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军训团进校
作者 黄泽文
十年文革期间，1967年是闹腾得最厉害的一年。各色各样的群众组织，活跃在文革舞台上,造反夺权，指点江山。统帅借助他们的力量，把“身边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黑帮”、甚至“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纷纷打翻在地。同时，也把与之相联系的基层组织,包括基层上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等, 扫荡得一片狼藉。
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运筹帷幄的统帅并未料到，此时的造反派已成脱缰野马，难以驾驭。紧接夺权风暴之后，是军方为稳定局势而作出的抗争。在压制军方后，重振旗鼓的造反派却又甩开膀子闹起了派斗，争誉，争宠，争权，甚至搞起了血腥武斗。一时间，全国山头林立，烽烟四起，工厂停产，铁路停运，枪声四起，群众恐慌，一片混乱。
据说，“那是乱了敌人”。[1] 其实，这明显是乱了自己。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要解决领导权，也绝不仅仅是要在组织基础上扫清障碍。他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要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从而在农业国的基础上去构建一个纯正的理想社会。[2] 而造反派之间的缠斗，使得他成天穷于应付，今天一个关于xx省的决定，明天一个关于xx地区的决定，不胜其烦。于是，统帅开始谋划布局，实施他的新战略部署。
此时，各级党政机关，公、检、法部门几乎全部失去作用，唯有解放军没有乱，军队成了国家唯一稳定的力量。鉴于这种形势，3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于是，全国各地，无论何种机关单位，先后均被军管，军代表成了单位里面的最高领导。据统计，全国有280多万指战员参与了“三支两军”。军队控制了局面，当然，权力也都归集到军队手中。
迟至1967年11月，军训团走进了我的中学。军训团由驻军于市东南郊琉璃场的一支部队派出，共有20名干部战士。团长是一位姓刘的营长，脸瘦，个高，挺直的脊梁，一身军人风度；而政委姓鈡，国字脸，中等个头，稍胖，是该部队的一位营教导员。
军人们进校后，和蔼可亲，一本正经，面对校内对立的两派，不偏不倚。见面时，有时叫我们小将，有时直呼小黄，小李。但军训团却并不开展军训，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把两派学生聚拢在一起，一方面制止武斗，一方面搞大联合，开展复课闹革命。
当时的成都五中，保守派的学生组织已经消失，造反派则是两派。由于对“红十条”和省革筹部分领导的态度不同而相互指责，势不两立，已经恶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学校里，八二六派的组织叫“东方红公社”，占据着校园。红城派的组织叫“毛泽东思想战团”，退守在一号桥北端的石油技校中。两派隔着一号桥对峙着。
军训团进校后，开始游走于两处，耐心地劝说大家放弃分歧，联合起来，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复课闹革命。起初，收效甚微。
文革第二年所谓的“复课闹革命”，如果仅看字面，容易产生混淆。当时，并不是上面突然发现中学生失学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有害，要把我们重新拉回校园，去恢复中断了一年半的学业。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我等懵懂少年的福分，也是我的祖国的福分。可惜，当时的“复课闹革命”只是收拾混乱局面的一种措施，由停课闹革命转入到复课闹革命，关键还是“闹革命”。复的是联合起来不再派斗的课，复的是执行毛主席战略部署的课，以便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
野惯了的中学生们，派性十足，眼光短浅，对本校的“斗、批、改”无动于衷。我们这些“半截子”成人，头脑已被文革改造，只认为自己代表着“正确”路线，要为“捍卫毛主席”而战，并不知道大好年华应该读书，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真正需要什么。
此时的校园一片凋零，不仅是安放不下课桌，甚至已经没有多少课桌可供安放了。操场上的篮球架被学习开车的同学撞得东倒西歪，后操场竖立起一个钢铁高架，上面装着几个高音喇叭，对准一号桥的石油技校，天天高叫着宣传本派的主张。校园后墙被打倒，缺口处堆满了破损的桌椅，校外和校内的人均随意拿来烤火驱寒，数百张桌椅被毁掉，烧掉了。
驻在校园的一派，把教学楼构建成堡垒，枪眼处架上机关枪。和近邻的二中“井冈山”，三中“红色堡垒”同派战友一起，组建“五二三警备区”，武力控制城东的交通要道，以显示自己草头王的威风。跑到石油技校的一派，也一样在该处武装割据。由于武斗，来校的同学寥寥无几，大家都无所事事，心情低沉。
在这样的气氛中，慢慢地，军训团的劝说有了效果。高中一年级（文革开始时的学籍序列）的高68（3）和高68（4）先后办起了五中第一和第二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派的同学，包括原来的保守派同学，以及长期逍遥在家的同学，终于坐在了一起。此时，我对办学习班有了兴趣，主要原因就是无所事事。由于对武斗导致的校园褪变反感，与其成天游荡，浪费时日，不如用行动来结束这种对立。
听说我们愿意办学习班，军训团极为高兴，立刻派了两位解放军，一个排长老嘉和一个战士老赖，来帮助我们。时值寒冬，老嘉和老赖却热情似火。老嘉是文革前十五中的高中生，成都人，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是位文静的青年军官。老赖是个农村兵，憨厚而踏实。
前年夏天停课，极为容易，那是一纸决定就办成的事。而68年初春办学习班，却困难重重。我所在的高68（4）班，除了两派的同学外，其余的“逍遥”同学，散落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有的甚至远走他乡。办学习班的第一件事，是把同学们找回学校，这由老嘉和我来完成。老嘉用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载着我，满城跑动。我指点地址，他蹬自行车，两人在料峭的寒风中奔跑着，挨家挨户地去“请”。
有的同学，已经一年多未曾见面，有的同学，则是我的保守派对头。我还是和老嘉一道，硬着头皮一一拜访，说明来意，通知时间。曾经同窗不到一年的同学，已经生疏了，有的见面还算热情，有的却异常冷淡。经过两三天的努力，我们一共找到了30余人，原来班上可是54人。经过文革一年半的折腾，中学生的心已经散了，重新聚拢需要时间。
1968年初春的一天，我班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正式开始。由于教室残破，桌椅零落，原来的教室已经不可用。我们的学习班选在学校的医务室里举行，此处是个套间，还算宽敞。开学时，一共到了20余人。
开学之前，老嘉和老赖指导我们把医务室精心布置了一番。医务室门沿上，贴着老嘉的工笔大字：“成都五中高六八（四）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门迎面是两幅毛主席的大幅画像，这是军训团给学习班的贺礼。其实，这两幅画像本是东方红公社和毛泽东思想战团送给军训团的见面礼，上面各落有组织的名称。军训团双双送来，并排摆放，不偏不倚。内房设置一台，台墙上，伟大领袖正在微笑着看着大家。两边各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分别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下面有一横幅，上书林彪的海军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对面墙壁上还有“要斗私批修”五个大字。医务室外面的墙壁上则布置有一个专栏，供学习班学员发表言论。
学习班开课，首先是一套毕恭毕敬的仪式。全体起立，面对毛主席像，手持毛主席语录，由老嘉领头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立刻接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三呼之后，接着是老嘉再说：“敬祝敬爱的林副主席”，大家立刻接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也是三呼。在三声敬祝之时，手持红宝书，从胸前向外平推，跟随三呼的节奏连续推三次。声音洪亮，整齐划一，庄严而虔诚。三齐呼和三平推后，大家坐下，由老嘉带领大家，齐读一段毛主席语录。读毕，方正式开始。
（图片来自BBC中文网，特此致谢）
学习班由两派学生各推举一人主持日常学习。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指示，以及各种应时的报纸文章。大多数时间是读，少数时间由老嘉讲。他们在用解放军的套路来引导我们这些野惯了的中学生。
办学习班在当年是个极为风行的活动。伟大领袖专门对此发了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但我们办起来后却发现，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读语录、文件、报纸后，开始讨论。但讨论时，一接触到联合等具体问题，两派学生就开始七嘴八舌地争论。双方均以文革陶冶的心性，标榜自己正确，指责对方错误。这时候的场面是：两边争得面红耳赤，激动兴奋；老嘉老赖左右为难，无可奈何；而逍遥人士则静观争吵，无动于衷。
不过，唯一可喜的是，大家放弃了武斗对立。虽然站队各异，但面对面坐在了一个房间里；虽有争吵，却没有凶相，也没有仇恨。
学习班在困难的气氛下坚持着，来的人却在逐渐减少。军训团急得很，老嘉下了决心，一定要联合起来。他叫我起草一个大联合的协议书，即使走过场也好。我写了，按照我派的意见写就，自然，对立派通不过，双方僵持不下。无论老嘉怎样调和，也无法把这些迷了心窍的小青年说动，只好不了了之。
学习班每况愈下。有时，医务室里只有老嘉和我两个人，相对枯坐。但老嘉是个有恒心的军人，他鼓励我：“不要打退堂鼓，学习班的大方向没有错。”有时候，他就给我聊他在部队里的经历，聊他参军的经历，聊他在成都的父母家庭。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现在，我偶尔会回想起当时和老嘉相处的细节，心中怀念这个像大哥哥一样的军人。
最终，学习班无疾而终。导致其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影响，二是学习内容空洞。进入1968年春天，成都的造反派对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人民南路附近，发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以成都十中为据点的疯狂攻防战，整个中心地区几近瘫痪。在这样的气氛中，双方的龃龉被放大，遮盖了理性的思维，很难心平气和地谈联合。而学习班不复文化课，成天就学习一些报章文件，这些大块文章，充斥着文革逻辑，套话连篇，久听生厌。
班级的学习班虽然了停下来，但在军训团的主持下，全校两派筹备大联合的协商会却开始了。军人们心中有数，就是要采用一种形式，让两边的“小将”们坐下来说话。面对面的接触，总好过隔桥对峙；唇枪舌战的口水战，总好过呼啸夺命的真枪实弹。军训团掌握着当时文革的大趋势，他们明白，最高统帅要结束这种没完没了的派斗，文革要进入由“乱”到“治”的阶段，这条路一定要走下去，而且一定要走通。
联合的道路的确走通了。在军训团不懈地努力下，两派同学终于以对等的原则，签署了协议，于6月13日成立了一个成都五中大联合委员会。这是迈向成都五中革委会的关键一步。紧接着，经过一番努力，在1968年的8月17日，建立了成都五中革命委员会。
几个东方红公社的初一同学，心灵手巧，专门为革委会的成立刻制了一个新校牌。自制长板，多遍刷漆，精心雕刻，刻上“成都五中革命委员会”九个仿宋体大字，送给学校。庆祝母校在经历两年多的折腾后，终于排除万难，回归平静。其中主要操刀者名叫谭云，后来入读四川美术学院，成长为著名雕塑家，曾主持完成过建川博物馆的大型抗日将军雕塑群像《中国壮士：1931-1945》。[3] 他的雕塑事业，估计就是从雕刻校牌那一天开始的。
自1966年夏天，五中搞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的领导机构，走马灯似地变换着。由以往惯有的支书-校长制，转变为校文革委员会，尔后则是革命造反派的夺权委员会，进而变化为全校大联合委员会，然后再过渡到革命委员会。据说这些“委员会”遵循了革命传统，而且是文革的新生事物。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生事物”最终均销声匿迹于历史的岁月中，一切还是回归到了文革前的那套旧有体制。
参考文献
[1] 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1967-10-07。
[2]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1967-11-06。
[3] 谭云(国家一级美术师雕塑家)，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