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变幻，1966年底我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原来，文革初打老师抄家的红卫兵倒台了。这帮‘老’红卫兵因为‘充当了刘少奇的帮凶’被遣散（事实上是毛主席说红卫兵造反有理）。被老红卫兵压制的中学生都纷纷地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成立了一个‘东风战斗队’。我们戴上了自己订做的红卫兵袖章，还煞有其事地写了一份宣言，用油印机打印了散发出去。1967年上半年我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回家，天天在学校里泡着，印传单、刷标语、参加大游行。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刻印和散发毛主席的传奇故事以及红卫兵小报上的小道消息。毛主席失去6位亲人的故事令我唏嘘不已。还有‘中学文革报’，上面连载了一篇题为‘出身论’的文章非常震撼。我们买了很多份，到处散发（很可惜没有留一份，后来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叫遇罗克，1970年被处决）。
1967年夏许多地方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我们战斗队的一个同学的姐姐是沈阳辽大造反派的，来信说和保皇派发生武斗吃了亏，希望我们去支援，旅费由辽大造反派出。拿到火车票，兜里揣着几块钱，也没有和父母打招呼，我就和大家启程了，临走时托同学给家里捎了个信。到了沈阳，看到的是一片凄凉景象。路边的房子所有的门窗都钉上了木板，路上静悄悄的， 弥漫着阴森恐怖的气氛。我们住在辽宁大学的教室里，校园里到处是成群结队的从抚顺来的工人。他们都背着枪，杀气腾腾的。辽大的学生警告我们，在教室里要坐在地上，不要站起来，因为有被流弹打中的危险。有一天我们在马路边等公共汽车，突然不远的地方有枪声，所有等车的人都趴到路边的沟里。我们在沈阳呆了一周，成天心惊胆战的，看看也干不了什么，于是散发了些支持造反派的传单便逃回了北京。回到家一进门，母亲看到我就哭了。父亲直叹气，告诉我这几天他们都急疯了，因为听到许多北京的中学生到外地参加武斗被打死的消息。
回到学校不久，解放军进驻中学，所有的中学生都回到学校参加军训。我们天天操练正步走，为的是参加国庆节毛主席的检阅。国庆节那天我和妹妹都参加了检阅。走过天安门的时候好激动， 拼命地喊毛主席万岁。检阅后带领我们训练的解放军小排长难过地说，我们的方阵走得一塌糊涂，害得他过天安门的时候因为忙着招呼我们都没能看到毛主席。但其实我们走过天安门时离城楼太远了，根本就看不清城楼上的人，只能想象着毛主席在那里挥手的样子。
到了1968年，解放军撤了，工宣队进驻学校。同学们对运动已经厌倦，天天在学校里打球、聊天，无所事事。这一年全国掀起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父亲被关起来了。父亲因工作调动躲过了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可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终于被造反派注意到了。是那台从美国带回来的短波收音机惹的祸。这台收音机是110伏的，因忘记插变压器被烧坏了，于是我们卖给了旧货店。没有想到收音机竟被‘反革命分子’买去，试图改装成发报机。造反派查到了父亲头上，发现父亲是内定右派，还写过‘反动’诗。另外最关键的一条，那就是父亲留美的经历。造反派问父亲，你在美国有洋房汽车，为什么回国，肯定是被美国派来的间谍。
虽然从文革开始我就有不祥的预感父亲早晚会出事，但父亲被关押我还是感到很意外。我坚信父亲不是特务，对造反派的捕风捉影很愤慨。我们被允许每周探视一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造反派小头头，是父亲那个系的助教。他总是百般刁难，有一次我给父亲带了一个很小的西瓜，他就是不许我给父亲，我央求了半天也没有用，只好流着眼泪把西瓜拿回去了。还是母亲有办法，给父亲带炒酱，里面放许多肉丝但看不出来，又不会坏。父亲在一个地下室里被关了一年多。地下室潮湿得被子都能挤出水来。和父亲关在一起的‘特嫌’都是归国的留学生，有美国特务、日本特务、苏联特务。。。
父亲后来回忆说他亲眼见到一位老师跳楼身亡。他自己也想过死，可是一想到深爱的妻子和孩子，便咬牙挺了过来。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父亲偷偷作了十首讽刺造反派的“虫吟诗”。下面是其中的三首：
昆虫
身入樊笼本自求，依然因梦过沧洲。未分梦境随诗境，哪计清流付浊流。 冷月秋深听蟋蟀，澄塘春晓对蜉蝣。只缘罕听人间语，漫作虫吟遣白头。
蚂蚁
数尺方圆作战场，盈千蝥甲动刀枪。槐阴城阙邯郸道，龟背山陵玳瑁墙。 烈日罡风争地岳，寒云煞气斗天光。不期大雨倾盆泻，尽扫三军到水塘。
螳螂
两臂锋芒意气豪，螳螂霹雳试新刀。朱轮那入张飞眼，黄雀空迷关羽袍。 顶聚千瞳欺白日，腰笼双翅藐青霄。自从飒飒秋风起，魂断江天独梦遥。
父亲总是说自己很幸运，受的苦和很多归国的科学家相比算不得什么。他有两个同学文革时被打死了，其中一个是姚桐斌，两弹元勋之一。还有一个是父亲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同学，也是从事国防科研。父亲说自己当初在美国没有搞高温合金，所以回国以后没有进国防单位，因此而捡了一条命，因祸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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