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取消了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四大共同”必须同时满足的必要条件之后，民族识别工作终于可以进行下去了。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后果。
既然不需要四个条件都满足，那么满足哪几个条件就能被划为少数民族呢？
排除了共同经济生活，剩下三条是否需要同时满足？
也不需要！
比如锡伯族，除了共同经济生活外，共同地域和共同语言的条件也都不满足。
锡伯族，是拓跋鲜卑之后，源于东北，精通骑射，明末清初被编入满洲八旗，是八旗精锐中的精锐，号称“锡伯披甲”。
到了乾隆年间，在一系列对外对内战争中，八旗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已经不是满洲兵了，而是同样来自东北但比满族更精悍的少数民族的士兵，比如索伦兵和锡伯兵。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庭平定新疆之后，为了对付边疆的复杂局势，从盛京等地抽调精锐戍边，其中就包括一千零二十名锡伯官兵。他们连同家眷一起迁往新疆伊犁驻防，编为伊犁锡伯营。
锡伯族西迁路线图
从此新疆的这一支锡伯族和留在东北的锡伯族就断了联系。
新疆锡伯族被称为满语的活化石。
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后就学会了满语。
后来他们成了满语的坚定拥护者。
入关之后，满族全速汉化。到了雍正年间，很多满洲八旗兵不仅骑射水平退化，而且居然都不会说满语了。当时的镶黄满洲旗副都统保明在一份给皇帝的奏折中无奈地写到：臣（保明）在直隶保定府雄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雄安，考核了五十名八旗驻兵，没有善于射箭的，水平都是一般或者低劣，而且都不会说满语了。只有锡伯兵还会说满语！（ “经臣考核雄县五十名驻兵，步箭善射者无，次劣各半……除锡伯披甲外，均不会满洲语。” ）
留在东北的锡伯族，和当地的满族一样，后来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但西迁到新疆的锡伯族，因为环境闭塞，毗邻边境，在动荡的世界中宛如世外桃源，满语反而被保留了下来，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稍加改革后形成了锡伯语。
到现在，满语已经不是一种活的语言。仍在使用中的锡伯语，成了满语最重要的传承和样本。
锡伯族的两支，虽然天各一方，没有共同地域和共同语言（有一支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也没有共同经济生活，但也被判定属于同一民族。
只要有一个共同就可以了。
但这最后一个共同，即“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四大共同中最具有弹性的。
所以新中国民族识别的标准是相当宽松的。
民族定义具有了一定的模糊性。
没有一个严格的客观标准，一群人是否能最终被划为少数民族，就具有很大的政策随意性和主观性。
学术标准有可能让位于多方利益均衡。
更何况没有一个学术标准。
这就很难服众。
民族识别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
被划为少数民族，就意味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能能享受政治和经济上的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
而被拒绝少数民族身份的，则这些福利就都没有了。
如果你帮助几万人获得民族身份，对当地父老乡亲来说，真是善莫大焉。你是一个民族的大功臣，几代人都感念你的恩情！
但如果你拒绝承认几万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和福利，你有可能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
这两点姥爷都有切身体会。
1953年，姥爷受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派，担任畲族识别调查组组长，奔赴浙江景宁县东弄，福建罗源县八井、平潭县山羊隔等畲村进行为期3个月的畲族识别调查研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派出民族识别调查组。
经过此次调查，调查组专家们确认畲族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有自己特点的单一的少数民族。
国务院根据调查报吉，于1956年正式确认畲族的少数民族身份。
从此畲族就成为姥爷研究的一个主攻方向。在今后的岁月中，他多次到畲乡实地考察，并写出了一系列专著，包括《畲族》、《畲族风俗志》，《畲族简史》，《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等。
畲族同胞对帮助他们的确定民族身份的学者，充满了感激和谢意。每次姥爷回到畲乡考察研究，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款待。他是给他们民族大家庭入场券的人啊！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当然也有不那么皆大欢喜的结局！
最严重的一个，就是“穿青人”的少数民族的身份问题。
从解放初一直争论到现在。
超过半个世纪的抗议上访，草根运动，舆论抗争，理论争辩，其中纠缠着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以及私人恩怨。
穿青人，分布在贵州西北部，被称为“第五十七个少数民族”、“待识别的少数民族”、和“身份待定的少数民族”。据统计，到2000年后，穿青人有六七十万人之众。
穿青人在历史文献中出现得很晚。
在清朝初年有一个木刻唱本《水西传》流传于西南边陲。它讲述的是吴三桂平灭水西土司的故事。
水西土司，是贵州的彝族地方政权，传续了近一千五百年，最后在清朝初年被一代枭雄吴三桂所灭。
吴三桂平灭水西土司的故事，颇具传奇性。这里面有阴谋，有美女，有叛徒，有战争，可谓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吴三桂坐镇云南后，为了获得对西南地区的绝对掌控权，要将当地根深蒂固的土司政权连根拔掉。
于是他不断向水西土司挑衅。此时水西土司是安坤，挂衔贵州宣慰使。据说他有一个爱妾陇氏，“极有姿色，美而体香”。吴三桂居然向其索要，安坤自然不肯。双方矛盾日增。
此时抗清人士常金印来到水西策反。这个常金印号称自己是明朝开国元勋常遇春的后人。但是饶费他巧舌如簧，安坤也不敢反叛清朝。
常金印失望离去，结果被吴三桂抓住。吴三桂大喜过望，诱导他招供安坤谋反。
世人皆以为安坤反，安坤不反也得反了。
这样终于逼反了安坤。
吴三桂立刻大举进攻。他所率领的两万主力一路所向披靡。但后来被熟悉当地险要地形的敌军诱敌深入，步入险境，被十万水西大军围困在果勇底（今贵州织金县）整整两个月。粮草断绝，军心浮动，一代枭雄也濒临绝境。后来清军增援到达，才解围而出，反败为胜。
据说陇氏最后被吴三桂的侄子所擒获。
对戎马一辈子的吴三桂来说，这次战役确实是险象环生。
如果吴三桂殁于是役，后来就不会有三藩之乱了。
因为这故事是如此的精彩和充满戏剧性，被当地艺人们编成了唱本，在民间流传。
正是在《水西传》中关于蛮夷各部的描述中，第一次出现了“穿青”的说法。
穿青人自认为是少数民族，但他们的少数民族地位没有被承认。
他们将其归罪于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费孝通。
费孝通，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著名右派，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费孝通带领民族识别调查团，前往贵州进行调查工作，工作重点就是研究穿青人。
除了在当地调查研究外，费孝通还专门参考了潘光旦所收集的历史资料。
在老先生们中间，潘光旦的古文水平最高。他通读了《二十四史》，将其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记录都一一摘出，记录，分类。这项工作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得了，既需要有现代科学的训练，又需要扎实的古文根底。
从零星的史料中，窥见一个民族缘起的端倪。
4个月的调查工作结束后，调查团撰写了《贵州省穿青人的民族成分问题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认为穿青人是汉族的一支，是明朝征讨云南时迁移到贵州的随军汉人，由于地理隔绝等诸多因素形成的一个集团。
基于这份调查报告，穿青人的少数民族身份被驳回。
穿青人群情激愤，纷纷抗议。
但费孝通是理论权威。
抗议无效。
但穿青人争取民族身份的努力，从未停止过。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在五十年代末期基本结束。
之后到文革结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民族识别的窗口已经关闭了。
文革之后，穿青人重新开始了新的抗争。
1984年贵州省民族识别办公室组织撰写了《贵州穿青人民族成分问题的重新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就是要驳斥1955年费孝通报告的错误。报告的结论是穿青人是一个单一的民族。
1985年，贵州省民委携报告上京告御状，希望中央承认穿青人民族身份。
但八十年代恰恰是费孝通如日中天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电视上经常出现他的身影，而且每次新闻都要特意播报他的头衔是人大副委员长。这个当年的大右派，在改革开放后已经被政府塑造成了一尊学术真神。
新报告被中央驳回。
穿青人的又一次努力被挫败。
作为人大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后来有一次到贵州开会。
听闻这个消息，穿青人长期被压抑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大批干部群众涌来，包围了会场，不让费孝通离开！
他们将会场变成了一个大辩论会。
费孝通一个人要面对所有人。
大家激动地陈述为什么穿青人是单一民族，举出自己的各种理论依据。
而费孝通仍然不为所动，也把穿青人是汉族的理由举出来，最后说“民族识别是一个科学的东西……你们提的这么多的意见，还不足以令我改变原有的看法！”
那场面，颇有舌战群儒之风。
后来在局面失控前，费孝通被保护离开会场。
台下群众哗然，大家愤愤然骂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如果我们熟悉中国历史典故，就知道这个话是相当难听的。
那时候的人，骂人都是很有文化的。
这个事情酿成了轩然大波。人大副委员长，属于国家领导人了。国家领导人被围攻，这可是政治事件。
费孝通前脚刚走，姥爷也凑巧来到贵州。
他是在中央民委的委托下来收集一些民族识别的资料。
穿青人以为姥爷是中央民委派来专门调查费孝通事件的，把他当成了救星，向姥爷反映了很多情况。
姥爷战战兢兢，有点果戈里《钦差大人》的感觉。但也不敢戳破这个误会。
回京之后，向中央民委做了如实汇报。幸亏没有引出什么更大的误会。
因为穿青人的民族身份问题，费孝通至死在贵州都广有恶名，乡间妇孺老幼皆骂之。
民族识别工作，不好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