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持久战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共歼灭“联合国军”23万余人，将其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种战役相持局面，为迫使美国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创造了条件。从1951年6月开始，整个朝鲜战局出现长期胶着的状态。
（1）美国被迫谋求停战谈判。
在侵朝战争的头一年，美国付出了8万8千余人伤亡的代价，相当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部损失的近三分之一。侵朝战争给美国及其盟国带来的最大损失，还是战略上的。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冷战的最终目标是对付苏联。但在侵朝战争中，它动用了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空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海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并动员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部分兵力。尽管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国内的六个半师和在日本的两个师，实际上已无兵可调。就美国而言，兵力拮据是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原因。在侵朝战争中，美国的物资消耗平均每月达八十五万吨，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物资的总和。这种战略上轻重、主次的倒置，不仅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它与同盟国的关系。美国总统杜鲁门讲得很坦率，“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幕后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534页）
先前不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的骄横的美国侵略者，开始转向谋求停战谈判。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大使凯南非正式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6页）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2）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牢牢掌握主动权。
1951年6月初，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如何应
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并致电斯大林，提出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手稿，1951年6月5日）6月9日给斯大林的另一电报里，他还提出要商谈增加订购武器及其它军事物资的货单、和战问题、志愿军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问题。
在取得斯大林同意后，高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13日，斯大林同他们会谈。在了解到会谈情况后，毛泽东当天致电高、金，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页）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毛泽东深深懂得，要同美国侵略者谈判，使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雄厚的实力作后盾是不行的。在战场上稍有疏忽或者示弱，必定要吃亏，必定在谈判中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如何巩固第五次战役的胜利，逐步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攻防的持续作战的能力，成为毛泽东首先关注的问题。
6月11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手稿，1951年6月11日）
此时，在毛泽东面前，即将出现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一个是打，一个是谈。至六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及时地提出，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8页）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3）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进入公开倡议阶段。
6月23日，苏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同朝中军队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同意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4）几乎全部精力指导谈判准备工作。
朝中方面声明一发表，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便投入紧张的谈判准备工作。首先决定由邓华、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在内的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
当时，美国对谈判的态度是，谈判而不休战。美国政府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
对美国的这一手，毛泽东是有充分准备的。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之机进行反攻，他于7月2日致电彭德怀，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手稿，1951年7月2日）这是为谈判非采取不可的一个重大步骤。
7月5日，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停战谈判就要举行，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指导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多次复函，亲自审阅修改有关谈判接洽准备情况的新闻稿，亲自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的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及斯大林的意见。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准备工作，诸如谈判会议场所、对方代表团宿舍以及我方代表团宿舍的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的准备，以及李克农、乔冠华和我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开城的具体时间等，毛泽东样样关照到了。
开城，位于三八线以南，属中朝军队控制区域，新解放区，情况复杂，战争中双方都在这里埋设了不少地雷。安全上，不论那一方出了问题，后果都将是严重的。所以，毛泽东特别关注安全问题。他多次致电彭德怀：“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特别对埋设的地雷，“必须撤除干净”。
在谈判开始前，有关方面曾考虑将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批示：“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1页）
7月9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唯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毛泽东传》1949-1976第161页）
毛泽东既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胆略，又是一个十分精细的人。
为了统一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毛泽东在征得金日成的同意后，组成一个朝中代表团成员及李克农、乔冠华等参加的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
毛泽东指挥战争，最讲究“初战必胜”，“不打无准备之仗”。在谈判桌上同对手交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初战必胜”。在临战之前，作好充分而周全的准备，不给对手以任何可乘之机和任何可以利用的借口。他既有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实际、具体、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这是令人钦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