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中/老师
我们入学后，校名正式改为武汉大学附属中学。武大李达校长来校作报告；从武大调来了一些老师，譬如数学龚跃华老师、语文刘可立老师等。据说他们都是“强中手”，调来是要加强附中，与实验中学、华师一附中一决雌雄的。但是，一旦成为武大附中，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就像后娘一样偏心了，教育资源投入到近旁的武汉中学。这时的附中，实质上是一个破败的十四中，靠以前的名声、底子、老先生，过着它的老年。但是，另有一番老字号味道！与我在那里住读的衣食住行，混然一气。
此前的实验小学和此后恢复省重点的十四高中，都是重点学校的样儿，秩序井然，老师规规矩矩地教，学生认认真真地学。而我这个时候的初中，老师有底蕴一些、有个性一些，学生良莠不齐、自由散漫些，教学场景要生动活泼一些。
我的历史老师是侯成章老先生。还没有听他的课就听到一些他的传闻。高年级的同学说：早几年学校还没有收女生，他们是和尚班，侯先生身体不好要上厕所，说一声“小便来潮”就走了。他们把这当作逸闻趣事来谈，毫无怪意。
这一天，侯老师提早出现在教室门口了。他50多岁，因为瘦，显得稍高，多皱的脸和紧锁的眉，给人沧桑感。他眼镜架很旧，一头高一头低的戴着，接过班干部递给他的座位表时，用一只手把眼镜摘下来，凑近了看。再戴上去，右边眼镜脚翘得更高。这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尹老师从后门抢进来，把自己带来的折叠椅打开，在后排坐下，形式上是听课，实际上是听故事。据说，每年侯先生讲太平天国，他都要去听，像听梅兰芳唱保留剧目《宇宙锋》一样，百听不厌。
历史是科学！我记得侯老师对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分析，感到他真讲出了历史的真谛。他指出：“天王洪秀全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这严重地挫伤了其他将士的积极性。”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现在看起来，当时自己学习很认真，也很幼稚。
侯老师教得那么好、尹老师还搬椅子来听，表现出那个年代对历史科学的认真和信奉！一直等到现实来给大家上了一堂“历史课”后，当年的认真变得可笑、讽刺、幼稚。
班主任尹老师，名静铨。他在自己的本行内很专业。他是搞音乐的，据说是冼星海的妹夫，曾参加过武汉当年的抗日救亡音乐活动。解放后他是武昌这一片音乐老师的牵头人。有一次我帮他送信到三十三中，交一位音乐老师，商量区里的音乐活动。
尹老师写了首《十四中校歌》，上音乐课都要学，在学校流行了很多年。不过，我并不喜欢这首歌，不好听！
不知道为什么他选中了我学声乐。每周二晚饭后，他都在音乐教室等我，训练我美声唱法。他告诉我一个原理：“声音要在口腔、鼻腔、喉腔交汇的地方共鸣，才会出美声。”然后，用钢琴弹一遍练习曲，自己唱一遍，再叫我用A音唱一遍。“唱到鼻子里去了！”他会这样指出问题，或者说“唱到口腔里去了！”让我调整发音部位，直到他认可。
我认为他自己的发音部位并不好，有很重的鼻音，用他的话来说，是“唱到鼻子里去了！”所以那时我有点半信半疑。要知道，声音唱到哪里去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呀！于是，我就被动的、机械的照他的指导去唱，去调整。下一周，他又要我换用E音或O音去唱。我像走在迷茫的沙漠上，看不到目的地，让他牵着我走，他从来不急躁，也很少笑，就这么走了一段时间，大约几个月吧，练唱了所有的音阶，所有的口形，一个星期二又一个星期二……。
再后来，他写了一个字条，推荐我参加了武汉市青少年合唱团，每周末到武汉音乐学院去排练合唱节目，但不个别指导和训练。
上高一的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变声了，童音没有了，声音变得很粗，尤其是变得很雄浑，说话周围的东西都有点震动，用现在的一种说法是有“磁性”。我明白了：这是尹老师给我的！这一天我看到了效果，他带我走出了沙漠到绿洲！可是，当时我不觉得，现在每每唱歌都想到他、使我终生受惠。在中学，哪一个音乐老师会教一个学生的声乐呢？这里面有多大的难度？多大的投入？多大的责任呀？试想，那些“唱到鼻子里去了”之类的指导，如果指错了，会是什么后果？也许，这孩子将永远迷失在沙漠中，而不是像我这样有幸被一个明师牵着手走出来。
尹是我们进初中的第一个班主任，一开始就被我们质疑：为什么让一个音乐老师而不是语文或数学老师来做班主任呢？然后，我们就看他有没有带班的“三斧头”，结论是没有。
每天下午第三节课，他别出心裁的来念一段《林海雪原》，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班上蝴蝶迷、许大马棒、丁巴拉眼的外号都起出来了。初一时我们班上没有女生，有一个男生，姓江，家里把他当女儿养，不许他在外面上厕所，在家坐马桶。游泳时上身一定要穿汗衫，哪怕两个乳头露得清清楚楚也要穿。他就摊上蝴蝶迷了，这是同学们一致通过的。以后尹老师念到哪里，每出现一个新名字，大家都要用眼睛把全班同学扫一圈，找合适人选，其中不乏争论。等到老师发现这事，这教室像威虎厅，土匪已齐齐整整的坐满了，就是没有杨子荣这样的正角。
冬天的一天晚上，突然大风降温，一、二十个住读生晚自习在教室冻得打哆嗦。尹老师这一回发现得及时，让我们到二楼他的房间，一个人领了一件寒衣。到了教室，大家穿的不论是西装还是绒衣，都成了戏袍，到讲台上去“舒广袖”一场。等到老师从楼上“咚、咚、咚！”的跑下来，大家“簌”的一下都坐好了，假模假样的认真学习上了。
过了年，大家都来上学，晚自习老师在一个人桌上放了一颗糖。老师走后，有一个声音说：“他刚从上海回，糖是用夜壶装的，我看见的。”另一个声音说：“反正是新的！”有袒护的意思。结果大家都吃了，没看到有人丢。
尹老师当班主任肯定不专业，但是他留在了我们心里。我长成大人后，专门打听到他的住址，去拜望过他，一次在粮道街教工宿舍，第二次在张之洞路，这时他走路已是拖着一条腿。每次去我们都走一盘围棋，然后说说话。但是，对他的感谢我一次也没说出口。
很多年后，我碰到一个同学，我特别问到尹老师在文革中的情况。说：尹在牛棚中是组长，他写了一首歌，教大家唱：我们是牛鬼蛇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