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中药在文革期间的发展
文革期间实行开门搞科研，在实践过程中能不断地从中发现并提出许多新的理论课题，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局面，使理论研究随着实践活动的深入而发展起来。在中医中药科研人员深入农村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草药、验方，为科研提供了源头活水。科研人员在基层帮助农民学习医药知识，种植栽培药材，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文革期间，中医中药科研人员在开门办科研的过程中上山下乡深入基层，为贫下中农服务。如青蒿素的发现和药物的研制就是一例。1969年2月，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接受了中草药抗疟疾研究的艰巨任务。1971年，屠呦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 带领抗疟队伍多次去海南岛，根据热带地区疟疾多发进行调查。在1971年10月4日，即前后做了第191次实验(先后筛选方药200余种)中，获得了青蒿抗疟发掘的成功。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抑制率达100％，她又把青蒿提取物分为中性和酸性两大部分，并发现中性部分抗疟效价高而毒副作用低，酸性部分无效而毒性大。在确证中性部分为青蒿抗疟有效部分后，又进行猴疟实验，取得同样满意的效果。
此后，她又进行了深入的药理、毒理研究，为确保用药安全她还亲自试服。在这种情况下，屠呦呦于1972年8～10月，偕同有关医务人员携药赴海南昌江地区试用，从间日疟到恶性疟，从本地人口到外地人口，首次取得30例青蒿抗疟的成功。1973年，又在同一地方首次试用青蒿素单体，肯定其抗疟疗效胜于优选抗疟药氯喹。接着在全国各地的大力协助下，进一步扩大临床验证，至1978年，共治疗2099例，全部获得临床痊愈，使青蒿素真正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新结构类型抗疟新药。
1977年3月，首次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撰写的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一青蒿素》发表于《科学通报》(1977年第3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青蒿素的发现和研制，是人类防治疟疾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继喹啉类抗疟药后的一次重大突破。1981年l0月，在北京召开了由世界卫生组织等主办的国际青蒿素会议上，屠呦呦以首席发言人的身份作《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引起国内外代表们的极大兴趣。
文革中，各地通过对当地中草药资源的调查，收集了民间使用草药的经验，全国多数地区都编写了各种中草药的书籍，这些书籍字数、收录的药材有多有少，有正式出版，也有内部印刷，编写范围有全国、省市、甚至区县，编著者一般不署个人姓名，而是以单位名义出版，甚至只署名某某书编写小组的。如陕西中医研究所通过开门搞科研到农村工矿防病治病，总结整理，编印了《中医防治钩体病手册》、《陕西动矿物药》、《陕西草药》、《陕西中医验方选编》、《抗癌中草药方剂和药物资料汇编》等资料和书籍8种。对广大工农兵防治疾病起了一定作用。
如云南卫生部门组织对群众性中草药运动经验进行总结，写成了多种中草药书籍并出版。其中昆明市卫生局主编的《昆明民间常用草药》于1970年出版发行。此书收载昆明地区分布的中草药302种，通过配伍，能防治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常见病65种。云南省卫生局主编的《云南中草药》及续集分别于1971年和1973年出版。共收载云南全省分布的中草药757种，选择常见疾病防治处方1400多个。在军队系统中，由昆明军区后勤部主编的《云南中草药选》也相继问世。全书共收载中草药330种，其编排体例与《昆明民问常用草药》同，更增添了精制彩色标本图谱，在国内可称得上质量较高的中草药选集之一。1974年，云南卫生局主持邀请关单位的医药人员，以《昆明中药咀片规范》(1963年版)为蓝本，写成《云南省中药咀片炮炙规范》，载了548种中药材的加工炮炙方法，印发全省医单位使用。它对提高药材质量、增强治疗效益均出了新的贡献。1977年，省药品检验所和省药品准办公室协力，写成《云南省农村中草药制剂规(第一集)，经省卫生局批准印发。书中除采取传的膏、丹、丸、散剂型外，又增添了片剂、冲剂、复剂、糖浆、注射剂，胶囊等多种新剂型。这些创制革新，为中药现代化塑造了雏形，也为中草药的向前展开辟了广阔的境地。这次总结中草药运动的集大成者应该是中医究院领头编写的《全国中草药汇编》和江苏新医院编写的《中药大辞典》。
借助开门办科研的机会，许多中药工作者，特别是生药专业的科研人员深入深山，调查了各地药材资源。有些地区的卫生部门也组织了当地中草药资源的调查。如陕西省中医研究所中草药调查组，就走遍巴山蜀水，横垮长城内外，同当地的药农、药工及基层卫生人员用了近10年的时间，基本摸清了陕西的中草药资源。特别是他们在调查中，在人民群众中发现了象狼巴巴草、朱砂莲、羊红膻等流传在民问的中草药，具有较好的抗菌、抗病毒作用，经过药理和病理实验，证明了这些草药性能的科学性，初步应用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肝病组长期深入农村工矿，对近千名工农兵患者进行了观察、治疗，终于研制成肝炎一号糖浆，对急性传染性肝炎治愈率达90％以上。冠心病组在凤翔、大荔、三原等县长期设点，进行普查防治，通过普查和长期观察发现农村贫下中农的发病率和城市脑力劳动者相近似，打破了以前认为这个病是脑力劳动者的疾患的看法，证明这是影响广大劳动人民身体健康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气管炎组和药剂科同志根据广大工农患者的意见，改进了痰饮丸的服药方法，改进了剂型，提高了疗效，被列为全国防治气管炎有效药物之一。如197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就增加了大量草药新品种。
草药是中国医药学的组成部份，是中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它具有资源丰富、就地取材，“廉、简、验、便”的特点，对保护人民身体健康、落实战备、巩固合作医疗制度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作用。文革中，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中草药群众运动，经过临床反复筛选验证，涌现出一批疗效确切、用药安全的草药和草药制剂，经科研人员认定，新增的药物有：白花蛇舌草、紫珠草、穿心莲、了哥王、毛冬青、白毛夏枯草、肿节风、蓍草、牡荆子、十大功劳、矮脚茶、槛木、千里光、满山红、金钱草、猫爪草、千日红、萍菜、七叶莲、田基王、雉子筵、垂盆草、天花粉、汉肌松、鹤草芽、冬青、鸭肠草、徐长卿、景天三七、虎杖、金荞麦、卤地菊、紫花牡鹃、砂仁叶油、断血流、金莲花、肝炎草、小叶枇把油、芸香草、川楝素、金龙胆草、福寿草、野马追、罗布麻、祖师麻、雅红隆、雪胆、青叶胆、大黄藤、三分三、雪上一枝篙、穿心莲内脂A．B、硝酸一叶获碱、矮茶素亚硫酸氢钠、胡椒张瑞贤等：“文革”期间开门办科研与中草药运动铜、鹤草芽素、福寿草甙、雅红隆素、雪胆素，共60种。
文革期间号召中西结合、中医中药临床与科研相结合，科研为临床服务。对临床筛选验证确有疗效的重点方药，进行了初步的实验室研究，找出其主要有效部分，以提高其疗效。如1971年2月，县人民医院用牡荆根治疗慢性气管炎110例，疗效较好，但原方用药量大，每日需鲜牡荆根200g，服用不方便。在北京医疗队的协作下，经实验室研究，筛选出牡荆主要有效部分挥发油，每日用药量只需50mg。牡荆挥发油，起先是从种籽提取，通过实践发现牡荆叶的挥发油的含油量较籽高得多，且不受采集季节的限制，药理实验及临床疗效基本相同。为了使这一科研成果及时推广，他们因陋就简设计了提取挥发油的土设备，开办了挥发油提取学习班，使挥发油制剂在公社卫生院中得到了推广。如新岗山公社卫生院，仅2个多月时间，利用土设备生产出牡荆叶挥发油10000ml，可供给近万例慢性气管炎患者服药2个疗程。
如“上海蛇药”的创制成功，就是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三结合”，大搞科研群众运动的成果之一。这个院的研究蛇药专业科研人员与有关中药厂、医院组成“三结合”科研小组，首先深入广大农村、山区，依靠党的领导，发动广大赤脚医生和贫下中农，搜集了上千份民间洽疗蛇伤的中草药方。同时，不断扩大“三结合”的协作网，仅这一项目就扩大到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五省一市。由于各方协同作战，因此，在较短时间内，就创制成一种高效的“上海蛇药”，它对各种毒蛇咬伤的治愈率达99％以上。
1965年6月26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主席的讲话是针对农村缺医少药而城市又集中着相对较多的医生和高技术治疗手段说的。毛泽东认为无论是从正规院校医生培训方式还是从医院里给病人检查、治疗手段上看都不适合广大农民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层次。这促使了1966～1976年间大规模赤脚医生培训。人民公社采用两种办法来培养“赤脚医生”：是由人民公社卫生院集训。在实践中加以培养。这是培养“赤脚医生”的重要方法。“赤脚医生”回到生产大队以后，小病小病都送给“赤脚医生”治疗。他们每年都有1500人次左右的诊治机会。而在人民公社的专业医生，在医科学校读了5年，带着赤脚医生一起看所有的病人边学习边实习。同时，由人民公社卫生院的“三同医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医生)和“包片医生”(包干二、三个大队医疗组工作的医生)，或巡回医疗队医务人员的带教，使”赤脚医生”的医学理论和实践都提高得很快。例如有一位“赤脚医生”通过医务人员的带教，已经能够单独对心脏病人进行诊断和施药，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发展。方便了农民们的几乎是免费的医疗治病服务。
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如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中国人民在文革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出大门，实行开门办科研，打破“三脱离”、“学院式”的局面，成为一种独特景象。开门办科研，是“文革”期间对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要求。全国如此，医务界更是走在前列。根据毛主席6·26指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合作医疗蓬勃发展，赤脚医生茁壮成长，广大医药科研人员纷纷走出医院，走出科研大楼，奔向农村，走进基层，积极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时人们认为，“开门办科研是搞好科研工作唯一正确的途径，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专业研究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体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它不仅有利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繁荣，而且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科研队伍，为农民治病的医疗队伍，具有极其重要的革命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