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中学母校：一个不满周岁，一个两百多岁

我初中的母校揭阳华侨中学是由揭阳旅柬埔寨华侨捐款于1957年兴建的，当年11月开学。我1958年进校读书时她不满週岁，只有4间平房，设备简陋、师资欠缺、生源也差，但她却是我最怀念的母校，比后来上过的高中、大学、研究生院都亲切、依恋。我全家1980年代能够来到加拿大定居，全赖这所当时半公半民办学校在我无书可读时收留了我。请参阅：《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下面这张照片是揭阳华侨中学柬华楼。建于1959年，六十一年来仍是该校标志性建筑之一：

华侨中学文革中因海外资金链断裂停办，学校最主要捐款人朱昆、魏先慎、陈礼荣三家人共数十口均于1975年被赤柬屠戮，无一幸存。中国驻柬大使馆袖手旁观，解放军反而于1979年出兵攻越援赤柬，助纣为孽。文革后华侨中学改为公办复校，继续接受泰国、印尼、美国、加拿大及欧洲等国华侨捐助，但已再没有柬埔寨。请参阅《古战场游记之十八：带路党的功勋》。

我高中的母校揭阳第一中学历史却很悠久，至今已有277年了。她创办于清乾隆八年夏历十月二十日，亦即公元1743年12月7日，始称榕城书院，址在榕城城西魁元坊（即是我读书时的校址），北濒北河，是由时任知县的张熏购买贡生许之翰的别墅地9.5亩及房屋18间改建而成。乾隆三十二年(1767)知县刘业勤在院后空埕建奎光楼，有上下厅房14间及两旁房屋6间，改称榕江书院。乾隆四十一年（1776），刘业勤再一次扩建榕江书院，增设武院部，招武生练武习射。自此，文武两部相连并峙，时称“双璧”。

《揭阳县志》记载的榕江书院：

建成后的榕江书院规模壮丽，在潮汕地区首屈一指，据《揭阳县志》文、图记载，当时书院凿池数亩，引榕水入院，有“奎楼揽胜”“蓬岛听泉”“曙院书声”“射亭竹韵”“方池鳞跃”“曲沼荷香”“芳庭挹翠”“嘉树停云”之美景，合称“书院八景”，加之书院常年经费充足，吸引着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学子数量之多，为潮汕各书院所少见，这也为之后榕江书院成就为名校奠定了基础。

清乾隆《揭阳县志》绘制的榕江书院八景一“嘉树停云”：

光绪三十年（1904），按清政府颁发的《钦定学堂章程》，改为“榕江高等小学堂”和“榕江师范学堂”，统称“揭阳县学堂”，开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校，自此，以教授“新学”而闻名遐迩，吸引了潮阳、普宁、惠来和丰顺等县的学生负笈远来求学。民国三年（1914），经时任县长施文雍呈报教育部备案，“榕江学堂”改为综合四年制中学，称“揭阳榕江中学”，与汕头金山中学、潮州韩山师范并称岭东最高学府。

揭阳一中校史馆里陈列的光绪三十年（1904）“揭阳县学堂”牌匾：

民国十四年（1925），“榕江中学”更名为“揭阳县立中学”，为学制三年的初级中学。民国十九年（1930）建成中山纪念堂（也是我1960年代读书时的大礼堂）、东西两铭、教室楼、办公楼，将原奎光楼改建为藏书楼，并开始创办高中，成为一所“三三制”（初中和高中各三年）的中学，命名为“揭阳县立第一中学”，“揭阳一中”的称谓始于此时。我的好友陈子琏教授的父亲陈国梁1926年从比利时沙洛瓦工业大学化学系（与聂荣臻同班）毕业归国后就在揭阳县立中学教化学。我曾在《古战场游记之四十八：我的外祖父为什么要向危难中的南昌起义军和周恩来伸出援手？》中介绍过。

西铭（西斋）至今作为校史陈列馆，为揭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1960年代我读书时，厕所在大操场旁边。墙上油刷有：“立志当共产主义接班人！”大幅口号。我们要上厕所，就说：“嘿，立志去”。操场竖有浪木（海军训练设备）、螺旋梯（空军训练设备）等，是我们疯玩、锻炼的好去处。十几岁的年青人精力太旺盛了，我能一口气转一千多圈螺旋梯，在浪木上如走平地。这次从南极穿越德雷克海峡回乌斯怀亚恰逢八级大风，很多人吐得一塌糊涂，我这个74岁最老者全程36小时若无其事，还得归功于年轻时不要命地玩螺旋梯和浪木。

根据校史的介绍，“1950年代，学校语文教师有“三士一风”，即郭笃士、陈隆士、黄彬士、罗英风。数学教师中有陈代数（昌映）、方几何（发创）和李三角（思慧）等，物理教师林拱辰和林庆瑞是北大和中大的高才生。”

这“三士一风”1957年全都被打成右派。

郭笃士1926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1957年划右派后开除公职，从此穷困潦倒，历经磨难，一直到十年“文革”结束之前，他都不停遭受迫害，过着非常艰辛清苦的生活，其中在被下放到揭阳地都公社劳改的那些年月，常常三餐难度、面壁长坐。一个大学问家内心深处的困顿压抑、痛苦凄凉远非常人所能体味。寂寞无聊之际，他有时会找些旧报纸或小纸片画画写写，以为自娱，然后又会把这些不起眼而当初也少有人要的小画作送给前来看望他的学生们，如今这些东西都成了艺术珍品。应该说郭老真正意义上的寄情丹青，就是在那时候开始的。

网上ZT来的郭笃士书画作品：

陈隆士教我们语文。他落难后以酒浇愁，喝醉了什么话都说得出来。有一次在课堂上讲孔子“四十而不惑”；解释说：“四十岁以后就不会上当。陈老师我今年四十多了，再也不上当了。”大概由1957年中的阳谋，有感而发。那时的学生大多不会当密探卧底，不然就麻烦了。文革我回家探亲，到他家探望，他刚从牛棚释放回家。我和他说起串联时乘船过三峡，他说：“我教了一辈子《水经注：三峡》，梦里都游三峡。听你这么一讲，心都想飞到那里去。”

但到了文革前“狠抓阶级斗争”风潮中还是有一些学生学会了投机。罗英风老师的父亲1965年去世，他左臂上戴了个黑布圈。没几天有陈、林、潘三个女同学联名在校黑板报上登了一篇名为《黑布圈散布了什么思潮？》直指罗老师身为右派，为地主老父张魂。这篇文章诚然为她们高考前的政治表现添分，可罗老师就惨了。另一方面，文革期间我的好友伟少江（笔名，我们都叫他阿伟）所写的《我九死一生的游水逃港亡命记》里面就介绍了他逃港前到罗老师家里辞行，罗师母“送我一小瓶珍藏的人参精，让我在路上可补充精力”。可知即使在那恐怖日子里，人与人之间还是有真情在的。

黄彬士老师就住在我家斜对面。他被划为右派的第二天，揭阳一中的积极分子教师就在他家门上贴了一副白纸对联，将他的名嵌入：

彬彬文质却原来狼心狗肺
士为知己都只为仇苏反共

六十多年了我依然记得。不知道那时黄老师一家怎么活过来的？

我读书时的几位老师。后排左一是我的英语老师林兆怀。她1962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年轻时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