出来，谈完了再来。”
1975年11月2日晚，在上述四人会议上，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门见山地在会上讲了自己的意见。毛远新发言后，邓小平也讲了自己的看法。
小平同志：“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小平同志：“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算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1975年11月4日晚，毛泽东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我向主席说：“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主席说：“对。”
主席：“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101）
再据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记述：毛泽东也真是一番苦心安排，他是想让毛远新找这些人谈谈，特别是要找邓小平谈谈，要毛远新把意见提出来，当面和邓小平等人讲清楚。为了便于邓小平等人能够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他特意没有让“四人帮”那几个人参加。他知道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矛盾太深，他怕“四人帮”一来搅扰，事情将会不可收拾。
毛泽东如此细心地进行安排，是希望邓小平和其他的人，能够听进毛远新的意见，能够接受毛远新的意见。如若这个安排成功了，那便是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万事大吉了。但这只是毛泽东一厢情愿的愿望，事态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5年11月2 日晚，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将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找来开会。在会议上，毛远新有恃无恐地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开门见山地把“意见”说了出来。
11月4 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11月2 日晚在会上与邓小平争论的情况。邓小平不但完全没有接受毛远新的意见，而且态度如此之强硬，这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了。听完汇报后，毛泽东不高兴地指示毛远新：“继续开会，范围扩大一点，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八个人先行讨论。”
毛泽东有些动火了，他要坚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毛泽东是在给评价文革“定调子”，他要求开八人会议时，要抓住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指示要以他的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革作个“决议”。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召开了有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和毛远新八人参加的会议，“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气氛如何，可想而知。会后，毛远新即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八人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还特别对毛远新交待，说：“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他是怕江青从中生事。
可见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是想通过统一思想，息事宁人，维持他安排的这个“安定团结”的结构和局面，不想让江青他们把事情闹大了。
不知道是毛泽东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还是他根本没有认识到毛远新早已上了江青“四人帮”的贼船，他竟然会让毛远新不要把事情告诉江青。
（102）
试想，张春桥参加的会，江青怎么能不知道？也可能，毛泽东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诫毛远新不要与江青走得太近。
毛泽东虽然开始对邓小平不满意了，但对“四人帮”的不悦，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邓小平是否还能主持中央的工作？如果不能了，就要换人。要换人，换谁呢？毛泽东还在观察，还在考虑，还没有想好。毛泽东此时的心态，应该说是复杂的。不久，形势急转直下。
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八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
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
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的人。
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关于文革的《决议》。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103）
刘冰等人给毛泽东上书状告迟群，迟群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1975年10月25日，他鼓动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上书毛泽东，告状教育部长周荣鑫。因为刘冰等人的职务太低，不值得对他们告状，要告状就告一个“大的”。
林钧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周荣鑫同志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同志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迟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毛泽东在该信上批示：“先做调查，然后讨论一次。”这样一来，迟群等人就在清华大学公开向周荣鑫叫板了。1975年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清华大学批判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该文写道：【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然而教育界的怪论却偏在这个问题上唱反调，强调“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这不是明明要脱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吗？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招生制度，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意义。
照此下去，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就会一步一步地被篡改，被屏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会被攻击，被否定。这样做，就是要“扭”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
197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26号文件，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该文件说：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尤其突出。
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因此，清华大学这场斗争，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中共中央要求将《报告》下发到大、中、小学校的党支部。《报告》下发后，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轰轰烈烈地正式开始了。
（104）
不过毛泽东也不是一下子就展开这场运动的，他事前要“打招呼”。这个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毛泽东从1974年开始，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扬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强”等，并且亲自提名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亲自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在毛泽东要来个180度大转弯，又要批评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这不免让很多人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毛泽东需要在这次运动之前，向高官们“打招呼”交底，统一思想。
1975年11月13日，毛泽东就“打招呼”问题作了一个批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过去(文革初期)只有河南跟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他们没有受冲击。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11月14日下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和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在小范围内先“打招呼”。11月17日，“打招呼”扩大到17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都参加了会议，刘冰等人也列席了会议。
11月24日，“打招呼会”正式召开，参加者为全体在京政治局委员，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等。会上由邓小平宣读毛泽东审批的《打招呼会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但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关于这次“打招呼会”，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1975年11月24日下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议由仍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先讲话。他说：“今天开的是打招呼的会议。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到了，还请了一百多人。我先念一念毛主席批准的政治局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简短的开场白后，邓小平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内容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和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
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
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105）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邓小平传达的《要点》，实际上是“奉命”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向老同志们做个通报。而毛泽东指示召开这次会议，则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让邓小平在传达的时候当众作个检查；二是要通过这次传达，切切实实地给老同志们“打个招呼”，要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态度，让老同志们回头转弯，不要再“犯错误”了。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在召开“打招呼会”和下发中央通知后，开始了一场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范围。
对于邓小平来说，发起这场运动对他进行批判，是预料之中的事情。邓小平既然下定决心进行全面整顿，既然下定决心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就早已做好了被再次批判和打倒的精神准备。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他就多次讲过，要做一个“不怕被打倒的人”，他曾说过：“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周恩来十分愤慨，也十分担忧。12月8 日，邓小平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同日，汪东兴、王洪文、李先念、陈永贵及王海容、唐闻生等也看望了周恩来。周恩来在与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王洪文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底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周恩来身在病中，这是他能为邓小平所能做的唯一事情。
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为他的老战友担心。周恩来担心邓小平是否能够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
邓小平明确答复周恩来：“永远不会！”
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说：“那我就放心了！”
这一次的交谈，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这一次谈话，实在太重要了。十多年后，邓小平对此依然念念不能忘怀，他曾多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多次给我们讲述那一壮烈的瞬间。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继续说：1975年的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上气氛十分激烈，“四人帮”一伙气焰嚣张，大肆批判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全面整顿。真是怪哉，批判邓小平的会议，竟然仍由邓小平自己主持。不过，这种所谓的主持，已经完全流于形式了。
父亲后来形容这些会议时说：“我主持会，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一句‘散会’。”其他的时候，他只是沉默地坐在会场里，一言不发。
（106）
12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在政治局会上作“检讨”，他竟然连个正式的文字稿子都没有写，可见他对这次“检讨”的态度。邓小平这次的“检讨”，只留下了一个会议记录。在检讨的开场白中，邓小平说：“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
接着他说：“先谈谈我的思想状态。在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邓小平“检讨”中说的是坦诚的心里话，他坦率地承认，他“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八年被打倒没有工作，而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检讨”，更是他对自己整个思想和认识的一个不回避的申诉。
这次会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并随信附上了他这次“检讨”的记录。在信中，邓小平写道：“主席：在今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该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
邓小平现在已经见不到毛泽东了，他通过呈送他的“检讨”，表达想面见毛泽东的意思。对邓小平的信和“检讨”，毛泽东当时没有作任何批示。但是，对邓小平进行批判和“帮助”的会，还要继续开。
1976年1 月3 日，邓小平被迫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第二次“检讨”。大概因为第一次“检讨”太不正式了吧，所以这一次，邓小平作的是书面“检讨”。这次“检讨”的内容与上次大同小异，只是根据别人提的意见，加上了一条：“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问题，没请示主席，没提到政治局讨论。”
作完这次“检讨”后，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写道：“上次在政治局会上作过初步检查之后，又听到远新同志传达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先是六位同志，随后又是两次大的会议上，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批判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上次检查不足。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批判外，还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听取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
邓小平向毛泽东再一次提出“面陈”的要求，毛泽东没见邓小平。在邓小平第二次“检讨”后，1976年1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次“检讨”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讨论。”
这个批示的意思已很明显，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检讨”仍不满意，让大家继续进行“讨论”。不言而喻，继续“讨论”就是继续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