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9月2日_221号》电:上期文章后,几位读者来信询问福尔摩斯对开学怎么看。
我问的时候他正捧着报纸:“我当然关注了这个新闻,华生。这件事的受益人自然不是学校和教师,更不是学生。跟平时一样,我们要首先找到这件事的受益人?你觉得有谁?”
“呃,当然不是学校,它连同教师,都站在了一线上。不是学生、也不是家长,那还能有谁?官员,有关联的大企业?......好像也就这些了”,我回道。
“官员,嗯哼...”他看着我的表情有些奇怪:“华生,作为医生,你更知道卫生官员的想法不是吗?在他们眼中,病例意味着什么?”
“这个...这个我只能说,很复杂,呃......病例多的地方肯定需要更多的医疗资源、包括资金的倾斜。病例意味着可以更多课题的研究,更多的论文,学术上的突破。还有我们都知道的那些难以表述领域的巨大投入......的确,好像没有什么官员会因为某个地区病例多而损失什么,特别是在大瘟疫的背景下...”我开始觉得这个话题有些棘手,进而问他:“为什么先是学校呢?难道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有力的工会吗?”
“至少学生没有,最顺从的一群人。与企业相比,学校里成年人比例最低。学校都在监管下,特别是资金。”
“有报道大企业去找政府谈过了,不知道谈的什么”,我补充道。
“也有医药类企业...”福尔摩斯合上报纸,走到窗前看着外面不再说话。夏入秋了,外面阴天下着小雨,雨滴打在玻璃上,正是适合睡眠的那种白噪音,我想起他昨晚好像很晚才睡。
人与人的利益都是不贴合的,所处的角度不同。一群人成为了某个集群符号时,个人的角色就被弱化了。“代理人利益”那样的话题也许更适合政治学、组织行为学的专家或是律师来讨论。哪怕是雷斯垂德这样的警察局局长,都比福尔摩斯和我这样的自由职业个体更合适。
Yours sincerely,
华生
以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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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伦敦的报道:魁省开学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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