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坚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谋幸福。1941年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宣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1944年9月8日，他在中直机关为追悼张思德同志会议上发表的《为人民服务》演讲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这里，他把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1945年4月24日，他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947年10月，他为陕西佳县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所做的一切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代表人民，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坚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1927年初，随着北伐战争的展开，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当时站在敌对阶级一边的人指责农民运动“糟得很”。毛泽东深入农村调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的事实，驳斥那些锗误的、反动的论调，旗帜鲜明地肯定：农民运动“好得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奋起反击。党中央要求，走苏俄以工人为主在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要收编共产党，共产党内不少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服从国民党领导。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国共合作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既使统一战线能够得以维持，又使共产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得以保持，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决战，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国民党为挽救败局，提出和谈，要求划江而治。苏美等大国为了各自利益，也要求中共停战而止。毛泽东为了祖国统一，为了中华民族不受分裂之害，坚决不学楚霸王，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推翻了国民党统治。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出兵干涉，越过三八线打到鸭绿江边。并且入侵台湾轰炸东北，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面对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敢不敢亮剑?许多领导同志主张回避。毛泽东站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力排众议，做通了大家的思想工作，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一起英勇善战，以弱胜强，把以美国为首17国组成的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大众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愿望。有人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走欧美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搞私有制，必然两极分化，广大人民群众受苦。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走集体发展共同致富道路。党中央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使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在处理日常事务中，毛泽东坚定站在人民一边，为群众撑腰。建国后，有些干部工作不细，作风不实，损害了群众利益，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上世纪50年代末，有些地方刮“共产风”，基层群众意见很大。毛泽东给各省委书记写信，要求纠正错误，坚决退赔无偿调用比较富裕社队的财物。他指出：“县、社一定要拿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破产也要赔。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县、社干部可能不满意我们，但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苦一下，痛—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这些问题及时解决，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欢迎。
为了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毛泽东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他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力量是人民群众。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才能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战胜敌人夺取胜利。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他批评那些看不起群众的干部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45年，黄炎培和章伯钧等人应毛泽东邀请赴延安考察，黄炎培提出了“历史兴亡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毛泽东身体力行，走群众路线。1927年八七会议后，党中央领导要毛泽东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他却去农村，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创建了一支人民的军队。红军时期，毛泽东在军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民主，让战士参加部队管理。他深入湘赣农村调查研究，拜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为先生，了解群众的呼声，制定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打牢了建立革命政权的根基。抗战前期，针对“速胜论”和“亡国论”，毛泽东写出著名的《论持久战》，明确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指导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他把发动群众与扩大游击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打击和消耗敌人紧密结合起来的。1941年底，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民主人士李鼎铭等提出一个有关财政的提案，建议政府实行精兵简政。毛泽东看到后，非常重视，并指示在全党立即推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在调查基础上，总结推广了东北民主联军基层连队诉苦教育的经验，全军利用作战间隙普遍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有领导有秩序的大规模民主整军运动，即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大批从国民党军中解放过来的士兵政治觉悟，增强了战斗力和纪律性，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激发了英勇杀敌的斗志。新式整军运动是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发起全面反攻的战略动员，对夺取解放战争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等，调查研究，听取广大干部群众意见，形成了治国理政的科学决策。1952年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河南兰考，开始了对黄河的考察。第二天，他走出专列，到了西北方向约两里远的一个小村庄，走进农家，向老乡了解生活情况，征询治理黄河的意见。1953年到1955年，他3次听取了河南省委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关于治理黄河情况的汇报，提出了许多带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意见。要求他们在工作中要坚持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把治理黄河的事情办好。1956年初，毛泽东用了两个月时间，集中听取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于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3月22日对该报告的批示中，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即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把这些原则称为“鞍钢宪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在毛泽东时代，广大人民群众感到，有尊严、有温暖、有希望，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像火山的熔岩喷薄而出，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根治了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江大河的水患，创造出大庆油田、红旗渠、南京长江大桥、两弹一星等奇迹，使古老的中国换了人间。
毛泽东是布衣出生，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深厚感情，最关心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他认为，为人民服务就要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着手，为老百姓谋取具体的利益。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专门讲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他进一步说明要注意的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1942年12月他在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
他心系人民，为群众排忧解难。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叶坪迁到沙洲坝。那时沙洲坝是个干旱缺水的地方。一天傍晚，毛泽东看到一位老伯从池塘里挑来的饮用水很不干净，并了解到多年来村民们吃水比较难，如今又来了这么多红军，用水就更紧张了。毛泽东第二天早晨就到村里村外察看，思考着把乌鸡岭下的泉水引进村子里的办法，然后组织干部战士用大楠竹做材料，铺设了一条简易的水管，用一个大木桶接住并蓄起来，暂时解决了饮水的问题。为了把沙洲坝的用水问题彻底解决好，他继续带着区乡干部和红军战士，跋涉几十里去寻找水源，亲自勘定了章义坑、峨公坑、九节坑等几个水库坝址。同时又从眼前着想，决定在村里打井。尽管当地自古以来没打过井，没人会打井，但也要试一试。经过勘探，选好位置，先后打了两口井，第一口井因离坟场近没用多久便放弃了;第二口井打好后，还专门铺上木炭和沙子作为过滤设施，保证漫上来的水质可饮。村里的乡亲喜出望外，有一位老婆婆双手捧起又清又甜的井水喝了一口，高兴地说：“毛主席，您真替我们把什么心都操到了。”后来，沙洲坝的村民在井台上竖起一块纪念碑，刻上“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两行醒目的大字。抗战时期为满足前线需要，延安地区政府催要公粮的任务增重，民众生活压力陡增。一次雷雨过后，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遭雷击身亡，同一天，当地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另一位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借机大骂“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面对骂声，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还把伍兰花请到家中，以礼相待、细心问询，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毛泽东下决心与陕甘宁边区政府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其中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克服了军队生活资料的匮乏，还减轻了边区人民赋税的负担。伍兰花后来见人就说：“咱们毛主席，雷打他也打不死”，成为毛泽东与边区政府执政为民的真实写照。
他关爱百姓，细致入微为群众谋福利。建国之初，就业问题很突出。毛泽东指示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在各地成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开展失业登记和失业救济工作，通过政府介绍就业、转业训练、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自谋职业和回乡生产等多种措施解决就业问题。旧社会黄赌毒泛滥，文盲众多，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发展。新中国刚建立，毛泽东就指示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开展消灭黄赌毒、解放妇女、扫除文盲运动。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树立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他看到中国水的问题很大，一些地方严重缺水，一些地方常年水灾。就采取措施，大兴水利，治理长江、黄河、淮海等，保障人民安全，促进生产发展。他发现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民看病难。发出著名的“6.26”指示，批评城市老爷卫生部。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从此，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专家医疗队经常上山下乡，“赤脚医生”遍及广大农村，农民实行了合作医疗。他从《人民日报》看到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高兴得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出名诗《送瘟神》，赞颂人民群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他十分重视群众来信，及时解决反映的问题。1962年2月12日，上海市普通工人金祥根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物价上涨，工人们节衣缩食多年积蓄的钱一天天地贬值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政府尽最大努力稳住物价，使人民对币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存款采取保本保值的办法。3月4日，毛泽东将信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要求研究落实。这个问题得到及时解决。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正在插队的孩子生活上遇到的困难。还反映了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了一封信，并寄出300元钱。之后，毛泽东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认真研究这个问题。1973年六七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要求认真改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能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是毛泽东思考和忧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他深谋远虑，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高度警惕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执政后，忘记和背离为人民服务的本色而被人民群众所抛弃，最终导致亡党亡国。革命胜利前夕，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共中央自西柏坡迁往北平的路上，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表示：“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反腐败，防变修，作为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任务，放到最突出的位置。上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刚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时，毛泽东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他认为，在执政条件下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必须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与人民血肉联系，不断清除自身的污泥浊水。他要求党政干部当人民公仆，不当老爷。采取了许多措施加以防范。1951年至1952年间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了“三反”和“五反”运动。在党、政、军机关内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坚决惩处刘青山、张子善这类腐败分子。后来又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号召学习大庆、大寨、焦裕禄、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教育全党不忘初心保持本色，坚持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规定各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解放军高级将领下连队当普通一兵，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保持密切联系。到了晚年，他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不惜身败名裂，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
毛泽东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他对旧中国官场上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做官、全家享福”的腐朽现象深恶痛绝。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向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只用手中的权力来为全中国人民服务，从不为自己的亲朋好友谋取特殊的利益。毛泽东深爱故乡，思念亲人。他对韶山的来信，件件过问，几乎每信必复。当得知乡亲们生活有困难时，他慷慨解囊，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拿出钱给予帮助;当一些亲友来信要求推荐工作、升学、提职时，他都耐心开导，婉言拒绝，一律“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从不凭借个人权力为亲属故旧提供方便。他的六位亲人为革命为人民献出了生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送子参军，当别人劝阻时，他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后毛岸英为国捐躯。女儿上学，他不准用公车接送。收到礼品，他吩咐一律交公。他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其身正，不令而行。”他自奉俭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降工资。同时，他宣布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7个月没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样饥肠辘辘，腿脚常常浮肿。结果，他硬是勒紧裤带，带领全国人民搞出了原子弹，为新中国撑起了“核保护伞”。建国初期，毛泽东只做了两套衣服，一套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一套是访问苏联时的礼服，买了一双圆头皮鞋，这双皮鞋他一直穿到与世长辞。毛泽东除公众场合或接见外宾以外，平时穿的衣服经常是补丁摞补丁，内衣、被褥及平时穿的衣裤袜子都是补了又补。直到逝世时，他的一件睡衣用了20多年，补了70多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上的补丁也达70多个，一双拖鞋穿了20多年。他完全公开个人财产，去世后，没有为子女留下任何财产。他的一言一行感化和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党的事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灵魂，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是克敌制胜、基业长青的法宝。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艰辛辉煌的历程。能够从建党时只有50多个党员的弱小组织，发展成为具有几千万党员，14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其根本秘诀是历代共产党人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