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自治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1938)，奥地利犹太人，二十世纪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工人运动领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导者，民族理论家。
在我们以前的官方叙事体系中，鲍威尔代表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等一切坏字眼。他被认为协助资产阶级葬送了中欧的革命。
中欧的革命曾经如火如荼到什么地步呢？德国巴伐利亚邦和匈牙利在一战后都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在列宁们眼中，红旗插遍全欧洲指日可待。世界革命不是梦想，而是唾手可得的现实。
给这一切踩了刹车的，就有鲍威尔和他的社会民主党。
作为在中欧拥有强大势力的社会民主党，鲍威尔他们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反对像俄国那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一起捍卫了议会民主制度，从而停止了共产主义在中欧扩张的多米诺骨牌。
鲍威尔他们对俄国搞出的十月革命十分不屑，认为那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无产阶级专政是俄国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所孕育出来的一个怪胎。
鲍威尔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人口将占绝对多数（工人肯定比资本家多），在一人一票的议会民主制度下，无产阶级无需通过暴力革命就可以执政，甚至长期执政。而在俄国这样资本主义还十分落后的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弱小，并不构成人口的大多数。如果楞要革命，必然要诉诸极端的暴力与恐怖，形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取得政权后也无法维持。
这些观点现在看来相当正确。但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反革命理论。
正因为如此，鲍威尔一直是列宁斯大林强烈批判的对象。
斯大林的这篇论文中有很大篇幅是批判他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
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的出发点是要维持奥匈帝国的统一和完整。
奇葩吧？
一个革命者，居然不希望打碎旧世界的瓶瓶罐罐。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假定奥地利（奥匈帝国）各民族将仍然留在它们现在居住的国家联盟以内。于是我们就要问，在这个联盟范围内，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和它们全体对于国家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呢？”
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很难简单解释清楚。
因为这是一个满拧的理论，思想超前，架构复杂，万难实施，甚至有悖常理。
要理解为什么他搞出这么个拧巴的理论，我们需要了解他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他所面对的是这样一幅帝国版图。
这张图中所展示的，是奥匈帝国治下的各民族分布情况。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民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仅帝国境内民族众多，没有一个核心，而且在很多地方民族混居非常普遍，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比如德意志人除了集中在奥地利地区外，在北部苏台德地图（解体后被捷克拥有），东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解体后被罗马尼亚吞并）等各处都有分布。
奥匈帝国治下的各民族，都有民族自决、民族自治、乃至最终民族独立的诉求。
在一个民族意识无比高涨，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鲍威尔既想解决民族矛盾，又想保持奥匈帝国的疆域统一，还想继续议会民主制度。
三个目标都想达到。
这个难度系数太高了！
首先说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不受外族压迫，各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直至独立建国。
听起来多么高尚，多么无需解释！
但鲍威尔清醒地看到不加限制的民族自决的可怕危害。
那就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一个国家内，有主体民族，也有少数民族。主体民族肯定在全国人口中占多数。
少数民族一般有自己的聚居区。在这个特定的区域内，他们反而占人口多数，而主体民族退居成人口中的少数。
这样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地位就奇幻地对换了。
这个主体-少数民族地位对换问题，是一切罪恶之源，惨剧之端。
正是因为它，民族自决必然导致新的民族压迫和反抗。
而民族自治，最终独立建国，将招致这些原来帝国的主体民族，也是新独立国家的少数民族，做最绝望和最激烈的反抗。以民族自决始，以种族屠杀或强制迁徙终。
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无解，历史的悲剧一次次重演。
就以奥匈帝国的波西米亚地区为例。波西米亚地区主要居住着讲捷克语的捷克人。但在波西米亚的苏台德地区，则居住着讲德语的德意志人。
德意志人是奥匈帝国的主体民族和统治阶层，捷克则是少数民族。但在波西米亚地区，捷克人占人口多数，德意志人是少数。而在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又是多数。形成了一个多层嵌套的格局。
一战之后，奥匈帝国解体，战胜国们大手一挥，不顾当地人民的反对，粗暴地将苏台德地区划给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新国家。
捷克人作为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一旦成为主体民族后，高扬亢奋的民族主义并不会戛然而止，很容易马上走入另一个极端，去压迫新的少数民族。
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成了新国家的少数民族和二等公民，受到各种歧视和压迫。
这和原来奥匈帝国下的好时光反差太大了。
而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又近在咫尺。
他们希望回归德国的理由是自然而正当的。
运动风起云涌，并获得了希特勒的支持。
如果用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来衡量，希特勒要求苏台德地区划归德国是有着天然的正义性的，是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的。
当然现在历史书并不会这么写。
苏台德问题的真正解决，是二战之后。1945到1946年两年之间，苏台德地区的三百多万德意志人中大多数被驱逐出境，期间发生了“布尔诺死亡行军”和“乌斯季屠杀”的惨剧。通过另一种形式的种族清洗，捷克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境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达到了长治久安。
苏台德问题近半个世纪后的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主体民族变成少数民族的惨剧又一次重演。
南斯拉夫由6个加盟共和国组成，主体民族是塞尔维亚人。
但在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之一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塞尔维亚族是少数民族。波黑人口构成中穆斯林占43.7%，塞尔维亚族31.4%，克罗地亚族占17.3%。
1992年，波黑议会中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联合起来，不顾塞族议员的反对，宣布波黑独立。
于是波黑境内的塞尔维亚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少数民族。
在原来的南斯拉夫，他们是国家的主体民族，在政府、军队、文教等方面掌握要职。
波黑穆斯林一旦独立建国，这些人将生活在一个异族异教国家内，做少数民族和二等公民。
他们当然不愿意！
他们坚决反对独立，希望维持南斯拉夫的完整和统一。
在波黑议会中他们只占少数，靠玩投票游戏是永无翻身之日的，于是就动手了。
本来他们就是南斯拉夫各民族中最能打的。
波黑战争爆发，这是欧洲自二战之后爆发的最大一场局部战争。
乱战一番。
一开始先是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联合起来和塞尔维亚族打，然后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又开始互殴。他们在萨拉热窝的山谷，德里纳河两岸，内雷特瓦河两岸，以及其它不知名的河流的两岸隔河炮击。杀红了眼的三方都进行了种族屠杀，平民尸体直接丢下激流，让它们顺水漂去。
然后西方国家道貌岸然地介入，偏袒穆斯林一方，将战争的罪责粗暴地归于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和塞尔维亚人，指控其领导人为战争罪犯，并成功瓦解了这个国家。西方主流媒体则开动舆论机器，进行碾压式的宣传，全方位向西方公众兜售仇恨和偏见。
只有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等少数知识分子，孤独地站在被告者一方，为其辩护。汉德克认为出现这种惨剧不仅仅是单方的错误，种族屠杀三方都有参与，媒体简单地将塞尔维亚一方刻画成恶魔而将穆斯林一方刻画为纯洁的羔羊是不公正的。他更在1995年写下游记《河流之旅：塞尔维亚的正义》，支持塞尔维亚，批评西方媒体在战争期间充满偏见的煽动性报道。
他的言论在西方引起巨大的争议。
2019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又引发无数抗议。
波黑战争，塞尔维亚人错了吗？波黑穆斯林错了吗？
双方都没有错。
双方都认为自己没有错。
是民族自决理论错了！
在波黑首府萨拉热窝的市中心，有一座黄堡，是看日落的绝佳景点。从黄堡向下望去，会看到一片坡地，上面密密麻麻地竖满了白色的墓碑。那是穆斯林的墓地，很多丧生于波黑战争的人就安眠于此。
每天落日时分，金黄色的余晖柔和地撒在洁白的墓碑之上时，整个墓地被笼罩在一片安详宁静的气氛中，不仅让人想起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一段，描写一个被白军哥萨克枪杀的红军战士“钩儿”的墓碑：
“过了半个月，小坟头上已经长出了车前草和嫩绿的苦艾，野燕麦已经开始抽穗，山芥菜在坟边开着灿烂的黄花，喜人的草木像丝绒穗子似的耷拉着头，百里香、大戟和珠果散发着诱人的芳香。不久，从附近的林子里来了一个老头子，在坟前挖了个坑，栽上了一根新刨光的橡木柱子，柱顶装着一个小神龛。圣母的忧伤的小脸在神龛三角形木檐下的黑影里流露出慈爱暖人的神情。檐下的框板上用黑色斯拉夫花体字母写着两行字：
在动乱、荒淫无耻的年代里，
兄弟们，不要深责自己的亲弟兄！”
萨拉热窝的穆斯林墓地
鲍威尔不是预言家，但他看到了“民族自决”这块充满着理想和圣洁光环的匾额下所隐藏的魔鬼。
区域自治，民族自决，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种族屠杀。
于是在鲍威尔的理论规划中，不能按地域划界，不能搞民族自决，不能给少数民族聚居区以自治权（用鲍威尔的原话“不在某个固定地区内独占统治”，意思就是不要夺权！），甚至不能“讲政治”。
他所谓的“不讲政治”，是将民族这一概念的政治属性剥离，只保留文化属性。
因为民族和政治结合起来，就有如洪水猛兽，无法阻挡。
正如今日美国，种族和政治结合起来，掀起滔天巨浪，永无宁日。
他要让民族脱离政治。
政治归于个人，民族归于文化。
所以在他的理论中，民族自治是一种文化自治，不是政治独立。
这是一种相当超前而且先进的理论。
鲍威尔想将社会打碎成原子化的个人，将一个人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剥离。
在政治层面，民族（种族）之间没有区别也不需要有区别。在政治上不要沿着民族划界，这样就不会有人利用民族玩政治。
对个人来说，没有所谓黑人的权利，没有所谓亚裔的权利，只有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权利。
而普遍权利，通过议会民主就可以充分实现。
而对个人的民族归属感，则通过文化生活予以实现。
为了满足文化自治，他想引入另一个维度的政府机构，是为民族议会。通过民族议会，来推进各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
他所设想的这套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可谓用心良苦，力图构建一个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处的和谐社会，以维持奥匈这个多元化的帝国。
因为他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的这些特点，鲍威尔被现在的某些白左推为多元文化之父。
但实际上，他的理念和现在的白左有天壤之别。
他将社会打碎成为原子化的个人的想法，和美国右派的个人主义是一致的。
而他极力避免民族矛盾，刻意淡化民族的政治属性的作法，和现在左派极力打种族牌，煽动种族矛盾的玩法，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这种传统的左派，老牌儿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更像今日美国的右派。
在斯大林的眼中，鲍威尔实在是幼稚之极，可笑之至。
鲍威尔一点也不了解群众。
民族自决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各族群众充满了宏大叙事指引下的戾气。鲍威尔想通过文化自治，将戾气收去，让社会重归和谐，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斯大林在文章中花了整整一个章节去批驳鲍威尔。
斯大林指出：在鲍威尔所在的奥匈帝国，事态的发展，完全走向了奥威尔理论的反面。社会更分裂，而不是更融合。就连鲍威尔所在的社会民主党，也按照民族板块分裂成了6个政党。
鲍威尔这套太书生了，太温和了，在现实面前完全破产。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这些批判的表皮，究其本质，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对民族问题，斯大林和鲍威尔其实是有很多共同点的。
他们对民族主义都有本能的厌恶。
鲍威尔厌恶民族主义，是因为民族主义会分裂他的国家。
斯大林厌恶民族主义，是因为民族主义会分裂他的党，将来还会阻碍布尔什维克进行世界征服的努力。
和鲍威尔一样，斯大林也认为应该淡化，而不是强化，民族之间的差异，并逐渐消灭民族差异。
和鲍威尔一样，斯大林也对民族自决不屑一顾，深恶痛绝。
虽然在革命的时候，民族自决这一工具可以被利用来摧毁沙皇俄国。但革命胜利后，要构建起一个新形态的国家，就要重新将这些民族整合在一起。这时候，民族自决就成了这个新国家的危险的敌人和不安定因素。
鲍威尔所设想的民族文化自治，没能遏制国家分裂。
斯大林却找到了真正能够抑制民族自决的法宝。
但在这篇论文中，他没有说清楚。
毕竟，这种事情，说清楚就不太好了。
就好像中国古代的皇帝，通过四书五经统一人民思想，在公开场合满嘴仁义道德。但他们真正的统治之术，则秘不示人，要靠我们从千古禁书《商君书》中去发掘揣摩。
至于这个法宝是什么，我们以后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