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尊敬的老人， 但文章中有些说法， 实在无法理解， 有没有党史专家可以解释解释。
文中：
1936年后因失去组织关系，长期未能恢复党籍，直至1971年去世。
皖南事变突围的钱俊瑞、余立金等，都曾到过这里。蔡免费供应食宿，并资助路费 把他们安全送往苏区。
蔡叔厚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蔡凭着党性，一直配合并从事党的地下工 作。
Q1： 皖南事变是发生在1941年， 显然是在1936年蔡公与党失去联系之后， 那么钱俊瑞余立金又是怎么和蔡公联系上而躲到蔡处的？
Q2：失去了联系又如何配合？
我的假设：
A1： 钱余等自己也失去了与党的联系， 但逃到了上海之后通过非党的社会关系（钱有这种关系）找到了蔡， 并没把实情告诉蔡， 因为对蔡还是半信半疑，双方心照不宣， 钱余走时也只是含含糊糊告诉蔡”阿拉要走了， 给点盘缠吧“，蔡也装糊涂。 所以是”有联系， 但没有正式的联系“，不算蔡的正式党员革命活动。
A2： 不是正式配合， 蔡公只不过是在口头上给亲朋好友帮共产党说说好话， 并没有实质性的动作。
解放后， 党组织不认账， 就有点不仗义了。
转载者
蔡叔厚（1898-1971）
1898年出生，原名蔡肃侯，又名蔡绍敦，浙江诸暨陈蔡人。他出身工人家庭，曾留学日本。1924年他毕业回国，创办了上海绍敦机电公司。1927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央特科，1932年调共产国际中国组从事情报工作。1936年后因失去组织关系，长期未能恢复党籍，直至1971年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恢复其党籍。
蔡叔厚旧居位于长乐路611弄7号，原名永存坊，弄内共有18幢房屋，为新式里弄住宅，建于1912年，三层砖木结构。1955年—1971年，蔡叔厚曾在此居住。
1929年，全国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红军逐渐壮大，苏区相继建立，白区党的各级组织也开始恢复。仅仅靠过去的水陆交通线进行联络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党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以解决同各地党组织联络困难、缓慢的问题。
早在1928年10月，党中央就决定在中央特科增设一个电讯科。张沈川等被派去学习无线电报务，无线电专家李强担负起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在试制过程中，为了购买和制作一些无线电零件，需要一个内行的人帮助。蔡叔厚当时是绍敦电机公司老板，在社会上又有一定的地位，正好可以协助。1929年，党中央决定把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协助和掩护李强的工作。
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后，将绍敦电机公司搬到福煦路403号（现延安中路369号）。根据工作需要，他中断了同党内一般同志的来往。有时为了掩护身份，他还要装出一副消极颓唐的样子。蔡叔厚深知，上海的社会环境极其复杂，想要搞好特科的工作，首先要在上海站稳脚跟。为此，他利用自己作为老板的公开身份，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所，经常请国民党官僚吃饭，有时还为他们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好处。这样，慢慢地他本人在上海的社交场合有了名气，被人称为“蔡老板”。通过这些，他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开展中央特科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掩护李强的工作，蔡叔厚在绍敦电机公司二楼腾出一间过街楼，供李强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用。李强在里面安置了车、钻、铣、刨四部机床，经常和几位同志去那里搞机械加工，制作零件。他们还将购置的无线电器材、技术资料等存放在绍敦电机公司里。在蔡叔厚的掩护下，1929年春末夏初，李强试制出了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周恩来同志闻讯后决定，将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从此建立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系。以后蔡叔厚与李强又制作数台收发报机，送往洪湖贺龙、鄂豫皖徐向前领导的红军根据地。
当时，蔡叔厚家和他的公司绍敦电机公司已成为中共秘密通讯机关和文化支部联络点。许多共产党人为躲避追捕或寻找党的关系，都曾在这里居留。如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叶剑英、廖承志、曾宪植、张去非等，转入地下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杨贤江，皖南事变突围的钱俊瑞、余立金等，都曾到过这里。蔡免费供应食宿，并资助路费把他们安全送往苏区。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一书写道：“人世间的确也会有一些奇事和奇人，在‘世风日下’的当时，竟会有蔡叔厚这样的颇有孟尝君风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风险，为我们这些流亡者出钱出力。”
1932 年，蔡叔厚成为左尔格小组的一名红色国际特工，根据左尔格的指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为小组购买武器。后因共产国际在上海的组织被破坏，蔡叔厚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蔡凭着党性，一直配合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解放前夕，他策反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未果。解放后，他主动结清其所有企业的资产和股票，无偿上交国家，并要求恢复党籍。198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蔡叔厚中国共产党党籍。
部分素材来自：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2009年），《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