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en:
这几天脑子里有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比如说，突然看到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视频：一个名叫李毅的旅美学者，相貌顶级油腻，腔调惹人厌恶。他竟然公开说相对于14亿人口，中国大陆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只死亡了4000多人等于就是没有死人……嘛！句尾还拖着一个极其轻佻的“嘛”字，且边说边露出一种十分猥亵的神情以及一种牲口般的笑声，嗯，如果畜生会笑的话一定是他那样笑。
这个视频可能流出的范围也不是很广，但是足够让我震惊了那么一小会儿吧。随后看到一篇短文介绍说此学者其实学历见识颇广，竟出此言，属于礼崩乐坏。想想的确，他内心究竟怎么想的很难知道，但是不难知道的是这么自然而然地拍出旷世“彩虹屁”，少不了环境的纵容。而且，在我们的生活里，这样长着人脸的牲口可能还不算太少，他们甚至还掌握着部分人的生杀大权。说起来是不是有点悲哀？
在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里，还有一个画面总是叫我难以忘记：那是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他们在简陋的操场上做广播体操。学校的围墙有一半已经坍塌，坍塌的墙外是一部等候在此的挖掘机。孩子们做完这次广播体操，学校便会夷为平地。
这是一个专为打工子弟学校服务了十数年的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在做演讲时，给大家看的一张照片。学校没有办学资格，用地也不合规。负责人说到这儿突然使劲儿抬起头，当然她是不希望眼泪流下来。片刻，她又笑起来，接着述说她们的公益计划。
我其实也不会一直沉浸在这样的画面里，况且我相信这样的情形会得到改观，毕竟天底下的孩子们都应该拥有和父母在一起的权利、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但是当演讲者抬头不让眼泪落下的时候，我流出了眼泪。上了年纪的女人，总是心很软，见不了孩子们遭罪受苦。同时，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应该的事情多了去了，但现实呢？
所以这世上大概有两种正确。一种叫政治正确，一种叫现实正确。政治正确追求普天下人人平等，但现实正确就是处处有不公。政治正确可以鸿篇巨制滔滔不绝，现实正确，往往由无数个沉默的碎片交织在一起，叫人无话可说。
我的姨妈这次来上海，是我姨夫的主意，姨夫想叫姨妈出来散散心，因为最近这几年我姨妈变得越来越忧虑、越来越多疑、越来紧张、越来越强迫。我只知道姨妈总是担心姨夫开车会出车祸，每一次出行都坐在一边千叮咛万嘱咐，姨夫烦不胜烦只好把车卖了，从此老夫妻二人出门都是公共交通，我不知道的却是：姨妈今年果真害怕打仗，竟然叫姨夫囤了好几个月的粮食。姨妈在上海的这些天里，总是担心我家弟弟独自上下学路上被坏人拐走；又闻听有学计算机的大学生猝死在图书馆的消息后，嘱咐我要天天跟哥哥通电话询问健康情况；而她最大的忧虑是何时能再去澳洲看望自己的儿子和孙女，她总是非常悲痛地问我：会不会这辈子母子再也不能相见了。
我姨夫悄悄问我，姨妈要不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呢？但是姨妈肯定不会去看心理医生的，因为她身体的毛病已经多得来不及看。姨夫总说如果姨妈心态好了，身体就应该会好起来的。
又是应该，可哪儿又有那么多应该呢？
有时候我觉得人老了之后，他（她）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的那些遭遇会变成一种极其顽固和深刻的印记，一刀一刀刻在这些老人的脸上。如果过往的那些遭遇不曾得到很好的处理和消化，就会像我姨妈那样把年轻时候曾经有的恐惧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多年以前，她没能读完高中便下乡做了“知青”，最初的知青体验是有些恐惧的，如果说这个恐惧因为随之而来的恋情得以部分消解的话，那么在“下乡”之前她数次放学回家，发现自己熟悉的家被掀得底朝天的恐惧则深深烙在了她的身体里。所以，直到现在，她每晚入睡前都要检查房门是否锁好，对家里贵重物品的放置也总是忧心忡忡，她自己说过这叫“抄家后遗症”。而另一种恐惧则来自在那个年代里，她每一次从农村回到城里总是会有警察上门查户口，发现“知青”赖在家里不走，警察总要教育几句要劝返回乡。天性胆小敏感的姨妈到如今都不愿意跟警察打交道，她说见了警察会不由自主的紧张，感觉自己又不得不和妈妈、和家分开，她跟我说过那个分开的过程有一种撕扯的感觉，好像是撕下了身体的一块皮肤，让她感到疼痛不已。
不过，那样的年代，说过去也就过去了。姨妈这一代中，当然有很多坚强、乐观、豁达的人，那些遭遇也曾经以一种百炼成钢的模样成就了许多人。但具体到我的姨妈，她的身上就一直带着那个年代留给她的深刻的缺失和恐惧，哪怕在外人看来她现在的日子实在过的很好。
我经常会去看人们做的各种访谈或者所谓的“田野调查”，可我觉得除去那些数据，更多的人和他们的人生都是叫人张张嘴想说话，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忽然特别明白那个叫双雪涛的年轻男人为什么能写小说，因为他和沈阳的那条艳粉街一起结结实实地被生活暴击过、结结实实地痛过，那些无比鲜活的日子只要记录下来就好，不用多说什么；所以当我看到另一个叫袁凌的年轻人写了一本名为《生死课》的新书时心里有惊讶也有更多的敬佩，因为这本书是去记录那些没有留下遗言的死者。他说没有留下遗言的死者很多……如果不能记录下他们的遗言，那就记录下他们的沉默。同样，只要记录下来就好，不用多说什么。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主角，但大部分的人都在各自的时代里带着独属于自己的创痛，沉默以及沉浮。这也没什么，这就是现实正确。
上海又进入了阴冷潮湿的冬季。雨不大，但一直下，下得树叶凋零，下得人心凋敝。这些天、这些散落的讯息和感想就像冬天的树叶一样，一片一片，在我身边随雨落下、随风飘散。我还是那样，会努力地去过自己的每一天，因为我和沉默的大多数一样都别无选择。至于过得好不好，我就不问不求了。
Jin
2020年11月25日
Jin：
是的，这几天的手机里都在讨论这个叫李毅的学者，相貌油腻就不评论了。让我吃惊的是作为一个学者爆出的是极其下流的粗口。看他读了那么多年的书，那么多年人文修养的历练，仍然可以做到不忘初心、不改初衷，我相信他一定是个顽强执拗、不屈不挠的人。
这个公开说中国14亿人口，死亡了4千多等于没死人的海归学者同样也叫嚣武统对岸，可能对他来说，生灵涂炭不是个事儿，比Low则更有乐趣。不过，仅此而已吗？显然不止于此。你想想当年那些深宫怨妇们为了博得皇上的宠幸，也得使出洪荒之力，不过用力过度也是要招来杀身之祸的。李毅同学，你要“耗子尾汁。”
疫情以来，美国每天的PBS新闻结束之前都会念出一串长长的名字，他们的职业、性格、爱好等等，这些人都是死于新冠的人。昨天我听到的名单中有音乐家、护士、装修工人、超市收银员、教会执事、中学老师、业余棒球教练、家庭主妇、外科医生。有长者、有中年人、也有年轻人……他们中有的是专业领域的精英、有的是领时薪工资的普通人，有人喜欢周游世界，也有人热衷于社区服务……听到这些陌生的名字，我想到的是不同年龄、不同种族、不同职业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就像在你周围，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朋友……我想他们就是你说的那个年轻人写的书《生死课》中的人物，他们可能没有留下遗言，留下的只是沉默，但是他们真实地存在过。
芸芸众生的我们对于时代变迁，就像滚滚红尘中的细沙，无足轻重；然而时代变迁对于我们却可能是惊涛骇浪。就像你姨妈的那些经历，没有在彼时消化与处理，却随着岁月内化成了内心的恐惧与不安。看到她害怕警察那一段，我突然也想想说说我的“警察故事”。
几年前，我带父母去北京的故宫。在金水桥上排队时，父亲腿脚乏力，走得有点慢，背后一个年轻人就推了他一把，让他走快点。我马上说：“年纪大了走得慢，你不要推，小心一点。”年轻人不耐烦地说：“必须快点走，不准磨磨蹭蹭的”。我说：“你有话好好说，不用这么大声。”谁料到他马上伸出手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少啰嗦！信不信，我可以马上把你拖出去。”我吓了一跳，半晌不知如何回复。这时候，旁边一个好心的游客拉了拉我，悄声在我耳边说：“他们可能是便衣……”
便衣就是便衣警察吧，当时听到这四个字我也害怕起来，不敢出声了。虽然不能确定那位游客说的对不对，但我的害怕是确定的。
当然，让我更加紧张的是美国警察。或许是因为美国不禁枪，普通民众拥有枪械会直接威胁到美国警察的生命，所以美国的警察整体都会给人一种在他们面前不可造次的震慑力。 记得1991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开车从加拿大过境美国的布法罗前往匹兹堡。边境的警察检查护照时不动声色，墨镜背后的眼神不知道是在看证件还是在看人，问我们去匹兹堡干什么？住在哪里？朋友家的地址等等。全部如实回答后，仍然不把护照还给我们，静默得令人心里发毛。总算，他慢悠悠地合上护照，正当我们都暗暗松口气的时候，他突然把已经准备从窗口递给我们的护照又收了回去！并且冷不丁地问到：“你们打算在华盛顿特区停留几天？”我们一下子懵了，不知道如何回答，老公小心翼翼地说：“华盛顿特区？我们不去那里呀！”这时候，警察把护照递了进来，嘴角露出一丝浅笑，然后大手一挥说：“旅途愉快！”
车缓缓开出检查站时，我从倒车镜中仍然能看到那个警察狡黠的笑容。原来他突袭的问题是假设我们为不法分子，准备到特区图谋不轨，而特区是美国政府，总统所在地。
这几十年来，每次过美国海关，即便是有合法的证件，我都有如临大敌的感觉。主要原因是海关边境的警察都得罪不起，他们的权利绝对不只是核查每位进关者的身份，敲个图章那么简单。如果他们对你产生怀疑，他们有权利拒绝你入境，甚至可以当场拘留你。或许最后你也终于得以入境，但却极有可能是通过律师经由其他渠道，因此没人愿意碰上那种耗时耗力、没完没了被折腾的经历。我敢负责任地说，平日里再呼风唤雨甚至享有各种特权的人士，他们在经过美国海关时，也会有几分钟的恭谦时刻。
而加拿大的海关则轻松得多了，虽然也都全副武装，但多是和颜悦色、彬彬有礼，在还给你护照的瞬间还不忘说一句：“保重，欢迎回家”，令人心生温暖。小城、小镇上的RCMP（皇家骑警）更是亲和，就象是邻家的大叔。有一次我下班开车回家，在后车镜中发现一辆警车跟着我，但是也没有打警灯，就那么默默地跟着，直到我在家门前的停车场停下车。我坐在车里，取出驾照等他上来盘问，他看了看我的驾照还给我说：“你的车牌已经延过期了，但是车牌上的贴纸可能是被哪个淘气的小朋友撕下来了，你要补贴一张。”我这才想起来，车牌的确是延期了，但是贴纸根本就是忘记贴了，还在车里放着。可如果警察打上警灯截停我会动静太大，他就宁肯这么默默地就跟了我这一路提醒我！当时我内心的感动可想而知。也许这与我居住的安大略省的小伦敦是一个只有30万人口的小城有关吧。
我想尽管加拿大禁枪，但是像多伦多，蒙特利尔这样大城市犯罪率也相对高，警察也未必如此和蔼可亲。
这几十年经历过不少城市的警察，但是最让我充满好感的一定是香港的警察。说个小事情吧，我一度怀疑我的前世是个赛车手，因为我吃过无数张超速罚单。但其实并不是我有意要超速，我真没有觉得车开快了。于是，我跟香港警察打过无数次的交道，他们从来都很客气、礼貌，即便是被警灯截停，我也从未有过紧张、恐慌之感。最近的一次，是一个女警打电话到我家来，说她在电脑系统看到我的罚单：我在同一个地点被摄像头拍到超速，这已经是5个月内的第三张了。她说：“就超了一点点，如果人工截停应该是不会开罚单的，但是电脑系统很严格，真是抱歉了。”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请相信我，我对香港警察的好感是建立在超过20年的观察与感受之上的！这也决定了在之前的社运中，我始终坚持支持香港警察的立场。
去年示威期间，有一位内地朋友，虽然觉得自己粤语过关，却也明白终究是乡音未改，他就很担心自己去到市中心会被警察骚扰甚至殴打。我告诉他这完全是杞人忧天，如果你遵纪守法、不在地铁站放火、不在美心或360店铺里“装修”、不在旺角的马路上撒钉子设路障、不在交通要道砸烂红绿灯，警察绝对不会找你麻烦。在当时那样的情形下，我劝他“低调”一点，最好别说国语发音变奏版的“粤语”了，不然大概率会被香港本地人“私了”。
对于各地警察的不同感受，无论是好感还是恐惧，也都是源于自己所经历的人和事。昨天，香港迎来了确诊病例破百的第一天。全港中小学星期三之后停课直至圣诞假期以后，但是圣诞假期之后很快就是农历春节。如果疫情没有改善，停课仍然会继续，我也不得不焦虑起来。
Helen
2020-11-30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