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封

两位曾经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同班同学通过疫情重新找到彼此,以两地书信的方式记录下她们这个时代的人生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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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

等到这封信发布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的时候,2020年就已经彻底过去了。但是2020年遗留下了那么多的错愕与苦难、荒诞与混乱、纠纷与争执,以及扑扑楞楞落进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惶恐都还远远没有过去。但好在它终于滚出历史舞台了,尽管它把巨大的阴影毫不留情地甩给了2021年及其以后。

我们公众号的读者非常非常少,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无非就是希望被看见,这话也是对的。我们做了什么、想了什么,有过什么经历收获了多少喜悦与痛苦,哪怕再琐碎和卑微,我们都愿意被亲人、被身边的人、被别人看见。如果不仅被看见还能被回应那最好不过,因为那将证明我们并不孤单,这似乎是人之常情的一种。

但其实,每个人最关心的恐怕终究还是自己,也只有能充分关心自己的人才有能量去真诚地回应别人的故事。也因此,与其说我们写信是为了被看见,不如说,写信这个方式是为了更有效地关心我们自己。

《傅雷家书》是我们年轻时人手一本的书信体读物,而今早傅聪在英国因为感染新冠病毒离世了。从年初的科比到不久前的傅高义再到今晨的傅聪,2020的阴影面积也许还在持续增加。但我却很想跟你说说一个刚刚过去的节日——圣诞节。

我喜欢圣诞节。曾经有一段时间,圣诞节在中国内地被喜闻乐见,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圣诞节被叫做洋节,多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我不关心那些莫名其妙的声音,我只想告诉你我喜欢圣诞节的一些庸常的理由。比如,我喜欢圣诞色,那圣诞红和圣诞绿,热烈中有一种庄重而绝无轻佻;再比如,我喜欢圣诞树,不论树的真假,当它缀满了缤纷的礼物盒亮起了纯洁的小灯珠,它就显得热闹中全是温暖而绝不俗气;还比如,我喜欢圣诞歌,不论是欢快的还是静谧的,它们都透出了一种足以让人屏气凝神的神圣。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圣诞老人的童话,因为这个童话真的可以在现实中实现。我知道NASA每年都专门有人扮圣诞老人为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回信;我也知道很多孩子会去到位于芬兰的圣诞老人村给他寄一封写满了自己愿望的信;我更知道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在每年圣诞节都会挖空心思以圣诞老人的身份给孩子们准备礼物。我被人问过:孩子大了总要知道真相的,这样不幼稚可笑吗?我觉得一点也不,不仅不幼稚可笑,我还觉得这很有爱。难道一个孩子不该最有资格被童话包裹起来,并享受来自上天和人间的爱吗?这样亮闪闪的时光在人的一生中一共才有几年?我们为什么要剥夺呢?

不过今年我家弟弟很乖巧地说,他不要圣诞老人的礼物了。因为他觉得新冠疫情很严重,圣诞老人的那些给孩子们派送礼物的志愿者很可能忙不过来,而且也未必能够在不同的国度自由穿行。他只是看了看每一年都会拿出来的圣诞袜,读了读圣诞老人用英文给他回过的信。关于究竟有没有圣诞老人,他们同学之间也有分歧,也因此他有一天很认真地看着我说:“圣诞老人就是有的对不对?”我说对,但圣诞老人在孩子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会消失,因为他永远都是在爱更小的孩子。

今年的圣诞节,除了弟弟不再要圣诞老人的礼物,哥哥又给了我一次揪心的经历。圣诞节的早上,他从学校里发微信突然告诉我说,他低头看书久了之后颈部疼的厉害。我知道他一直学习很努力,颈部肌肉有些痉挛或者僵硬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我也常常叫他不要一个姿势久坐要多运动。可是这一次,他除了告诉我脖子疼以外,还告诉我头晕、甚至突然视物模糊,四五米以外看不清楚了。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以我的常识判断,大概颈椎病严重了,导致大脑供血不足甚至压迫了神经。最让我不能释怀的是视物模糊。而且我见不到他,离他有2000公里的距离。给他打电话时他三言两语能用一个字说明白的绝对不用两个字,叫他去医院就吞吞吐吐语焉不详,什么再看吧,没有时间啊,反正快放假回上海再说吧。

挂了电话,我控制住自己没有去网上查资料而是找到了哥哥学校当地的一个三甲医院脑外科的教授,我们是朋友。教授正在手术,助手叫我等他手术后再通话。漫长的三个小时过去了,在这漫长的三个小时里我的姨妈正在深圳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的手术台上。我和她从小关系亲密,她像我的妈妈可更像我的姐姐,这些年却愈发得像我的闺蜜。姨妈是肺癌早期,好在手术十分顺利,谢天谢地!在我看到姨夫发送给我的姨妈被推回病房的视频时,我为哥哥寻求帮助的脑外科教授也打通了我的电话,并且他也立刻和哥哥通了电话。

尽管我知道医生说话都是万分严谨;尽管我这个朋友恰好是脑外科的教授,而医生们一定会本能地从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排查;尽管我也明白我们要对概率这个东西保有起码的科学的尊重,但当他告诉我哥哥必须要通过核磁共振来排除脑垂体瘤和脑血管瘤时,我还是吓得手脚冰凉,一颗心立即悬在喉咙那动弹不得。

哥哥独自去医院办好了手续、约好了第二天的核磁共振。我俩在微信里简短的交流,我反复告诉他、其实也是不停地告诉我自己:只是去排除一下排除一下,排除了就放心了就放心了。但是这一天一夜,我茶饭不思。我控制不住地会去想象一些最坏的事情发生,又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要懂得常识,要明白那只是医生的排除。老Z很淡定,他叫我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但是我做不到。那一天一夜里,三分之二的时间我丧失理智、三分之一的时间我沉默不语。

我彻底明白了“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感受真的很不好。

当然,哥哥没事。

他甚至连颈椎的增生都没有,只是肌肉劳损,再做过眼底的检查确认正常后,明确了他不过是用眼过度近视加深了的事实。

我悬着的那颗心忽地一下子滑回了它自己的位置,我也增加了一个新的医学常识:如果脑部问题引起的视物不清多半会有视线变窄、视物缺损的发生。

我能感到哥哥自己也松了一口气,他甚至问我医生让我排除什么你知道吗?我说你知道吗?他说我也知道,但我当时不想让你知道……

今天姨妈手术切除下来的标本被送去做基因检测了,如果能够明确她是基因型的肺癌,那么靶向药物的治疗效果可期。她正在病床上休养,我跟她聊天,说着说着她突然哭起来。

我去卫生间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头发又白了。我翻找染发膏准备染发,毕竟还要给一个仍旧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的小孩子做妈妈。我又仿佛在镜子里看到大概二十多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一头乌黑的披肩发,我却偏要去美容店,要把它们全部染成栗子色、咖啡色或者棕黄色。

年轻的好处,也许就是可以挥霍。

而老去之后的伤感,也许就是常常惶恐。

 

                                                           JIN

                                                    2020年12月29日

Jin:

是的,前几天傅高义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很是惊讶,感觉不久前才看到过他。当时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身板硬朗、思路清晰、幽默睿智,完全没有垂垂老矣的高龄状态。而仔细一想,那是年初,这不久前其实已经整一年了。从科比飞机失事,到岁末傅聪亡于新冠,还有更多的普通人都被这个杀气腾腾、令人窒息的2020年带走了……

是的,我也很想说说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对我、对很多人而言,它可能是过去的三十年来最特别的圣诞了。虽然家里的菲佣姐姐也搭起了圣诞树、挂上了热热闹闹的装饰,甚至还特别让我买了LED的灯,但今年就是没什么圣诞的气氛。

往年,为了包圣诞礼物送给校车司机和保姆,以及女儿学校的师生互赠圣诞礼品,我是包装纸买了一卷又一卷;而大学里的各个系和部门都有自己的圣诞Party;至于西贡码头边海鲜餐馆的流水席更是绵绵无绝期。可是今年,拜香港疫情再一次严重所赐,这所有的一切都省了。

在这个寂寥落寞的圣诞节里,我不由得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从温哥华开车去西雅图的哥嫂家过节的情形。我们原本打算Boxing Day过去,但是看到当天去温哥华机场Outlet扫货的车早早堵在了高速公路上便改了主意。西雅图有个规模很大的西雅图Premium outlet,平时周末要过境扫货的加拿大人都会拥堵在边境上大大小小的口岸,更不用说是圣诞的Boxing Day了。Outlet的隔壁有一个印第安人开的赌场,赌场的底层有一个自助餐馆,可以吃到蟹脚和龙虾,有多少人积攒了一年的闲钱就是等着实现这个白天血拼,晚上饱餐一顿的人生梦想!

于是,我们决定等过了这几天高风险堵车日再去西雅图,哥嫂也相应地把聚会时间作了调整。或许出行的人都想到一块去了,当我们兴致勃勃一路畅通无阻地开往边境,眼见着美国的和平拱门近在咫尺,结果,还没等我们暗自庆幸,车就只能停在和平拱门1000米左右的过境通道上,至此寸步难行。

车里内急的男生都陆续跑出来在高速公路的桥下就地解决,女生只能跑得远一点带着证件反向到加拿大这边的海关大楼里求他们放行。好在我们一家人轮流可以去洗手间,我们前面的一辆车就一个人,他只好请Andrew帮忙坐到他车里,万一车流疏通了,他还没回来的话帮他挪个车。Andrew一看是一辆崭新的兰博基尼手排挡的跑车,说我不会开手排档的,那位仁兄也是憋急了,把钥匙往Andrew手里一塞撒腿就跑。Andrew只好坐进车里,自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晒出来说: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硬是要送给他一辆兰博基尼……

堵车的时候还能干些什么呢?孩子们打牌、我看剧、W教授则给学生改论文,本来是去哥嫂家开Party的,结果等Party结束了我们才赶到。我们跟哥嫂抱怨美国海关的警察是多么的傲慢无礼,这么长的队伍也无动于衷,不多开几个检查口;我们又抱怨去一趟西雅图再加两个小时都可以飞回上海了;我们还抱怨这个拥堵黑点那么多年也不安排几个流动厕所,搞得男男女女都斯文扫地。

我们抱怨着,也仅仅只是抱怨,我们带着甜蜜的烦恼,迅速融化在哥嫂家派对的尾声里。每一个餐盘、每一樽酒杯,每一块送进嘴里的食物和每一句从嘴里吐出的唠叨,那些已经有了点污渍的餐巾、那些喧闹的歌曲,所有的一切都带着人间烟火的热气腾腾。我们以为过去三十年如此,今后三十年也会如此,谁曾想到2020偏偏不按常理出牌。

看到你说喜欢圣诞节,我回忆起来自己第一次过圣诞是在1986年的上海,在陕西北路上的“怀恩堂”。那一天是平安夜,信徒们挤满了礼拜堂。天很冷,但是人们不觉得,大家跟着唱诗班唱赞美诗时,似乎沐浴着温暖。我记得我的身边是一个年轻女孩,她跟我说:“认识你很高兴,欢迎你!”语气温柔而真诚,我一直都记得她清澈的眼神和美好的笑容。后来,我时常去离学校近一些的衡山路上的国际礼拜堂,那里的牧师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每次礼拜结束,她都会站在门口跟每个人握手。她应该认识每个人,所以看到我这个新面孔时,她跟我说:“小妹妹,神爱你,你要来啊!”

1990年我去了加拿大,在海外的第一个圣诞节是在恩师George家渡过的。圣诞节就跟中国人过春节一样,是加拿大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但是圣诞大餐其实跟中国年夜饭的规模天差地别,通常也就是四道:开胃菜,色拉,主菜和甜品,饮品是圣诞节才喝的传统饮料Eggnog。

那天师母烤了羊排。因为我不爱吃羊肉,但还是硬着头皮把那块膻味十足的羊排吃了下去,所以只记得主菜是羊排,其他都记不得了。除了羊排让我记忆深刻的当属餐前的谢饭祷告,大意是:W是George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感谢神的保护,让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求学,愿他们在神的庇佑下能够得偿所愿。

西方人的圣诞节通常“大餐”结束后便是游戏环节,大家都离开餐桌聚集在壁炉前的地毯上——玩一种必须团队合作的猜字游戏。游戏根据人数分成两组以上的团队,一个人负责抽签看抽到的是什么字,然后给团队的其中一人看,而这个人必须以身体语言表现给队友看直到队友准确地说出这个字。比如抽到的字是“香蕉”,那么队友就要表现出剥香蕉皮的动作,或者表现出猴子吃香蕉的姿态,但是绝对不能用任何其他相关的言语来描绘。游戏以不同组别准确识字的多少而决定胜负。有些字容易表现,可如果碰到抽象的字,表演的一方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手舞足蹈,猜字的一方则不停地大呼小叫,可以说气氛紧张又热烈。

我们在海外认认真真地过了三十多个圣诞节,但其实我们从来也没怠慢过春节。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居住的城市小伦敦中国人不多,连一家像样的中国超市都没有,但是留学生们总会想尽办法把春节过得红红火火。有一年,甚至还模仿春晚搞了一台小伦敦地区的春晚。

记得当地的华人协会在偏远的郊区有一栋楼,这栋楼门前贴着一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对联,写有华人协会的字样,但并没有专人在此办公,偶尔会租借场地做婚宴庆生之用。里面的设备简单,却有一个小舞台,而就是这个小舞台成就了我刚才说的那一台自娱自乐的春晚。那天,平时呆萌木讷的硕士博士们都摇身一变成了文艺青年:做主持、打快板、说相声、演小品,而那些相夫教子的太太们都穿上了精致的华服,她们轻摇纸扇,婀娜娉婷地走了一场压轴的旗袍秀。这场旗袍秀实在太惊艳了,几个被请去的外国朋友看得目瞪口呆。其中一个德裔加拿大人因此迷上了中国文化,之后更赞助两条龙舟请教练业余时间训练中国留学生,以便在农历端午节时在泰晤士河上赛龙舟。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移民的增加,中国传统节日在加拿大也越来越被重视。每年春节,在任总理都会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恭贺加拿大的华人新春快乐。现在,这个年轻的特鲁多总理也会穿上唐装亲自到华人社区恭贺新春,跟当地侨领在大圆桌上热热闹闹地吃一顿中餐。当然你可以说他是为了选票秀亲民,但同时,你还是不容置疑地感受到了加拿大的多元与包容,感受到了不同民族的不同的习俗,包括不同的节日都可以在此得到应有的尊重。

所以,跟你一样我喜欢圣诞节,我也喜欢春节。去年的圣诞节,Andrew叫来了他的发小兄妹两人在我们家过节,我去中国超市大统华买了走地鸡煲了一锅汤。香港长大,爱喝汤的妹妹喝了一口,大赞一声“靓汤!”他们脸上笑开了花,我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刻。我觉得任何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都是美好的,不分国界与种族。

信写到这里,正好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愿所有的疾病、厄运、困苦、愁烦都自此清零。

 

Helen

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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