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最早来自哪里，说法不一。这种腺鼠疫原产何地也是到了近代才渐渐有了共识，即认为导致欧洲两千五百万人死亡的鼠疫源于印鼠。虽然有30种跳蚤能够携带这种病菌，但考古证据显示，印鼠客蚤是14世纪瘟疫的祸根。可印度的鼠疫是如何传到欧洲的则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是蒙古攻打大理时途径喜马拉雅山东路，穿行过印鼠猖獗的地区。但这种说法仅仅是一种猜测而已。
最常见的说法是，鼠疫病菌一直存在于南俄草原的，土拨鼠（学名旱獭）是这种病菌的宿主。欧洲黑死病爆发则被认为是传染自热那亚的殖民地克里米亚的卡法，是金帐汗国攻打卡法时带去的。蒙古骑兵的行动迅捷，导致患病的骑兵没有死在路上，而是死在了卡法。
金帐汗国围攻卡法城的原因类似于成吉思汗灭掉哈刺子模，也是因为一名蒙古人在威尼斯殖民地塔纳被无端杀害。蒙古人出于报复洗劫了塔纳后，很多当地居民乘船逃难到卡法。也许蒙古人觉得罪大恶极之人没有伏法，所以又尾随逃难的人一路杀到卡法。哈刺子摸是因为几百个蒙古伊斯兰商人被冤杀而被灭了国，这次整个欧洲都为塔纳的这个鲁莽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假如欧洲黑死病真的是蒙古人攻打卡法时带去的，那这个塔纳杀人事件也是一个典型的黑蝴蝶事件。
据传，金帐汗国围攻卡法期间，军中就已经出现鼠疫，不断有人病死，大量尸体无法处理。于是，蒙古人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奇招，用抛石机将尸体抛进城去。摔的支离破碎的尸体就成了细菌战武器，卡法人大量被感染，热那亚商人不得已乘船撤离，于是把鼠疫带到了欧洲。
可这个说法其实也很可疑，很大可能是一种流言和谣言。因为这个蒙古人抛尸入城的说法都是出自一个意大利传教士，而这个传教士也是道听途说来的。另外，按照蒙古人当年的宗教习俗，也不大可能这样处理自己病死战友的尸体。因为没有权威可信的历史记载，道听途说和以讹传讹就溜进历史之中。
也有说鼠疫是由中国传去的，证据是沿丝绸之路的国家相继爆发鼠疫。可根据历史记载，中国的鼠疫是在欧洲鼠疫爆发三十多年后才有的，而且主要局限在广东沿海一带。很显然，这一说法也是不靠谱的，广东地区的黑死病却很可能是境外输入的。根据考古，欧洲最早的鼠疫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时的雅典，这说明鼠疫也是欧洲的本土传染病。十四世纪发生在欧洲的鼠疫是否由蒙古人传入也没有确凿证据，但蒙古开辟的贸易通道确实为鼠疫的大面积传播提供了条件。现代鼠疫研究发现，鼠疫病菌的宿主之一是土拨鼠，学名旱獭。而这种土拨鼠盛产于西亚草原，也盛产于蒙古草原，二十世纪时蒙古还曾发现过鼠疫，也是由旱獭通过跳蚤传染给人的。所以说是蒙古人带去的鼠疫也完全可能。
鼠疫患者一般在发病后3-5天即死亡，这使得鼠疫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的说法变得可疑。一般来说，如果有人在中国感染了鼠疫后沿丝绸之路去欧洲的话，肯定会死在半路上。如果通过海路传播的话却具有很大可能性。虽然从泉州出发的帆船，到达最近的港口也要十多天，如果船上有人感染，则肯定会死在船上，但带病的老鼠不一定会死亡。欧洲鼠疫就是被卡法船上的老鼠传染的。
西方记述最多的黑死病来源是一艘由克里米亚卡法回到意大利的船上有染病的老鼠和染病的人。这艘船原本是要停在威尼斯的，可威尼斯事先已从商人那得知克里米亚地区正在爆发一种可怕的瘟疫，尸横遍野。因此，当这艘船到了威尼斯港口后，威尼斯既没有采取隔离措施，也没让其靠岸，而是用火箭和炮弹驱逐了这艘船。不得已，这艘船继续沿亚德里亚海岸航行，后来到达了西西里岛。西西里岛不明就里，非常不幸地允许这艘船靠了岸，结果病人和老鼠一起登上了西西里岛。一场导致2500万人死亡的鼠疫就此而一发不可收。
黑死病的现在公认是沿着这个路线传播的：1346年，黑死病发端于南俄草原；1347年，传播到高加索山脉、克里米亚半岛、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爱琴海沿岸地区、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撒丁岛及意大利本土——些沿海城市；1348年，黑死病——路扩散，横扫意大利、东南欧、法国中南部、西班牙北部、英格兰南部、北非地区等地；1349年，黑死病继续向北、向南扩散到德国西南部、西班牙南部、英格兰北部、爱尔兰、挪威、瑞典等地；从1350到1353年，黑死病肆虐的区域达到巅峰，几乎整个欧洲、亚细亚半岛、伊拉克两河流域、沿地中海的北非地区都笼罩在黑死病死亡的恐惧中。
黑死病的爆发给欧洲及世界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蒙古人的侵略和屠杀。从1347年到1353年，欧洲经过几次鼠疫后，死亡的人口最少估计是两千五百万，并直接导致维京海盗灭绝。伦敦当时人口仅有六万，黑死病死亡三万五千，超过半数人死亡。一个有二十六人的修道院死的只剩住持及另外两名修士。牛津大学的学生死了三分之二。德国汉堡死了一半人，不莱梅死了三分之一。后来十七世纪时，伦敦又发生了一次鼠疫，一年之间死了十万人。法国某地幸存者不到10%，巴黎某医院一天死亡五百人。中亚和中东地区也同样惨遭屠戮。据估计，埃及死亡的人数超过一半。很多中亚小国就此灭亡和灭绝。
“疫情在巴黎显现的时间应该是1348年夏初。圣丹尼镇编年史记录：“1348年，人们口中的大死亡在法兰西开始了，持续了大约一年半。巴黎平均每天有八百人因病而死。在一年半时间里，有人说巴黎人死亡达五万以上，圣丹尼镇死亡一万六千人。”?兰斯?的加尔默罗会编年史认为巴黎的死亡人数更多，达到八万。”摘自--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英】《黑死病：（1348-1349）：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
薄伽丘《十日谈》中也描绘了佛罗伦萨在1348年的一场鼠疫：“白天也好，黑夜也好，总是有许多人倒毙在路上。许多人死在家里，直到尸体腐烂，发出了臭味。……每天一到天亮，只见家家户户的门口都堆满了尸体。……城里死了十万人以上。”
“这瘟病的威力实在太大了，健康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会被传染上，那情形很像干柴靠近烈火，只要一接近就会燃烧起来。情况甚至比这还要严重，不要说接近病人，就是跟病人说说话，也会染上这必死无疑的病症，甚至只要接触到病人穿过的衣服，摸过的东西，也会立即染上这种疾病。”
“一旦得了这种病，不管你怎样延医服药，总是毫无用处，没有一点好转的征兆。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治之症，也许是当时的大夫学识浅薄，总之是毫无办法，或许还因如此，除去那些医生之外，许许多多对于医道一无所知的男男女女，也居然像受过训练的大夫一样行起医来。但是，大家都不知如何下手，因而也就拿不出恰当的治疗办法。侥幸治好者真是寥寥无几，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出现“疫瘤”后三天左右就丧了命，而且大多数都是既不发烧，也没有其他症状。 ”这就是当时意大利各国的惨像。薄伽丘是佛罗伦萨黑死病的亲历者，《十日谈》虽然是小说，但关于黑死病的描述肯定不是虚构的。
意大利比较幸运的是米兰这个城邦国，因为很早就封城而成功地阻断了鼠疫杆菌的传播。再就是波兰，因为特殊地理环境和国王及时封闭边境，使得波兰成为整个欧洲唯一的免疫孤岛。这个中世纪的封城办法直到今天，通过武汉封城后成功地阻断新冠传播，被证明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阻断瘟疫传播的办法。
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因黑死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人民普遍不再信任政府，对他们在抗击瘟疫上的表现大为不满。为了转移矛盾，欧洲教会和国王们开始甩锅并寻找替罪羊。不幸的是，犹太人又一次被选中。他们因为善于经商，经常往来于各国之间进行贸易和金融活动，而被认为要为黑死病的传播负责。还有一些极端的阴谋论者，甚至认为蒙古人就是以色列丢失的那十个部落，是犹太人招来的蒙古人。总之，各种不实之词都强加在犹太人这个替罪羊身上，从而导致瘟疫流行期间，犹太人遭受歧视和迫害，甚至屠杀，仅斯特拉斯堡一地就屠杀了一万六千犹太人。
鼠疫不仅导致大量欧洲人口的死亡，也动摇了欧洲的神权统治和教会的权威。黑死病降临时，欧洲老百姓不知所措，被这种可怕的疾病吓坏了，纷纷到教堂祈祷，求神帮助。牧师们带领这些有病和没病的羔羊们一起祈祷，可祈祷不仅没有得到神的帮助，反而使教堂成了瘟疫传播中心。感染的人越来越多，教堂变成了医院，大批垂死的人被送到教堂进行治疗，哀嚎之声不绝于耳，其惨状胜过地狱。勇于献身的牧师以为有神护佑，毫不畏惧地投入到救治和护理之中。结果导致大批品德高尚的牧师病亡，而那些不那么高尚的牧师则躲到乡下避祸活了下来。这相当于黑死病对教会进行了一次逆淘汰的清洗，把品德好的人送给了上帝，让品德差的留下来继续忽悠百姓，自然导致教会信誉崩塌。
其实这种无知愚昧不仅存在于中世纪，也存在于现代。埃博拉最初就是由一家比利时教会在扎伊尔设立的医院传播开的。这家医院既没有现代医疗设备，也没有训练有素、知识完备的医护人员。面对突如其来的埃博拉病毒，这家医院茫然无知，毫无传染病防护知识，只有一颗帮助穷苦人的爱心。结果这家医院成了埃博拉病的传染源，来这家医院看病的扎伊尔人相继被感染，同时又把病毒传给照顾他们的人。医院的医生护士也纷纷中招，染病身亡，幸存者无几。疫情过后，流行病学家将疫情爆发的原因归咎于这家医院，可医院所属的教会却大为不满：我们好心行善还有罪了？确实如此，有时只有好心，没有知识只会适得其反。
等到疫情过后，欧洲人不仅不再信任教会，连上帝是否存在也开始怀疑了。这很像二战后犹太人对上帝的态度。因为上帝并没有阻止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二战后幸存的犹太人中有一部分不再信上帝了。欧洲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经过黑死病炼狱之后，教会和上帝再不像以前那样被欧洲人尊崇了，很多人开始质疑和怀疑教会的不靠谱和上帝的真实性。正是这种怀疑促使了欧洲人最初的觉醒，文艺复兴首先是由对神权的反抗和对教会的质疑开始的。可以说，正是这个灾难的震撼和打击催醒了偶走人份封闭的心灵，开启了人性的解放之路。欧洲新的一页是在巨大的痛苦中翻开的。多难兴邦，欧洲的觉醒和崛起印证了这句话。
因为大量人口死亡，导致殡葬业成了当时欧洲最赚钱的职业。很多以前从事商贸活动的人纷纷改行做起殡葬服务工作，使本来遭受严重打击的商贸活动更加雪上加霜。
土地也因为大量农民的死亡而荒芜，可地主和贵族们却只关心自己的财产受损，毫不在意农民遭受的灾难。“黑死病爆发的时候，社会上缺少劳动力，也没有货物，但是土地的拥有者和贵族们却对于经济规律一无所知，他们中间没有人知道，在灾难到来的时候对于普通的劳动者千万不能继续增加压力。这些富人和贵族看到他们的财产开始缩水，土地也变得荒芜，就开始用残暴的法令强迫人们增加劳动，却又不给他们增加报酬，还不让他们去找更好的工作。这种情况下，一次反对整个社会的不公的起义自然发生了。甚至在起义爆发时，人们还认为这种不公的社会体系是最神圣且不容置疑的秩序。”（见《瘟疫与人》）
瘟疫也改变了拉丁语作为欧洲通用学术语言的状况，使欧洲各民族的语言得到发展。黑死病爆发前，欧洲有大约三十所大学，教学语言使用的是拉丁语。那时的大学其实和我们明朝时的书院差不多，任何人只要有新的思想和知识都可以举办讲座，慢慢的这个讲坛就变成了大学。瘟疫导致旅行中断，学校无法招收外地学生。瘟疫结束后，欧洲还剩二十四所所大学。倒闭的学校是因为招不到学生。于是各地富人在疫情结束后开始赞助并建立新的大学并招收本地学生。因为学生都来自本地区，于是用当地语言教学即可，作为通用语言的拉丁语就逐渐被抛弃了，而欧洲各民族语言则得到发展。
黑死病也导致了经验医学的发展。在黑死病之前，欧洲没什么医学，只有巫术，和中国跳大神的差不多。黑死病导致巫术医师的信誉破产，人们开始重视解剖学。现代医学就是因黑死病发展起来的。
黑死病对欧洲的屠戮不只是十四世纪这一次，而是反复发作一直持续到到十七世纪。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黑死病还在欧洲肆虐。在西班牙导致至少五十万人死亡，十七世纪中叶时，黑死病两次复发，造成一百多万西班牙人死亡。也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黑死病是到导致西班牙衰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黑死病在英国盘踞的时间最久，一直到十七世纪末才消失。据学者分析，导致英国鼠疫灭绝的原因是伦敦的一场大火，将适合于黑鼠盘踞的木制房屋烧光，从此黑鼠绝迹，也带走了鼠疫病菌。当然还有其它种说法，但鼠疫确实离开的非常突然。
黑死病改变了欧洲，只是当时的欧洲人还不知道。黑死病后的欧洲和其之前的欧洲完全不一样了。这与我们今天经常说新冠前和新冠后的世界将大不一样如出一辙，只是我们有预感而已。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梅天穆所说：“瘟疫极其毁灭性的丧钟声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世界。”（见《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黑死病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是欧洲觉醒的原点。从此之后，世界的重心逐渐由东方转向了西方。经几百年的孕育，到工业革命时一鸣惊人，欧洲一下子从世界边缘成为了世界中心。
在东方，虽然没有遭到欧洲那么严重的黑死病，可也同样灾难深重。
元朝自忽必烈死后就厄运连连，不仅自然灾害此起彼伏，皇帝也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坐的最久的皇帝就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元顺帝自小受儒家教育，长期不在京都，因此了解民间疾苦。元顺帝可以说是一个体恤民众、知书达理的好皇帝。他亲政后，基本是忙于救灾，也确实十分卖力地救灾。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国运不济，仅靠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是无用的。
据现代科学家和水文气象学家考证，14世纪初，由于苏门答腊的火山爆发，火山灰一度遮蔽半个地球，导致世界气候进入小冰川时期。从1270年到1370年这一百年是小冰河的降温期，1370年达到最低点，之后气温开始一百年的缓慢回升期。而元代正赶上小冰川初期，气候开始变冷，旱涝灾害频繁，饥荒时断时续。元朝自帖木尔之后的历代皇帝都忙于救灾，可还是导致民不聊生，义军蜂起。
《元史》上几乎每年都有关于洪水和蝗灾的记载，旱涝交替作乱。致和元年（1328年），“陕西连续三年大旱，民饥相食。江南诸郡水灾严重，流民死亡相籍。”而且，自然灾害的影响非常之广，受灾非常严重，尤其是元贞元年到三年（1295—1297）的大水灾和致和元年到天历三年（1328—1330）的大蝗灾，乃旷古罕见。元末时，水灾成为首患。从1344年到1355年，黄河泛滥竟达9次，导致国家赈灾资金被掏空，只能靠滥发纸币饮鸩止渴。据水文专家统计，元代统治100年内的洪水记录，超过了《明史》对此后300年内洪水记录的总和。
元明时期的人民也饱受疾疫之苦，元代最后15年连续发生三次大的瘟疫，但中国那时将所有传染病一律命名为瘟疫，所以不知道是否包括鼠疫。根据对疫病症状的分析，发生在广州的一次瘟疫最接近鼠疫，估计是由水路输入来的鼠疫。
除了水患，旱灾和瘟疫外，元末元顺帝期间，几乎年年有地震发生。真真的是祸不单行啊。
天灾人祸总是形影不离的。元末蒙古统治者的胡作非为、横征暴敛、贪赃枉法让岌岌可危的大元更是雪上加霜。最终导致了元朝财政和货币双崩溃，让历史上最大的帝国轰然倒塌。真应了红楼梦里的那句名言：眼看你起高楼，眼看你楼塌了。
元末民间流行的一首《醉太平》小曲概括了当年的种种社会危机：“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历史学家们对元朝灭亡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元朝最后是亡于水患和变钞，因为压塌元王朝这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那些修黄河河堤的民工。可在我看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黑死病导致的东西方贸易中断。元朝末年纸币制度崩溃的根本原因是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造成的。
元朝经济是军国主义制度下的重商主义经济，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于商业税和战争掠夺。可因为对黑死病的恐惧，丝绸之路各国纷纷闭关锁国，导致丝绸之路断绝和荒废，贸易中断。元末，繁荣的海上贸易因为海盗兴起，也遭到严重阻滞。严重依赖贸易的元朝经济因此遭到沉重打击。不仅贸易税收不上来，本国的货物也输出不出去，使得金银流入减少，导致金银储备严重不足。前面说过，在美洲白银发现以前，中国历来是一个缺银的国家，所以元以前各朝代货币都由铜钱担任，金银只是辅助货币，承但大宗交易和储藏货币的作用。而元朝则是第一个以纸币为主要货币的朝代。
这里要谈谈元朝的纸币制度。元朝的纸币制度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纸币，在此之前的宋、金虽然也有纸币，但只是起辅助性作用的货币，主要流通货币还是铜钱。蒙古早在蒙哥时期就设立了交钞局，专门负责管理纸币事宜。蒙古之所以热衷于纸币，是与蒙古发达的商贸活动相关的。真金白银不便于携带，尤其对大宗贸易尤其不方便。蒙古当时军事力量强大，有力地控制了欧亚商贸通道，使得蒙古有条件使用纸币作为流通货币。
忽必烈创立元朝时，纸币是以丝和银作为锚定物的，也就是所谓的丝银本位制。这大概源于蒙古的税收以前都是以丝来计价的。可在蒙古纸币创立之初就存在一个巨大隐患，即货币的防伪技术不过关，很容易被仿造。所以，假币几乎一直伴随蒙元的纸币制度，如影相随，屡禁不止。我们知道，一国货币要正常流通需要具备两个基础：一是要有一个具有强大治理能力和负责任的中央政府；二是先进的货币防伪技术。而这两点，自忽必烈死后的元朝都不具备了。
一方面伪钞防不胜防，一方面元朝为弥补财政亏空乱印纸币，导致纸币贬值严重，不得不以变钞来应付，其实就是将负担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元朝短短九十九年的历史竟然进行了三次变钞，即新币换旧币。每一次变钞都是货币严重贬值后不得已的措施，而税赋却总是以新币为准。这样的变钞政策制造了大批赤贫人群，再加上元朝流行的高利贷盘剥，很多农民都债务缠身，绝望情绪弥漫民间。
到元代末期，纸币更是严重贬值。“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这样的情景就是典型的乱世，颇似国民党败亡前的情形。所以，元朝灭亡一点不奇怪，没有一个朝代和国家可以长期维持恶性财政赤字的。
然而，元朝纸币制度的失败至少给现代社会几个重要的启示：
首先是没有单一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服务于财政政策的。元朝后期纸币滥发就是因为财政连年亏空，而印钞如同吸毒，一旦开启就无法收敛。不得已的变钞则是货币严重贬值失信的结果。即使在美国，一直号称独立运作的美联储也一样要为国家的财政政策服务。疫情期间的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就是证明；
其次是没有单纯的经济政策，任何经济政策都受制于政治制度，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都是服务于政治制度的，而且受政治制度制约的。元朝后期国家的金银储备已经严重不足，财政赤字连年高攀，可因为元朝贵族统治的政治制度制造了大批吃财政饭的官宦阶层，而皇帝因为需要拉拢贵族，导致赏赐无度，使得财政亏空无法逆转。而同时，元朝贵族阶层为了私利大量走私出口金银，使元朝本就不足的金银储备更是日渐匮乏。这时元朝本该进行大尺度的政治改革，可这种伤筋动骨的改革对元朝来说已是不可能的。自忽必烈之后，元朝再没有雄才大略的皇帝，而且除了元顺帝外，都是短命皇帝，根本没法做真正的改革，只能墨守成规。元顺帝执政后唯一进行的政治改革就是开科考，给汉人一点上升机会。可即使这点有限的改革也遭到伯颜为代表的蒙古贵族阶级的反对和掣肘。所以，一个国家是否能够稳健发展的关键，不是现存制度的优劣，而是是否具有改革能力。制度如果失去了弹性，也即改革空间，制度和国家本身就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再就是货币制度要依赖于一个有高度责任感和治理能力的中央政府。如果连假币都治理不了，这样的政府就没资格发行货币。如果政府只对当下负责，没有对国家长远利益负责的态度，就无法遏制印钞冲动，那必然会滥用印钞政策。最后就是货币失信贬值，人民惨遭掠夺。明朝时期，美洲银大量流入中国，可因为明朝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货币和财政政策依然是失败的。
而14世纪黑死病给我们的启示则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即使像蒙古帝国时期那种程度较低的全球化，在出现疫情时也会迅疾传遍全球。即使瘟疫没有抵达，但对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造成经济和政治上的冲击，没有人会独善其身。
第一部分后记和参考书目：
我的这个系列拖了一年算是完成了第一部分，即蒙古对世界的冲击。今后也许还会写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也许就不了了之了。
写这个系列首先基于我的个人兴趣；其次是为了能够系统地了解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就像写论文才会逼着我大量集中阅读某一领域的文献书籍一样，只有写作会逼迫我的阅读比较集中化和系统化，否则就永远是支离破碎，全凭兴致的随机阅读。可能有人会问，明明是一个读史笔记，可为什么偏偏起了一个带有哲学味道的题目呢？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从历史偶然性上去解读一下历史。谁又敢说历史不是充满偶然性呢？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可历史解读可以有无数个。
蒙古的西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实践，也是世界史的开端。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强悍的帝国真正打通了欧亚大陆。被西方人猛吹的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算是最能扩张的欧洲帝国了，可他连印度都没有征服就止步了。罗马帝国只是地中海地区的霸主，罗马军队远征到中东地区的安息帝国就再没有东进过。所以蒙古的西征客观上塑造了欧亚大陆，也改造了欧亚大陆。蒙古称霸的历史很短，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犹如昙花一现，可却影响深远。毫不夸张地说，蒙古西征这个极具偶然性的历史事件是其后欧亚大陆乃至世界一系列历史进程的起点，即那个煽动翅膀的黑蝴蝶。由于蒙古铁骑的搅动，世界不再是以前的世界。欧洲被唤醒，中东进行了重组，奥斯曼帝国的兴起也是蒙古西征的遗产。而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则是欧洲大航海的催化剂。大航海导致美洲的发现，欧洲殖民主义开始。而殖民主义催熟了欧洲资本主义，也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工业革命拓展了市场并积累了启动资本。最后，美洲出现一个美国，世界格局为此大变，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到来了。
这就是我写这个系列的初衷和我心中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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