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 远去的落日
对于那些西藏地位问题的争论各方来说，关于西藏的历史叙述早已成为了他们论战中的投枪和盾牌。但理性告诉我们，时间之矢是单向的，所有的历史都永远无法恢复原有的场景，就像我们无法将美洲恢复到那里的原住民印地安人生活居住的时期，然后我们再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对它的发现和相关的法律地位问题。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不是以单一的民族和种族来划定统治地域的时代，任何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相互排斥都必将背离人类发展的轨道。对于西藏来说，如何帮助居住在那里的所有民族共同和谐地努力使它走出中世纪的阴影并跟上全人类的发展，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迫切问题，任何要把谁“赶出去”或“消灭掉”的冷战思维和把西藏作为“活化石”保存的愚蠢想法，都是对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不负责任，并将给自己的民族带来灭顶之灾。庆幸的是，虽然落日离我们远去，但历史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第四章 十万经文（1）
一个具有正常认知和思维能力者，到了新的久居之地，会去尝试认知那里的历史往事，西藏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超出过往经验的全新体验，可以在岁月沉淀中寻觅到渊源，读书读史，免得与其相遇却不知所以然。否则如犹太人所言，不读书，即便行万里路，仍然只是一个邮差，在异乡只能永为异客。
不过今天中国，对历史的认知总是令人迷惑。在古代，历史从来是儒家诠释自己价值观之宏大叙事架构，从而施行社会教化的重要工具，而历史的渊源广博和传承真实是其必要条件，由此历代史官秉承“史笔如铁”传统原则，视现实权力为无物，正史（官方史）也因此具有文本价值信用。
百年前废除科举与五四运动使儒家传统支离破碎，1949年之后更荡然无存。中共治下，大肆宣扬“盲目追求真相而无视立场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党化标准，对历史任意涂抹篡改，目的是在权力的强制下改变国人的历史记忆，以利自己统治。于是历史真相被作为“国家机密”封存起来，譬如《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与周边诸国的边界堪定条约，甚至加入WTO的协议，从来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向国内民众公开。这样利于中共任意解释，掩盖真相篡改历史。如把《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中的双方工作小组的结束时间歪曲为整个文件的有效时间，把美国对台湾的“一中政策”歪曲为“一中原则”等等。
如此之结果是伪史盛行。有治史者指中共官方近代史真实成分不足1％，足可称为“秽史”，因此中共治下的历史文本再无任何价值信用可言。想要了解西藏历史，钦定教科书的内容基本可抛诸脑后，忽略不计。
其实，西藏的历史并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么复杂，与世界上所有族群一样，藏族也经历了许多相同阶段，也发生过无数必然的和偶然的历史事件。只是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地缘政治环境，使得西藏未能按照世界现代文明主流发展轨迹，走过自己的历史进程，从而处于一种边缘的境地。
甚至今天，西藏对世界上大多数人也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在上世纪中叶之前，西藏本土没有专门史书记载历史，也没有统一的纪年。历史靠口口相传，掺杂了大量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古代史基本上靠外国史书上的记载加上考古证据来梳理。
同许多原生族群类似，在远古时期，藏族的历史是简单的。那时藏人先民们散居于许多互不相属的独立部落，并未形成统一族群。 大约在两千多年前，青藏高原上已有蕃（雅隆）、苏毗（孙波）、羊同、党项、白兰、附国、突厥和吐谷浑等独立的大部落。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有所谓 十二小邦（实际书中记载为十七家）。公元四世纪众多的部落逐步形成象雄、雅隆、苏毗三大部落联盟。当时的藏人正处于文化的奠基时期，其文化主流以产生于象雄的笨教文化为基础。
《西藏王统记》和其它历史典籍认为，至少在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建立统一王朝以前，藏人没有文字，因此当时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都没有成文形式。据《贤者喜宴》记载，从西藏的第一个“王”，公元前126年的聂赤赞普（实际是雅隆部落的酋长）开始，原始宗教苯教流行。“赞普世系27代，其政权由神话传奇、谜语及苯教所护持。”有“政治以故事和谜语来实行”的说法。许多王统历史以口传故事的形式流于民间，后人又用文字记录下来。因此在那个时候，西藏仅仅存在一些松散的部落联盟，这些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为争夺生存区域及物质财富而互相征战，战争成为当时部落的主要任务。《隋书》记载：“王姓苏毗，字末羯……国内丈夫唯以征战为务。”由于战争频仍，部落的政治结构是军政一体化的，所以那时的西藏还远远谈不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吐蕃称得上一个国家，是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公元629—650年在位）统治西藏开始。即使是在他刚刚继承王位之时，西藏也仍处于各自为政四分五裂之中，因为那时赞普仅是与其首领有亲属关系的亲族部落联盟的世袭首领，王权并不很大。吐蕃治下有“父王之属民（父系氏族）所谓父部9臣”、“母后之属民（母系氏族）所谓母部3支”。部落联盟中各个部落之间的联系是靠盟誓来维系的，这种盟誓的誓词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有完整的记载。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称：“赞普松赞干布之时，父系之庶民心怀怨恨，母系之庶民公开叛离，外戚象雄、牦牛苏毗、聂尼达波、工布、娘布均亦反叛，父王囊日松赞被毒所害……”。
在其后岁月中，松赞干布用他的才干平息了内部“父王9臣”、“母后3支”的氏族贵族叛乱，然后相继征服了东北部的苏毗部落，北部的吐谷浑部落以及东南部的绛地（南昭，位于云南的西北部）和上部阿里的象雄部落，最终完成了统一吐蕃全境的大业。同时他又把吐蕃的首都迁至拉萨，使其变成统治全蕃的中心。 这之后松赞干布又组织创制藏文，制定被称为“吐蕃基础36制”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条文。吐蕃本部雅鲁藏布江流域被划分为4个茹，据藏文史籍《五部遗教》记载为：后藏茹拉，人口72万；叶茹：人口70万；伍茹：人口74万；约茹：人口70万。4个茹（这也就是后来称之为西藏中部卫藏4茹的来历）共管辖40个千户所。至此吐蕃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制度向地域部落制度的转变，“吐蕃”这一名称开始流传于世。
过去和今天有许多人认为，松赞干布的胜利完全出自于他个人非凡的聪明才智，不可否认，在吐蕃的历史中，松赞干布的确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出统治者。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那么可以这样认为，松赞干布的胜利实际上是农业部落或者说农业文化对游牧部落或游牧文化的胜利。
就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而言，那些在广阔的草原上不停迁徙的苏毗、象雄等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令一切随时处于变动状态，未来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可预见性，因此无法建立完善成熟的社会统治体制，也难以积聚起足够的财富来支撑长期的战争，动员和补给的缺陷，让他们不可能承受战争的旷日持久和过多的伤亡。而位于被称为西藏粮仓雅隆河谷松赞干布的蕃（雅隆）部落，则因为农业社会的稳定使他们能够做到政治上的成熟，可预见的农业收成使他们的财政状况能够支持不断进行的战争。这样的结果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松赞干布只不过是推动了这一进程。
不过，在这里松赞干布的丰功伟业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一千多年前的吐蕃王国与古代中国的关系，成了今天中共与达赖喇嘛和流亡的噶厦政府争吵的焦点之一。后者认为他们对西藏的统治是吐蕃王国的延续，因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坚持西藏现在的疆域面积应以当年吐蕃王国的范围为准。
或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超越今天争论双方各自的意识形态判断标准，去承认历史真实的存在。就不难看出，一千多年前吐蕃王国的疆域扩大或缩小，都是与周边国家的相互征战的结果。古代社会遵奉的丛林原则，是不同族群之间联系和交往的价值基础。因此相互征战杀伐是所有国家必然经历的过程，那时大多数国家的疆域，都是在不定期地变动，中国和吐蕃也不例外。
自公元一世纪，中国历代王朝就与周边特别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羌、吐蕃、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处于犬牙交错、 冲突征战不断并一直延续到公元17世纪的清王朝时期。这之间中国和周边各个民族的疆域，也随着时战时和而时大时小变化着，甚至还出现了诸如五胡乱华、南北朝，五代十国、元朝和清朝等异族入主中原的时期。
在古代中国与吐蕃王国的关系问题上，中共政府从未宣布过公元7 世纪时的西藏就已经属于中国。中共政府组织编写的《西藏历史地位辩》中这样说道：“我们并不否认当时唐、蕃确系两国，唐朝尚未在吐蕃派官设治。但是，从松赞干布派员吊祭唐太宗，唐高宗几次封松赞干布为王，松赞干布致书向唐高宗表忠心等上述史实来看，唐、蕃两国也并非平起平坐，而是已经有着某种程度的上下之分。唐朝统治的中国，在当时亚洲以至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确比吐蕃王国要高一些、大一些。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以至后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许多国家中，大国、小国之间的地位往往是不平等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实际状况。如实地反映这种历史状况，并不是我们今天就主张它、赞扬它。”
在这里中共明确表示了吐蕃是一个独立国家。当然其后的附加议论昭示了即便是处于现代的中共，其国际关系的价值准则，仍然是某种中世纪宗藩朝贡的天朝礼制。在今天全球趋于理性认同的人类社会，国家大小再不可能成为主权归属的法律依据。中共官方的正式说法是：公元13世纪中国元朝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这意味着中共仍然承认那时的吐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只不过中共宣称当时中国与吐蕃有着极为良好的盟友关系，并对吐蕃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从当时的制度层面上看，中国是一个政治上早熟的国家（黄仁宇语），发育成熟的农业体系，使它有条件建立起比周边其它国家更为完善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从而也令它在统治制度、社会组织、工艺技术乃至艺术创造，都比周边的国家要发达得多，因此它对周边弱小国家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是必然也是正常的（那时喜马拉雅山国尼泊尔都要比吐蕃先进得多），只是我们应该确定的是，这种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今天的主权并无任何关系。
不可否认，松赞干布在制定 “吐蕃36制”时，也曾吸取了中国政治制度中某些形式及内容。今天中共大肆渲染唐王朝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和双方签订甥舅盟约的历史事件，而很少提及当时中国与吐蕃之间连年不断的战争和杀伐，并把上述说法加以渲染写进教科书和有关宣传。意图只是要证明中国与吐蕃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十分密切，因此西藏在13世纪元朝时并入中国版图是具备合法性的。
不过达赖喇嘛及流亡的噶厦政府并不这样认为，尽管双方对吐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无异议，分歧只是唐、蕃之间是否盟友的问题。因此双方就这一不大的历史事件也就相互指责，各执一词。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古代社会，相互攻伐的国家都把和亲和相互盟誓的方式，作为平息战争休养生息乃至结交盟友的基本国策和外交手段，所以这并不是中国发明或独有的。即使是吐蕃最伟大的国王松赞干布也采用过这一手段。松赞干布在征服象雄部落的长期战争中，就把自己的胞妹赞姆赛玛噶远嫁给象雄王李弥夏作王妃，而松赞干布也正是应其胞妹赞姆的请求，才最终发兵攻破象雄的。
中共政府对文成公主大做文章，无非是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礼俗社会的一种习惯性做法。因为他们认为在中国甚至亚洲，血缘和亲情在民众心目中总是高于一切，由此可以获得超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历史恩怨的合法性。
对于中共政府这一小小的宣传伎俩，达赖喇嘛及流亡的噶厦政府大可不必过份紧张。现代文明社会，但凡采取理性态度关注西藏问题者，不会认为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就意味西藏属于中国。文成公主的嫁娶只是历史上双方交往一个小小插曲，它从来不能说明什么，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共在西藏行使主权的法律依据。（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