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富可敌国，一面穷得离谱/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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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编社 5天前
作者 | 良叔；来源 | 良大师；源自 |水流高山
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有9亿多人的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
前些天，当李克强总理提出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表示瞠目。
6亿人？1000元？
也就是说，全国有接近一半的人口，他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够买两斤猪肉。
这怎么可能？！
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人的收入不足1500元。
注意，1500元是年收入，不是月收入。
而这些人在哪呢？
就在中国经济的最强省——广东。
1
广东的两副面孔
有人说，广东富得流油。
这话我没法反驳。
毕竟自1989年起，广东已连续30年稳坐各省GDP总量第一的宝座。
“万年老二”的江苏，一直喊着要超过广东，但结果呢？
去年广东依然第一，江苏还是老二。
2019年，广东的经济总量超10万亿人民币，与韩国、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总量相当。
说广东“富可敌国”，真不是吹的。
但作为一个在广东待了20年的人，我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我很清楚，广东富的是珠三角，富的是深广佛莞惠珠，富的是马化腾许家印杨惠妍；
而不是粤西粤东粤北，不是地里的农民、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也不是写字楼里的基层白领。
所以我常常说，广东有两副面孔：
一面富可敌国，一面穷得离谱。
早在1988年，据说在一场全国的贫困地区经验交流会上，广东省的代表曾遭到其他省份的灵魂拷问：
“广东的同志也来了，你们广东这么富，还来参加穷人的会议？”
22年后，我又听到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
“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
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
谁敢说这话？
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而且这是2010年他在广东河源调研时，当着记者的面说的。
这句话还引发了一波讨论。
因为大家都知道广东的富，却很难相信它的穷。
但对于这句话，我也没有多意外。
几年前为了见一位故友，我从深圳开车到湛江，不到10小时的车程，沿路的风光却堪称当代中国经济地域差异的缩影。
从深圳出发，途经广州、佛山、中山、肇庆；再往西，便是云浮、阳江、茂名……
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到厂房和烟囱遍布的工业地带，再到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萧条的村庄。
这就是这一路变化的风景。
唐朝诗人孟郊说：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我想说的却是：
秋风萧瑟马蹄疾，一路粤尽富与贫。
▲广东韶关
确实是这样，广东的确是全国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省。
举个例子：
2019年，广东最富的是深圳，最穷的是云浮，前者的GDP是后者的多少倍呢？
29倍。
而“万年老二”的江苏，它最富的是苏州，最穷的是宿迁，而前者的GDP只是后者的6.2倍。
同样，在排名第三的山东省，最富的青岛和最穷的枣庄之间，GDP的差距也只有6.9倍。
广东各区域间的贫富分化，远甚于其他省。
再具体到每个人，广东的贫富差距更超乎想象。
比如说，每年的全国胡润百富榜，广东人都要占去近半壁江山，上榜数稳列全国各省第一名。
在2019年的富豪榜中，仅前10名广东就占了整整6名。
但与此同时，截止到2018年，广东还有3个国家级贫困县，13个省级特困县，12个山区贫困县。
在广东这片被誉为“遍地黄金”的土地上，还有很多人依旧吃不饱，穿不暖，家徒四壁，甚至无处容身。
2
地上有金子，他们却看不见
2010年，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组，曾深入到粤北地区进行采访。
随后，他们推出一期名为《“穷广东”调查》的节目，其口号是：
“颠覆一个熟悉的富广东，重建一个没有贫穷的新广东。”
广东到底有多“贫穷”呢？
在节目中，一位村民告诉主持人：
三餐都比较困难，但如果是喝粥就不会饿。
另一位村民则告诉记者，如果出去打工，她家的年收入是几千块。
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出去，结果那时连洗衣粉也买不起，孩子发烧了还得向别人借钱。
还有一户村民，他家里的房子不到10平方，煮饭、吃饭、住，都在里面。
四壁熏得乌黑，没有像样的家具，铺盖、卧具又黑又硬。
看着这番情景，当时韶关市社会保障局的刘海翔眼泪都快出来了，他感慨道：
“没想到城市差距会那么大，改革开放都30年了。”
▲广东韶关
当年，《南方日报》也做了一系列关于《“穷广东”调查》的报道。他们派出7位记者，分赴7个贫困村驻村采访，涵盖了粤东、西、北，甚至还有一个村子就在珠三角。
比如说，在粤西的雷州，东塘村的村干部就自嘲道：
“这里是雷州的撒哈拉。”
由于土地贫瘠，沙化严重，雨季有积水，旱季有时又长时间滴雨未下，这里的粮食亩产量最多只有500斤。
而在其它地区，亩产千斤早已不稀奇。
当时东塘村有3957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有2021人，贫困率超过51%。按世界银行的统计，这里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
村里唯一的一所小学依然没有厕所，学生想上厕所只能到学校附近的树林解决。时间一久，树林里臭烘烘。
“不能入，一不小心就踩着”，校长郑景豪说，现在只要有东西遮着，学生就会就地解决。
由于条件艰苦，师资力量匮乏，很多教师是小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
他们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于是“雷州普通话”便代代相传。
▲ 图片来源：《南方日报》
等上了中学，每学期200元的寄宿费和每星期20元的伙食费，又成了村民们沉重的负担。
村支书王南介绍，整个东塘村目前约有130人就读初中，但其中超过100人，上不完三年初中就会中途退学。
校长郑景豪说，他们的教学质量和大城市存在巨大的“鸿沟”。
但他更忧虑的是，“鸿沟”两端的孩子，迟早会在同一天平上一比高下。
果不其然，一批批从东塘走出去的年轻人，在外艰难闯荡一两年后，又铩羽而归。
他们接过父辈的锄头，结婚生子，终其贫穷而平凡的一生。
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改变命运，实在是太难了。
3
“民工荒”
当张五常说“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当粤港澳大湾区高喊着要建成世界级城市群。
粤西粤东粤北的贫穷，似乎显得“不合时宜”。有人说，珠三角明明出现了“民工荒”，为什么还有人窝在村里挨饿？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大约是从2004年，我们开始频繁地从媒体上看到3个字——“民工荒”。
紧接着，很多学者也说“刘易斯拐点”要来了。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向非农业转移时，劳动力由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
“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城乡一体化的形成，城乡收入也将趋于平衡。
但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真的来了吗？
不妨做个对比。
2009年，我国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9亿，占总数的38.1%。
而2010年，美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仅为0.7%，加拿大为2.0%，日本为4%。
中国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还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在这2.9亿人当中，还有一亿多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所以，“刘易斯拐点”并没有来，这是个假“拐点”。
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事实，也佐证了这一点。
于是， “民工荒”和“贫困的农民”同时出现，似乎成了巨大的悖论。但再一琢磨，却发现并不矛盾。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工厂都缺工人。
据2011年的一项数据统计，那些雇工难的企业所提供的工资更低，而且工作时间更长，福利条件也更差。
如果企业平均月工资达到1800元以上，福利待遇较好，基本不会缺工。
月收入1800元是什么概念呢？
当年，在深圳，即使租住较为便宜的农民房，比如说在拆迁之前的白石洲，一间房的租金大概也要600～800元/月，再加上吃穿用度，每月支出少说也要一千多。
而当时农民工的平均月薪，却只有1521.14元。
▲深圳非熟练农民工平均工资 资料来源：深圳市统计局
一个人背井离乡，假如他的工资只能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甚至无法保证基本生活，他还愿意外出务工吗？
显然不愿意。
于是就出现了“民工荒”。
所以，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缺少劳动力，而是企业缺钱（当然，也有农民工缺乏技能等其他问题）。
《南方周末》的记者曾在广东采访了一个鞋厂，该厂老板说：
制鞋业的平均利润只有微薄的五六个点上下，如果工资上涨30%，利润就要再下降一个点。
再加上改善员工福利等投入，“投资鞋厂恐怕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起码省了辛苦”。
早在2008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就在东莞观察到了一个现象：一些企业主正打算把工厂迁到东南亚。
之后，这种现象很快像瘟疫一样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蔓延开来。
企业之所以选择搬迁到东南亚，是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更为廉价。换言之，他们嫌我们的农民工还不够廉价。
农民工和企业主，到底孰对孰错？
无法断言。我只能说：各有各的苦。
▲专门记录打工族的影片《我的诗篇》
4
“先富”如何带动“后富”？
疫情期间，有位揭阳的读者向我诉苦。
他说以前常常私底下骂老板，骂工厂，骂“万恶的资本家”。
因为流水线上的工作实在是辛苦而乏味，没有前途，工资还低得离谱。而今年因为疫情，工厂迟迟没有复工的消息。
他开始怀念起流水线上的日子，因为至少那时不用担心会饿肚子。
我问了他近期的打算，却没敢问他将来的梦想。因为“梦想”对他而言，也许太过虚无和沉重。
他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年轻人——“打工诗人”许立志。
2014年，他在富士康坠楼身亡。
这位敏感而有才华的年轻人，也来自于粤东地区的揭阳。
那里贫穷落后，为了生存，为了梦想，大量的人来到珠三角打拼。
在那首《我就那样站着入睡》中，许立志这样写道：
眼前的纸张微微发黄
我用钢笔在上面凿下深浅不一的黑
里面盛满打工的词汇
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
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
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
不会控诉，不会埋怨
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
驻足时光之初
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
赐我以迟到的安慰
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磨去语言
拒绝旷工，拒绝病假，拒绝事假
拒绝迟到，拒绝早退
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
多少白天，多少黑夜
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其实早在2010年，富士康就因为“11连跳”事件而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工人的嘴里，这里冷漠、压抑，工人们的生活枯燥而乏味，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影片《我的诗篇》
人们嘴里虽然抱怨，却仍前赴后继地涌入这个“没有感情的制造工厂”。因为这里的工资，比别处更高。
这就是现实。
前些年有句广为流传的话：北上广容不下肉身，老家放不下灵魂。这显然是出自都市白领之口，因为他们回到家乡只能当老师，当公务员，然后朝九晚五混吃等死。
但换做是农民工，他们大概会说：北上广容不下的肉身，老家同样容不下。
因为回到家乡的他们，所面对的只有一块荒芜的土地。
他们连当老师当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
现实告诉他们，饿着肚子的人，还不配谈论“灵魂”。
▲影片《我的诗篇》
还有一点颇值得玩味：
在广东，“村民”这个词被赋予了两种含义，分别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
一种“村民”住在韶关的梅花村、清远的大成村、雷州的东塘村……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却过得捉襟见肘。
另一种“村民”住在广州的猎德村、深圳的岗厦村……
他们可能趿着拖鞋，穿着汗衫，腰间别着一串钥匙，每月定期收着房租，即使不工作也能轻轻松松月入几万，甚至几十万。
他们是广东的“隐形富豪”。
当后者享受着时代的红利，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一骑绝尘，而前者却仿佛被时代遗忘，他们成了大时代下“掉了队”的人。而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强者恒强，弱者更弱。
当广州猎德村的“房二代”，和雷州东塘村的“农二代”相遇，这种“鸿沟”会更加明显。
2010年，当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组深入到粤北地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丁力教授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小平同志，中国的改革他是这样设计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前面半句话，我们政府是很有经验了，怎么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但是小平同志后面那句更长的话，我觉得我们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不同程度地有所忽视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远不只是一句“忽视”那么简单。
作为一名小小的作家，我并不能给出什么解决方案，只能借此文章，展示一些实像。
你可能会说我不够正能量，我却想说，既然有那么多人弘扬正能量，也不差我一个吧？
因为，世界很少把聚光灯打给那些掉队的人，但是，这不代表他们就不存在。就像贾樟柯所说：
“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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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编社 5天前
作者 | 良叔；来源 | 良大师；源自 |水流高山
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有9亿多人的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
前些天，当李克强总理提出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表示瞠目。
6亿人？1000元？
也就是说，全国有接近一半的人口，他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够买两斤猪肉。
这怎么可能？！
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人的收入不足1500元。
注意，1500元是年收入，不是月收入。
而这些人在哪呢？
就在中国经济的最强省——广东。
1
广东的两副面孔
有人说，广东富得流油。
这话我没法反驳。
毕竟自1989年起，广东已连续30年稳坐各省GDP总量第一的宝座。
“万年老二”的江苏，一直喊着要超过广东，但结果呢？
去年广东依然第一，江苏还是老二。
2019年，广东的经济总量超10万亿人民币，与韩国、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总量相当。
说广东“富可敌国”，真不是吹的。
但作为一个在广东待了20年的人，我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我很清楚，广东富的是珠三角，富的是深广佛莞惠珠，富的是马化腾许家印杨惠妍；
而不是粤西粤东粤北，不是地里的农民、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也不是写字楼里的基层白领。
所以我常常说，广东有两副面孔：
一面富可敌国，一面穷得离谱。
早在1988年，据说在一场全国的贫困地区经验交流会上，广东省的代表曾遭到其他省份的灵魂拷问：
“广东的同志也来了，你们广东这么富，还来参加穷人的会议？”
22年后，我又听到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
“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
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
谁敢说这话？
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而且这是2010年他在广东河源调研时，当着记者的面说的。
这句话还引发了一波讨论。
因为大家都知道广东的富，却很难相信它的穷。
但对于这句话，我也没有多意外。
几年前为了见一位故友，我从深圳开车到湛江，不到10小时的车程，沿路的风光却堪称当代中国经济地域差异的缩影。
从深圳出发，途经广州、佛山、中山、肇庆；再往西，便是云浮、阳江、茂名……
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到厂房和烟囱遍布的工业地带，再到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萧条的村庄。
这就是这一路变化的风景。
唐朝诗人孟郊说：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我想说的却是：
秋风萧瑟马蹄疾，一路粤尽富与贫。
▲广东韶关
确实是这样，广东的确是全国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省。
举个例子：
2019年，广东最富的是深圳，最穷的是云浮，前者的GDP是后者的多少倍呢？
29倍。
而“万年老二”的江苏，它最富的是苏州，最穷的是宿迁，而前者的GDP只是后者的6.2倍。
同样，在排名第三的山东省，最富的青岛和最穷的枣庄之间，GDP的差距也只有6.9倍。
广东各区域间的贫富分化，远甚于其他省。
再具体到每个人，广东的贫富差距更超乎想象。
比如说，每年的全国胡润百富榜，广东人都要占去近半壁江山，上榜数稳列全国各省第一名。
在2019年的富豪榜中，仅前10名广东就占了整整6名。
但与此同时，截止到2018年，广东还有3个国家级贫困县，13个省级特困县，12个山区贫困县。
在广东这片被誉为“遍地黄金”的土地上，还有很多人依旧吃不饱，穿不暖，家徒四壁，甚至无处容身。
2
地上有金子，他们却看不见
2010年，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组，曾深入到粤北地区进行采访。
随后，他们推出一期名为《“穷广东”调查》的节目，其口号是：
“颠覆一个熟悉的富广东，重建一个没有贫穷的新广东。”
广东到底有多“贫穷”呢？
在节目中，一位村民告诉主持人：
三餐都比较困难，但如果是喝粥就不会饿。
另一位村民则告诉记者，如果出去打工，她家的年收入是几千块。
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出去，结果那时连洗衣粉也买不起，孩子发烧了还得向别人借钱。
还有一户村民，他家里的房子不到10平方，煮饭、吃饭、住，都在里面。
四壁熏得乌黑，没有像样的家具，铺盖、卧具又黑又硬。
看着这番情景，当时韶关市社会保障局的刘海翔眼泪都快出来了，他感慨道：
“没想到城市差距会那么大，改革开放都30年了。”
▲广东韶关
当年，《南方日报》也做了一系列关于《“穷广东”调查》的报道。他们派出7位记者，分赴7个贫困村驻村采访，涵盖了粤东、西、北，甚至还有一个村子就在珠三角。
比如说，在粤西的雷州，东塘村的村干部就自嘲道：
“这里是雷州的撒哈拉。”
由于土地贫瘠，沙化严重，雨季有积水，旱季有时又长时间滴雨未下，这里的粮食亩产量最多只有500斤。
而在其它地区，亩产千斤早已不稀奇。
当时东塘村有3957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有2021人，贫困率超过51%。按世界银行的统计，这里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
村里唯一的一所小学依然没有厕所，学生想上厕所只能到学校附近的树林解决。时间一久，树林里臭烘烘。
“不能入，一不小心就踩着”，校长郑景豪说，现在只要有东西遮着，学生就会就地解决。
由于条件艰苦，师资力量匮乏，很多教师是小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
他们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于是“雷州普通话”便代代相传。
▲ 图片来源：《南方日报》
等上了中学，每学期200元的寄宿费和每星期20元的伙食费，又成了村民们沉重的负担。
村支书王南介绍，整个东塘村目前约有130人就读初中，但其中超过100人，上不完三年初中就会中途退学。
校长郑景豪说，他们的教学质量和大城市存在巨大的“鸿沟”。
但他更忧虑的是，“鸿沟”两端的孩子，迟早会在同一天平上一比高下。
果不其然，一批批从东塘走出去的年轻人，在外艰难闯荡一两年后，又铩羽而归。
他们接过父辈的锄头，结婚生子，终其贫穷而平凡的一生。
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改变命运，实在是太难了。
3
“民工荒”
当张五常说“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当粤港澳大湾区高喊着要建成世界级城市群。
粤西粤东粤北的贫穷，似乎显得“不合时宜”。有人说，珠三角明明出现了“民工荒”，为什么还有人窝在村里挨饿？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大约是从2004年，我们开始频繁地从媒体上看到3个字——“民工荒”。
紧接着，很多学者也说“刘易斯拐点”要来了。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向非农业转移时，劳动力由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
“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城乡一体化的形成，城乡收入也将趋于平衡。
但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真的来了吗？
不妨做个对比。
2009年，我国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9亿，占总数的38.1%。
而2010年，美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仅为0.7%，加拿大为2.0%，日本为4%。
中国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还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在这2.9亿人当中，还有一亿多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所以，“刘易斯拐点”并没有来，这是个假“拐点”。
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事实，也佐证了这一点。
于是， “民工荒”和“贫困的农民”同时出现，似乎成了巨大的悖论。但再一琢磨，却发现并不矛盾。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工厂都缺工人。
据2011年的一项数据统计，那些雇工难的企业所提供的工资更低，而且工作时间更长，福利条件也更差。
如果企业平均月工资达到1800元以上，福利待遇较好，基本不会缺工。
月收入1800元是什么概念呢？
当年，在深圳，即使租住较为便宜的农民房，比如说在拆迁之前的白石洲，一间房的租金大概也要600～800元/月，再加上吃穿用度，每月支出少说也要一千多。
而当时农民工的平均月薪，却只有1521.14元。
▲深圳非熟练农民工平均工资 资料来源：深圳市统计局
一个人背井离乡，假如他的工资只能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甚至无法保证基本生活，他还愿意外出务工吗？
显然不愿意。
于是就出现了“民工荒”。
所以，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缺少劳动力，而是企业缺钱（当然，也有农民工缺乏技能等其他问题）。
《南方周末》的记者曾在广东采访了一个鞋厂，该厂老板说：
制鞋业的平均利润只有微薄的五六个点上下，如果工资上涨30%，利润就要再下降一个点。
再加上改善员工福利等投入，“投资鞋厂恐怕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起码省了辛苦”。
早在2008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就在东莞观察到了一个现象：一些企业主正打算把工厂迁到东南亚。
之后，这种现象很快像瘟疫一样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蔓延开来。
企业之所以选择搬迁到东南亚，是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更为廉价。换言之，他们嫌我们的农民工还不够廉价。
农民工和企业主，到底孰对孰错？
无法断言。我只能说：各有各的苦。
▲专门记录打工族的影片《我的诗篇》
4
“先富”如何带动“后富”？
疫情期间，有位揭阳的读者向我诉苦。
他说以前常常私底下骂老板，骂工厂，骂“万恶的资本家”。
因为流水线上的工作实在是辛苦而乏味，没有前途，工资还低得离谱。而今年因为疫情，工厂迟迟没有复工的消息。
他开始怀念起流水线上的日子，因为至少那时不用担心会饿肚子。
我问了他近期的打算，却没敢问他将来的梦想。因为“梦想”对他而言，也许太过虚无和沉重。
他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年轻人——“打工诗人”许立志。
2014年，他在富士康坠楼身亡。
这位敏感而有才华的年轻人，也来自于粤东地区的揭阳。
那里贫穷落后，为了生存，为了梦想，大量的人来到珠三角打拼。
在那首《我就那样站着入睡》中，许立志这样写道：
眼前的纸张微微发黄
我用钢笔在上面凿下深浅不一的黑
里面盛满打工的词汇
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
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
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
不会控诉，不会埋怨
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
驻足时光之初
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
赐我以迟到的安慰
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磨去语言
拒绝旷工，拒绝病假，拒绝事假
拒绝迟到，拒绝早退
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
多少白天，多少黑夜
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其实早在2010年，富士康就因为“11连跳”事件而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工人的嘴里，这里冷漠、压抑，工人们的生活枯燥而乏味，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影片《我的诗篇》
人们嘴里虽然抱怨，却仍前赴后继地涌入这个“没有感情的制造工厂”。因为这里的工资，比别处更高。
这就是现实。
前些年有句广为流传的话：北上广容不下肉身，老家放不下灵魂。这显然是出自都市白领之口，因为他们回到家乡只能当老师，当公务员，然后朝九晚五混吃等死。
但换做是农民工，他们大概会说：北上广容不下的肉身，老家同样容不下。
因为回到家乡的他们，所面对的只有一块荒芜的土地。
他们连当老师当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
现实告诉他们，饿着肚子的人，还不配谈论“灵魂”。
▲影片《我的诗篇》
还有一点颇值得玩味：
在广东，“村民”这个词被赋予了两种含义，分别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
一种“村民”住在韶关的梅花村、清远的大成村、雷州的东塘村……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却过得捉襟见肘。
另一种“村民”住在广州的猎德村、深圳的岗厦村……
他们可能趿着拖鞋，穿着汗衫，腰间别着一串钥匙，每月定期收着房租，即使不工作也能轻轻松松月入几万，甚至几十万。
他们是广东的“隐形富豪”。
当后者享受着时代的红利，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一骑绝尘，而前者却仿佛被时代遗忘，他们成了大时代下“掉了队”的人。而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强者恒强，弱者更弱。
当广州猎德村的“房二代”，和雷州东塘村的“农二代”相遇，这种“鸿沟”会更加明显。
2010年，当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组深入到粤北地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丁力教授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小平同志，中国的改革他是这样设计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前面半句话，我们政府是很有经验了，怎么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但是小平同志后面那句更长的话，我觉得我们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不同程度地有所忽视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远不只是一句“忽视”那么简单。
作为一名小小的作家，我并不能给出什么解决方案，只能借此文章，展示一些实像。
你可能会说我不够正能量，我却想说，既然有那么多人弘扬正能量，也不差我一个吧？
因为，世界很少把聚光灯打给那些掉队的人，但是，这不代表他们就不存在。就像贾樟柯所说：
“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