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讲到文化建设，大家很热切地希望中国文化能够起更大作用，就是走向世界。那么，中国文化到底能不能走向世界呢？
中国文化从哪里来
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教导。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有过很著名的演讲，他说：马克思有两大贡献，一是剩余价值；二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历来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掩盖着一个简单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即衣食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文化究竟从什么地方来？什么是文化？实际上，文化在人们生活生产中间形成。有人开玩笑地说，“文化是吃饱了撑的”。这话虽然刻薄，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例如，口渴了会喝水，喝水不成问题了就要喝茶，还要分什么功夫茶、普洱茶，讲究茶具、茶道。因此，怎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就产生怎样的文化。不要指望在农业社会里产生先进工业文化，而城市与农村，只有消除了城乡差别才能有城乡文化。同样，东方和西方文化肯定也不同，如果不交流，那么要互相通用就不可能。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可惜现在讲文化总是引用这引用那，偏偏把老祖宗的话给忘了。
什么是中国文化？对这个问题我们往往有误解。其实，历史时期中国境内和部分藩属国的文化都是中国文化。比如，历史上朝鲜半岛，公元六世纪前是中国朝代的一部分，六世纪后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如在明朝、清朝都自称“大明朝鲜国”、“大清朝鲜国”。他们长期通用汉字，官方正式文字、史料全部用汉字，它也是中国文化。越南古都顺化的世界遗产皇城，就是袖珍版的北京故宫，虽然它规模小得多，可写的全是汉字。还有琉球，日本的一些文化也是历史上中国传过去的。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把中国文化解释成狭义的汉字文化、汉族文化是不对的，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文化、藏族文化等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今天中国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国文化。比如，中国的朝鲜族、俄罗斯族等民族，他们的文化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汉族和汉族文化的多元性
汉族文化是多元的，因为汉族人是多元的，汉族人中真正的“炎黄子孙”并不多，而大量是外来的，或者是从南方少数民族中吸收进来的。它的来源不仅仅是农业文化，也包括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中国历史上有匈奴、鲜卑、氐、羌、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百越等，有些民族现在已经没有了，都融合到汉族里了。例如鲜卑人，原来皇帝姓拓跋，后来汉化改姓元，唐朝、金朝都有元姓。有些民族现在还在，比如突厥族（突厥斯坦），但是在中国没有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像满族，辛亥革命以后怕汉人报复，好多人都改成汉姓。慈禧太后那个叶赫那拉氏改姓叶，瓜尔佳氏改姓关。爱新觉罗家族中有的改姓金，如溥仪的妹妹；有的干脆不用这姓了，如溥雪斋、启功。如果不是现在落实民族政策，很多满人就成了汉人了。
汉族的来源是多元的，这里举三个例子。一是汉朝的金日（mì）磾（dī）。金日磾的父亲是匈奴首领，因不愿投降汉朝被杀，金日磾与他母亲成为俘虏，为汉武帝养马，后来得到汉武帝重用。汉武帝临死时，要让金日磾作顾命大臣，将幼子托付给他。金日磾说：“我是外国人，怎么行呢？这样会被匈奴人看不起的。”于是，汉武帝又找了霍光等三个人与他一起辅佐幼主。金氏不仅子孙显贵，还成为著名的世族。可见当时并没有民族界限，匈奴人也受重用，并且被接受为本族人。第二个例子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并不是汉人，他是昭武九姓（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的九个小国）白国的后裔。还有来自九国中的安国、何国、史国、米国等的移民，分别以安、何、史、米等为姓。当时如果拒绝来自白国移民的话，唐朝就没有白居易这样伟大的诗人了。第三个例子是郑和。郑和是回族人，祖上来自中亚，父亲一辈到过天方（也就是今天的麦加）朝圣，郑和的航海成就得益于阿拉伯人开拓的航线和积累的航海知识。
农业民族与牧业民族各有所长
中国文化是不是就是农业文化呢？也不是。其实，现在世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无论是农业民族还是牧业民族，都是各有所长。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农业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牧业民族的生活方式不能说谁先进谁落后，他们都有不同的条件。这里举几个例子：
比如音乐舞蹈。今天，汉族的音乐舞蹈与蒙古、维吾尔、藏等少数民族的相比，显得缺乏特色，汉族人一般也不像他们那样能歌善舞。上海花了很大精力推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山歌，感觉还是没有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那么有吸引力。什么原因？难道我们这方面的基因就这么差吗？其实不是。大家知道，一个民族总是要适应生活和生产，也要表达自己的七情六欲。汉族的祖先华夏诸族较早就有了文字，至少三千多年前就有了甲骨文。随着文字的发达，语言也越来越复杂，足以表达喜怒哀乐，宣泄各种情感如表达爱情，可以口头表示爱慕，也可以写情书，产生“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那样的名句。李白想做官，要巴结韩荆州，希望得到韩荆州的引荐，于是就有了“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名篇。而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语言很简单的民族，他们也要表达喜怒哀乐。怎么表达呢？古人讲，言辞不足就用歌咏，再不足就用舞蹈。所以，他们运用声音、人的形体来表达喜怒哀乐，时间长了，他们的音乐舞蹈就见长了。可见，凡是语言能力比较差的，没有文字或者文字简单的民族或群体，一般歌舞都特别好。我曾经到非洲去，看到街上的人在跳舞，一伙人用跳舞表示庆祝，另一伙人用跳舞表示抗议。
比如胡琴。十六国时，前秦派出的军队将西域大批乐师、乐器带到河西走廊，以后又传入中原，所以唐朝的音乐才那么发达。唐太宗李世民喜欢《秦王破阵乐》正是这样的产物。我们今天讲的民乐，或者称为国乐，其中就离不开二胡。为什么叫胡琴？因为本来是胡人拉的琴。如果把外来乐器都拿掉，我们的民乐队就集不起来了。二胡、板胡、高胡、京胡，都离不开胡。还有很多打击乐器、弹拨乐器，统统是外来的。
比如胡服骑射。我们知道，孔子时代的马并不是用来骑的，而是用来拉车的。皇帝的驾乘有六匹马，都是马拉车。打仗用兵车，步兵在旁保护。在车上打仗，机动性就差了。另外，马车行走要修路，太陡的山也过不去，打起仗来反而成为累赘。到了战国后期兵车慢慢消失，骑兵成为军队的主力，这个进步是由赵武灵王向胡人学来的。骑马以后骑士的衣服也得变，原来华夏汉人的衣服是长的，上面叫衣，下面叫裳，衣裳就是这么来的。衣裳的下面像连衣裙一样，男人都穿这个衣服，但没法骑马。于是骑射的同时就学胡人的样子，穿上紧身窄袖的服装，打起仗来才能骑着马射击，这一点也是外来的。
比如席地而坐与胡床。孔子时代都是盘腿坐在席子上，现在这个习惯在韩国、朝鲜、日本还保留着。那么谁先坐凳子呢？还是胡人。因为游牧民族平时骑马的多，所以习惯休息时不是盘腿坐，而是蹲在那里，时间长了很累，就拿段木头坐。开始比较简单，后来就形成了坐具。汉人把这种坐具叫胡床，认为是胡人的床。“床前明月光”的床，不一定就是睡觉的床，供坐着用的也可以叫床。汉人看到这种胡床不错，于是就学，慢慢就有了凳子、椅子了，所以这也得感谢胡人。
比如茶马互市。原来游牧民族没有茶叶，也不喝茶，茶是老祖宗汉人的发明。茶叶的原产地在南方，也有的说在四川。后来汉人的饮茶风传到了游牧民族，渐渐地他们比汉人更加离不开茶。他们的食物以肉类乳类为主，从保健、生活的角度，喝茶对健康有益。从中原往北的蒙古族，一直到北面的俄罗斯人都喝茶。往西面，无论是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也统统喝茶，全是历史上从中国传出去的。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到塔吉克人聚居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去，问他们最需要什么，他们说两样东西：白酒与茶。我问：什么时候开始喝的？他们说：公路通了以后。牧业民族离不开茶，而汉人需要什么？需要马。开始，汉人自己养马，但养马对草、气候都是有要求的，还是胡人养的马最好，所以历史上汉人与胡人的交往就叫茶马互市，以茶换马。文化就是这样，在物质方面相互依赖，但又各有所长。
中国文化的特点
中国文化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它的独立性与延续性。如果我们狭义地理解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看成以汉族为主，没有发现太多的外来影响，像刚才所讲，跟中原有区别有交流。现在有些人异想天开，比如说，四川的三星堆有人说是不是外星人来了留下来的，也有人说是犹太人传过来的。作为科学大胆设想当然没有关系，但至少至今还没有证实。中国文化基本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为什么独立发展起来，为什么它能够延续呢？比如埃及现在已经不是法老的后代了，埃及古代是信太阳神、阿蒙神，现在信真主，都改变了。今天到伊拉克去，它也已经不是以前巴格达的后人了。我们中国的确从三千多年前甲骨文时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延续的。那么独立发展也好，延续发展也好，并不是说中国的文化本领特别大，这要感谢自然环境。因为中国东面是海，最多从朝鲜、日本、琉球过来，再远的美洲是过不来，就是过来也回不去。还有的说可以从白令海峡冰冻时过去，可那时的人能称为中国人吗？往北面是西伯利亚，以前根本难以生存。往南到了越南，中国历史上统治过越南，其实也没有到最南面，因为再往南是丛林热带。往西是青藏高原，个别人可以翻得过去，但是大规模来往不可能。印度的佛教传到西藏是藏传佛教，但是传到大陆来却是走另外一条路线，叫汉传佛教。要传到内蒙古，中间隔了河西走廊，欧亚大草原，人家那里的文化传过来不可能，传出去也不容易。所以，中国文化长期造成独立发展。
近代西方对中国影响大的主要是沙俄，古代很多次西方战争都影响不到中国。中国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独立发展的环境中，而且是很大的一个环境，而东亚只是几亿人，完全可以维持。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是什么？我们如果从农业社会出发，历史上很多我们今天认为是糟粕的东西都有它存在的道理。比如中国历史上，孩子结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什么青年不反抗？为什么到了清末民初、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追求解放，提出婚姻自主？这是因为农业社会长期以来女孩子不出门，男孩子活动环境也很小，有的农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村庄，几乎没有男女共同参加的公共活动。当时一般情况下又是早婚，你说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找对象一定比父母找得更好？还不如父母或媒人有生活经验。况且，当时结婚主要为了传宗接代，在这种思路下，你也没有办法取代它。突破包办婚姻首先是从城里人开始，然后是有点文化的读书人，他的期望值高了，也有模仿对象，活动半径大了。农业社会的整个文化也是这样。
那时中国的文化，特别中国的统治者产生一种心理，认为我们是天下之中，所以直到清朝皇帝还根本瞧不起什么英国人、法国人，称他们是“英夷”、“法夷”，认为他们是蛮夷。乾隆皇帝对英国人讲，你们要派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我们天朝没有这个制度。你们想学我们的文化、礼仪制度，第一你们学不会，第二学会了你们也没用。正因为在这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里，中国文化当然是最先进的，所以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甚至还有西藏，都到中原来学习文化。中原的统治者和老百姓也都认为我们是天下之中，同时也产生了错觉，认为中国是天下第一大国、强国，什么都有。英国使臣者在两百年前到北京，提出想跟清朝做买卖，乾隆觉得很可笑，认为天朝无所不有，如果真的我需要什么，天下贡献给我的不知有多少，还要与你们做买卖吗？我们以前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但是在这条道路上走的基本上都不是中国人，中国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一直到我们小时候念书都是说中国地大物博，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还有谁比我们更先进呢？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还有很多笑话讥讽外国人，说之所以外国写的字母弯弯曲曲，是因为孔子拉着毛驴走到外国，毛驴拉的屎都是弯弯曲曲的，他们认为圣人的毛驴留下的东西总有道理，所以仿制的字母也是弯弯曲曲的。还讲外国人到中国来，非常佩服中国人怎么把馅塞到汤圆和饺子里去？他们弄不明白。据说尼克松访华，看到中国的爆米花，认为不得了，可以解决第三世界的粮食问题。
中国文化还有什么特点呢？中原汉族历史上不止一次地被外来民族征服，比如匈奴、鲜卑、女真、蒙古、满族，但到最后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比如，满族进关来一开始杀汉人，要你剃发并穿他们的衣服，但到了清朝后期还有多少满族文化？汉族文化消失了多少？比如乾隆皇帝就留下了几万首诗，比汉族诗人还多。到了慈禧太后就一天到晚喜欢听京戏、点评京戏，还要改编，满族文化又在哪里？蒙古人也是这样，进来以后凡是留在中原的都没有能保持自己的文化。满族书法家爱新觉罗·启功、画家爱新觉罗·溥雪斋，对汉族传统书画都接受了，继承得比汉人还好。女真人来到内地后，皇帝发现他子孙的名字都改掉了，他下命令只能用女真人名字，但毫无效果。其实都改了，比如，金朝第一个皇帝原来叫完颜阿骨打，后来改叫完颜旻，民间流传的金兀术写在历史上就是完颜宗弼。
中国的文化是开放的，但是从来不主动到外边去传播，或者是传而不播。你看对日本、韩国、朝鲜，你派留学生来我们热情接待，但是从未派文化使者到外面去，也没有到外面去办学。为什么？乾隆的话很有代表性，“第一你们学不会，第二是学了也没有用，你们跟我们不同”。这是客气话，另一种说法是你们还不配，什么时候你们开化了，不野蛮了再来学还来得及。所以，中国历来都认为自己的文化适应自己的民族，找不出一个到外面去专门传播文化的例子。鉴真和尚到日本去，是应日本僧人之邀去弘法。明朝有一位遗民朱舜水，因为回不来才留在日本，帮日本修历史、教汉语，现在日本东京大学内还有他的纪念碑。所以，历史上中国文化是传而不播，甚至还限制，比如宋朝禁止自己的书运到辽国、西夏去，辽国契丹人和西夏的党项人没有办法，只好自己造文字。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
中国的文化在历史上究竟处在什么地位？我们有个错觉，好像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历来是最先进的。大家知道，物质文明是可比的，但是它有适应性，因为有些物质文明它只适合一定的地理环境。比如我们到过西方，人家的建筑历史比我们长得多，像希腊神庙、罗马的万神殿，还有埃及金字塔以及那些神庙，两三千年、四千年以前的神庙仍像今天的建筑一样辉煌。最了不得的是罗马的万神殿，历经两千年还是很辉煌，什么道理？因为他们是使用石料来建筑的，而我们是砖木架构，最早土木结构，秦朝的阿房宫主要是土和木材，所以一把火就烧光了。当年梁思成千方百计要找到中国最古老的建筑，后来在五台山找到了南禅寺，它建于唐朝末期大概有一千年历史，是一个比较小的木建筑，这可以比吗？没有适应性。因为中国没有那么好、那么多的石料，后来找到了一些，但已经形成习惯了，所以包括故宫太和殿等三大殿，除了基础外也不用石料。物质文明是可比的，但是有适应性，有时虽然知道人家比你强，但学不了。至于精神文明，并没有统一标准。文化需要相互了解交流，否则不发生作用。现在有人经常将我们汉朝的文明与罗马帝国的文化相比，根本没有接触怎么比？！不要以为同时代存在的文化一定是互相交流的。古代的交流不大可能，即使物质文明，它往往是与精神文明并存的。我们衣食住行是不是纯粹的物质？喝茶就是喝茶叶加水？还是喝茶杯啊！茶道也有精神文明。在日本，人家给你来茶道，虽然不懂也要跪在那里慢慢喝，这就是精神。我们穿衣服如果仅仅是保暖，那么要那么多面料与款式干什么？名牌衣服穿在身上就暖和一点、舒服一点了吗？可不一定，但这是精神，表示穿的人的身价、社会地位。在古代专制社会，衣服穿什么颜色、什么式样就表示你的等级。所以没有纯的物质文明，纯的物质文明不大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又比如，我们饮食，难道仅仅是保证你增加多少热量与蛋白质吗？不！还有味道，还有一起吃饭的愉快，还有吃饭时进行的活动，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很难比较东西方的宴会。德国人厨房里一般有磅秤，加多少克盐、多少克面粉，他要称；还有闹钟，看食物放在烤箱里的时间，几分几秒。你说他做出来的东西好吃吗？不见得！所以不要以为只要物质文明就可以。还可举个例子。刚开放时，上海滩上的小青年手里拿个单喇叭机，放着港台音乐，戴着蛤蟆镜，穿着牛仔裤，当时就是一种时髦，而今天这么走出去就不正常了。同样的东西为什么在当时可以，现在就不可以，这就表示了物质以外的东西。
中国的文化在精神方面比西方优越吗？不要说过去，今天也不要说。人家不承认你先进，我们也不必要他承认，但反过来我也不承认你比我先进。这里我们要消除一个误解，尽管不可比，但慢慢地发展到今天，人类还是有共同的价值观，那就是所谓普世价值。我们在普世价值问题上，是反对有些人利用普世价值来干扰破坏我们的政治制度，影响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挑战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不是反对普世价值的本身。毛泽东有句极其著名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就是普世价值。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是不是普世价值？当然是！人类共同的美德是不是普世价值？那也是！比如说要诚实不说谎，这与因为出于政治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善意的假话或需要保密是两回事，但对普通人来讲从小养成不说谎的习惯这当然是美德，真善美是普世价值。如果我们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用一种不正当的极左的心态，那我们就失去了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文化交流、正常交往的基础，也失去了与台湾统一的价值基础。普世价值不同，那还有什么统一的价值？否认普世价值，恰恰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价值观念，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缺少自信的表现。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文化要不要走向世界，当然要走向世界。但是，为什么要走向世界，怎么样走向世界，现在还有不少模糊看法。那么，我们讲走向世界，最根本目的是什么？
第一，是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当初利玛窦时代、马可波罗时代，今天的世界已经构建多种途径来相互了解。尽管这样，世界各国甚至是美国与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了解你。比如美国人，知道上海已经不错了，再问他浦东，人家不做生意、不问政治，管你什么浦东。比如，有人还问我们，中国女人现在还缠脚吗？还有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国的年轻人，认为中国人都像李小龙一样会武功。这是因为李小龙的功夫片在那里放映，所以都知道中国有个Bruse Lee。所以，中国文化走出去，很重要的就是通过文化传播让人家了解中国，不是简单的唱歌、跳舞。现在大多数外国人对西藏的印象就是唱歌、跳舞，对真正的历史、文化其实不了解。比如我们的“春节”到欧洲，所展示的就是京剧、歌舞、杂技、包饺子，这个走向世界太简单了。要人家了解我们的文化，单靠教授去作报告、官员去做宣讲是不够的，其实最有用的途径是要接触外国人，让人家真正了解：中国不仅有豪华宫殿，也有普通民居；不仅有明星，也有普通人；不仅有光辉一面，也有缺点，甚至也有阴暗面，这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是为了更好地向世界学习。这一点我们经常忽略。“三个代表”中有一个是要代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那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呢？上海世博会期间，我们老是在提要展示中国，我却每次都强调，还要学习世界。展示中国那你出去展示好了，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中国来，这正是向世界学习多么好的机会。走出去就是学习世界，如果我们总是一种心态，出去就是介绍，不向世界学习是不对的。很多文化如果你了解了它的实际情况，那么你就会多一份理解。比如，我以前认识的伊斯兰教徒可以娶4位妻子，这个很落后、很野蛮，但是2003年到非洲去，雇用的司机是61岁的阿拉伯人，已经娶了三位太太。他专门配了一个当时很昂贵的卫星手机，用来给他太太打电话，而且每次给每位太太打电话的时间都必须同样长。我这才知道，照真主的话办，他在娶第二位太太时必须征求第一位太太同意，她不同意就不行，然后还要郑重起誓，保证平等对待这两位太太，娶第三、第四位也这样。在妇女地位非常低、不能出门又不能去干活，特别在城市里妇女普遍失业的情况下，一个男子能够养活四位太太，并且家庭和睦确实不易，当然他会受到尊敬。这不仅说明他有赚钱的本领，而且还有治家能力，尽了他的社会责任，与中国专制社会的三妻四妾比，未必更落后野蛮。中国历史上，皇帝后宫嫔妃几千上万，等级森严，康熙皇帝二十几个儿子，还有很多女儿，有的贵族大臣有上百个儿子。而且文化也在改变。比如说突尼斯，2003年我们去时已实行一夫一妻制。我问他们，真主不是规定你们可以娶四位妻子吗？他们说，你错了，真主说最多可以娶四位，并不要求每个人都娶四位，我们突尼斯人在现在条件下一夫一妻很合适。所以很多东西是会改变的。又比如，原来沙特没有电视，国王想引进时遭到大臣反对，理由是《可兰经》里没有电视。国王找他们开会，会后宫殿门口的汽车统统开走了。大臣问，我们的汽车呢？国王通知说，《可兰经》里没有汽车，你们走回去吧！从此他们再不敢反对电视。所以，学习世界的过程中就包括了解哪些是先进的，才可以学习。
要不要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这个现在最有争议。我认为，这不能作为我们走向世界的目的，我们还是要继承古代的传统，对中国文化传而不播。你愿意学我可以教，我不主动推销，不主动传播。为什么，各个国家情况不同，你认为先进，他不一定需要你。历史上凡是把一种自己的文化大规模传播到国外的，全部是通过强制或暴力，中国也不例外。秦始皇的领土原来不包括现在广东、广西，是打过去的。现在儒家文化普及得那么广，其实以前西南、西北，甚至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的大部分，都不是儒家文化，是少数民族和当地自己的文化。后来改土归流，开学堂、考科举，少数民族要有地位就得学孔孟之道，就得考科举，都是自愿的吗？又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现在这么普及，手段之一就是靠“圣战”，像十字军东征，像阿拉伯人兴起后的扩张，从两河流域一直打到大西洋边。希腊文化怎么传到印度、巴基斯坦？亚历山大建立帝国，然后文化传播，哪一个是通过和平手段的？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从未经过战争，是日本人自己来学习的。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不畏风浪，前赴后继。日本当时的典籍几乎都是唐朝传过去的，日本的文字是在唐朝时用中国楷书、行书的偏旁组成的片假名、平假名，日本人建首都干脆到长安、洛阳依样画图纸，京都就是洛阳，今天京都的西面叫洛西，南面叫洛南，这是他们自己来学，不是中国强制推行。英文今天成为世界性语言靠什么？难道英文是世界上最优美、最严谨的语言文字？西方以前签约都用拉丁文、法文。要不是武力和殖民造就了遍及世界的大英帝国，二战后又有了强大的美国，英文能那么遍及吗？要不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语怎么会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香港本来讲广东话，学其他语言并不容易，但在殖民统治下，读书、写状纸、签合同、办公务都要用英文，时间一长英文就普及了。今天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不可能用武力来推行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人家一定要来学习中国文化呢？为什么一定要去传播呢？我们要尊重人家，他愿意学我们就提供方便，不想学就悉听尊便。我们也想想，如果今天美国或哪个国家跑到中国来传播美国文化，我们接受不接受？前年，我与汉语办主任到美国去参加美国汉语教学大会，会后驻美大使请吃饭，也请了美国客人。在酒席上，美国亚洲协会执行主席、前州长就问，你们在美国设立了70多所孔子学院，欢迎你们继续设立，但为什么我们要求在中国建立美国角（American Corner），放一点美国书，你们到现在都不同意？后来他用中文讲：“总得给我一点面子吧！”我们如果是这样一种政策与心态，怎么有资格跑到人家那里说要传播中国文化？德国的歌德学院就是德语培训，我们只勉强同意他们在北京设个分院。所以我曾在全国政协提案，建议孔子学院一定要准确定位，只是推广汉语，绝不是传播中国文化。我在给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培训时也强调这一点，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教语言，当然在教语言中会涉及中国文化，这是为了让学员更容易学，更了解汉语，但不是推广中国文化。不过据说对这样的解释有的领导不满，“我们花这么多钱，不传播中国文化去干什么？”当然要花钱，但这些钱不算多。我问了北京歌德学院院长，歌德学院规模比孔子学院小得多，但每年预算也差不多2亿欧元。所以我一开始讲，文化是吃饱了撑的事，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人原来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不传播文化干什么，那么中国是否准备让世界各国特别是让美国到中国来传播文化？否则，怎么叫文化交流呢？所以，不要轻易去提这个口号，你有本事不用这个口号，传播成了算你了不得。
我们往往被某种个别现象迷惑，认为世界上那么多人要学汉语。其实学汉语各有各想法，有的是好玩，比如美国家庭妇女对剪纸、毛笔字感兴趣；有的为了省钱，免得自己出钱学汉语；还有的是为了跟中国做买卖、打交道。我去意大利华文学校，见老外都在学，是为了找工作方便；还有人希望了解中国，而我们就认为人家是对中国友好，是汉语有很大魅力。有一年澳大利亚选了陆克文当总理，报上马上报道陆克文会讲中文，好像肯定对中国有利。我曾写文章指出，“对外国政治家来说，也许懂汉语的人更难对付。”赖斯研究俄罗斯，她做了国务卿以后美国与俄罗斯就友好了吗？现在一讲到文化，往往把语言放到不恰当的地方，其实语言不过是个工具。还有把血统放到很高的位置，对骆家辉就是例子。骆家辉讲他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而且特别像他这样更要强调，他与中国只有“姓”有关系，政治家是代表国家政治利益的。奥巴马有一半肯尼亚血统，就代表非洲？当然不是。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放在世界范围里，不要以为我是好意，我来给你传播中国文化。有的学者提出我们的春节、中秋要走向世界。我们自己过好节就可以了，走向世界干什么，过节是我们自己的事。如果今天西方人跑到中国来，说圣诞节要走向中国，就会被当成文化侵略。还有更加极端的人士认为，世界不行了，要靠中国救世界，这是说梦话。去年在大连召开的夏季达沃斯年会上，也有记者问这个问题。我说，世界根本不需要我们来救，你自作多情干什么？人家也不愿意要你去救，中国人把自己救好就是了。
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自己解决不了，或者还在探索。我们讲建立核心价值观，但什么是核心价值观呢？我们首先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国也救不了世界。别国别人的文化不是靠你的文化去救的，我们学马克思主义还要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别人也是这样。
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文化制成文化产品，或者我们为外国生产他们需要的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就相当有意义，可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今天在世界的影视、音乐、出版、创意，甚至一般的文化产品中，中国占的比例很低。中国的文化被人家包装、制成商品，再返销中国。比如，好莱坞用花木兰的题材拍的卡通片风靡世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拍一个呢？我记得，上海搞《宝莲灯》，广告做得很响，我在中国台湾、法国巴黎也看到，结果最后怎么样？《宝莲灯》创造了多少产值，能够与《花木兰》相比吗？你的产品准备卖到法国，你了解法国文化吗？美国拍的《功夫熊猫》，如果不用功夫再加点实景，我们要不要？《哈利·波特》有什么国界？《阿凡达》有什么国界？你也可以生产。我们现在有没有文化制造？产品制造当然有，而且已经相当普遍，据说美国很多州的国旗都是中国生产，价格便宜；美国军装、军人戴的胸章、肩章，好多都是中国生产。现在夏威夷、埃及等很多地方街上卖的工艺品其实都是从义乌小商品市场批发去的，都是中国按来样生产的。中国本来就有这个本事，清朝时，欧洲很多贵族、皇室知道到中国订购瓷器价廉物美，当时广东专门生产外销瓷。产品好到什么程度？有个贵族到中国来订一种盘子，上面有他们族徽，但装箱前有人不小心在样品上面按了个指纹，结果全套产品都描了个指纹；还有一次一个小虫子粘在样品上面，中国的工匠也在每个盘子上描了一个小虫子。最近英国皇室大婚，发的纪念盘也是中国生产。我们如果不仅是来样加工，还有创意，生产中国文化产品，让外国人自愿买，不是更好？全世界廉价的小提琴80%是中国产，西方现在一般的商品大多数是中国制造，可惜我们还缺少有创意的东西，这应该是我们需要改变的重点。
文化经历了一个从古代封闭到近代开放，再到现在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物质交流已经不存在障碍，不要担心你有好的产品人家不要。匈牙利人发明魔方后，创造了多少财富，养活了多少人？美国的呼啦圈也一度风靡世界。但精神文明难分优劣，在全球化的开放时代有可能长期共存。
我们不要指望中国文化或者中国的精神文明能够取代其他文化或精神文明。全世界大多数人有宗教信仰，他可以赞扬你中国的儒家文化，赞扬你的精神文明，难道他因此会放弃自己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吗？不可能！靠暴力、经济压力来推广一种文化、宗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标准。那么今天，“己所欲”就一定要推广给人家吗？就是给人家，也要考虑怎么给，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我认为不同的文化应该学会互相理解，相互欣赏，这才是重要的。你不理解，不欣赏别的文化，一味认为自己了不得，怎么可能与别人建立正常的交流关系？西方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一直以西方为中心。今天，我们一方面不应该重蹈覆辙，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向他们强制推行，中国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在全球化的同时，我们要保持不同文化的相对独立性，避免因快速的高度的融合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些年，中国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过快地去接受外来文化，过快地把一些本土还可以存在的独立的文化消灭了。在这过程中，应该尊重主人的选择，并给予可能的帮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各地确定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很重要，因为你不保护它就完了。我们现在更要保护行将就木的文化，对内对外都一样。
软实力与硬实力
现在讲得比较多的是软实力，但我的看法是，软实力也好，硬实力也好，关键是实力。没有实力，再软都没有用。这个概念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恰恰是美国人提出来的，因为他有足够的实力，所以他才强调软实力。在外交上什至觉得软实力还不够，所以，希拉里·克林顿提出要用巧实力。我们说南海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希拉里马上回应，南海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我们只是讲，她还有行动，美国的航空母舰开到了南海，这就是他们的巧实力。离开了硬实力行吗？所以软实力只有通过硬实力才能起作用。有些东西它本身是软的，比如说语言，我自己说当然不成问题，但要向人家推广，就得有实力。如果每年没有一二十个亿，孔子学院办得起吗？软实力也得靠硬实力的支撑。当初美国人占领菲律宾时，借口菲律宾有80多种民族语言，使用不便，就推广英语，派300名英语教师到菲律宾，然后强势推广，这叫软实力吗？软实力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但是软实力一定要转化为硬实力才有用。花木兰的故事你可以看成软实力，但通过好莱坞把它变成卡通片，就变成了实力，有了实力才能推广。所以软实力的重点不在软硬，在于实力。一种文化如果要体现实力，一定要有相应的文化产业，相应的文化传播能力，相应的有文化素质的人才。最近，我参观洛杉矶的电影制片厂，很多设备还是比我们先进，更不用说它的生产能力。香港几乎能生产世界上所有影视片里的特殊材料，如一个人从玻璃中穿过，玻璃粉碎，声音哗啦啦，但人毫发无损，因为这种“玻璃”是糖做的，据说大陆还做不出来。你说电影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我曾经问许海峰，你是射击的奥运冠军，用的枪是哪国产的？他笑了，说除了一种训练用枪是仿造俄国的，其它统统是进口的。他现在负责自行车项目，自行车也全是进口的。滑雪运动用的滑雪板，比赛用的都是进口的，几十万元一块，平时训练舍不得，就用相对便宜一点的日本、韩国产品。
文化商品的推广在于其实用性和商品价值，千万不要过多考虑政治因素。文化商品的推广，必须人家能够接受，才能卖得出价钱，不能光讲实用性，因为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文化产品的使用者，早已不是衣食不济、嗷嗷待哺了，既可买也可不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想通过文化产品向它输送什么价值观念，做什么宣传，不仅达不到目的，可能连东西也卖不掉。比如，我们不少出版物在外头都扔在那里没人要看，送给他都不要。他要的是实用产品，我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花了很多钱，结果并没有多少用处。我们现在的海外商演，主要好处是那些承包商，演员拿不到多少钱，而且一般都是草台班，进不了高级演出场所。另一方面，连国内中学的业余乐团也要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我们花费巨资到外面去为中国喝彩，但观众十之八九是华人或者他们的亲友，对当地的主流社会没有什么影响。还有的到大学里去演出，回来报道说引起什么轰动，其实不过是在大学俱乐部里找点人来看看，大家凑个数，说几句好话。我们现在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在世界上的比重很低，这是值得注意的。
文化观念和精神文明是无法向外国推广的，除非通过硬实力强制推行，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我们会造成很大损失。我们还有一个误解，好像今天要传播中国文化非要通过汉语不可。其实，突破语言障碍的捷径就是翻译。你去教汉语，教到他能用汉语理解中国文化，第一是时间很长，第二是十人、百人里大概也就一个人。但你如果做了翻译就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天方夜谭》，看过《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你们懂阿拉伯语吗？不懂，没有关系。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有的对戏里情节都很清楚。我们复旦的陆谷孙教授研究莎士比亚，但是知道朱生豪的人多还是知道陆谷孙的人多呢？当然是朱生豪，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他翻译的。复旦已故的蒋学模教授是经济学家，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他以前翻译的《基督山伯爵》流传很广。我们要重视翻译，把中国的传统经典和优秀作品译成各种语言，其在世界造成的影响比推广汉语不知大多少倍，但这样的捷径还没有被好好地利用。懂汉语的外国人往往比中国人翻译得好，因为他们更能理解对方的文化和接受能力。汉办要重译“五经”，找来找去还是找了位外国学者。
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的地位
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究竟能有什么地位？我认为,有望产生更大的作用和更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国家的文化总体上与经济发展同步，就局部时间或方面而言，可以超越或落后于经济发展。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它的文化不可能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很富裕的国家只要能够重视文化，它的影响肯定是大的。所以，不要对我们的文化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不要有过高的目标。纯粹的传统中国文化将不复存在，不仅在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在我们中国也不可能存在，只能通过历史学家和各方面的专家加以保存。我最近对年轻人讲，一种文化消灭了可惜不可惜，一点也不可惜。中国从宋朝开始一直到清朝、民国初年，妇女都缠小脚，这是很纯的中国文化，世界上独一无二，一定要保存吗？我看没有女孩子愿意保存。但是，这种现象如果我们后人都不知道，那怎么能够理解历史上妇女的地位？怎么能够理解清朝进关以后就严格禁止满族妇女缠脚？所以慈禧太后是大脚，满人不缠脚。这不是我们找一批女孩子再缠个小脚作活标本，而是靠历史学家将其保存，对此我们要采取现实的态度。又比如，上海要保护沪语，我认为很难保护。你们自己讲的上海话是标准的吗？以什么为标准？现在的标准还是上世纪50年代或者40年代的标准？比如上世纪50年代，我们讲上海话，“再会”叫“唉息会”，“倒垃圾”叫“倒勒涩（le se）”，现在怎么办？“垃圾”还是“勒涩le se”，台湾还叫“勒涩le se”，那么我们用哪一个才算标准呢？而且沪语还有不同阶层，现在我们讲“腔调”，其实“腔调”比较多地用于市井，不是上流社会讲的，那你保护什么？实际上，上海话在发展中不断变化，已经吸收了很多外来语言。比如上海人自称“阿拉”，这是学宁波话，上海人原来叫“伲”、“唔伲”；还有叫“阿爸”，也是宁波话，上海人原来叫“爷（ya）”，都在变化。上海话有的是从英语过来的，屋顶上的天窗叫“老虎窗”，是从“roof window”过来的；“spring”锁，是从“spring lock（弹簧锁)而来；还有“沙发”是由 “sofa”而来；工头叫“那摩温”（№ One）；还有“肮三”、“嗲”，都是外来语，那么你保护什么？现在找年龄70岁以上，并且家里没有外地人的，找他录音，作为某一阶段的标准保存下来这是对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会变，你要保护是保不住的。有的我们就把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找一些人记录保存，让他们带徒弟，把这种遗产传下来，但是这样也不过是延缓它的消失，因为大多数遗产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没有生命力。
正因为这样，中国文化不可能在世界取得压倒性的、垄断性的、排他性的或最先进的地位，不要做这个梦，做这个梦就会导致文化侵略、文化沙文主义，甚至文化法西斯主义。特别是中国经济实力提高后，不要再做这个梦。同样，其他文明、其他国家的人也不要想主宰世界，这是我们对自己文明有信心的一种表现。所以，我非常赞同费孝通先生生前讲过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自己要尊重自己，对自己文化有自信，也要欣赏人家，“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大家都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互相学习。这个天下大同，不是统一成一个，而是大家“各美其美”。
关于核心价值观
目前，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能离开宗教来解决国人的价值观问题。所不同的只是少数国家是一种宗教，多数国家是多种宗教并且还有一些人不信宗教。即使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东正教还是起很大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都对东正教的教主非常尊重，各个国家都这样。由于中国历来世俗的力量太强大，所以宗教起不了决定性作用，百姓不需要相信宗教、真主、天主，你只要相信皇帝就可以了。皇帝是天的儿子，“天人合一”本来不是我们今天解释的人和世界自然和谐，而是天人感应，皇帝就是天的代表，他的言行体现了天意。这也影响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比如，春秋时代就记录了太阳黑子，世界最早。为什么？太阳是国君的象征，太阳中出现黑子，证明国君的心里有问题了，得自己反省，还要听取臣民的意见。日蚀更是大事，如果哪一个天文官没有预测预报，是要被杀头的。这表示皇帝身边有坏人，或者被某种势力控制了，往往预示着一场政治斗争。如果发生地震，那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古代中国人就是通过对自然以及体现天命天意的皇帝的崇拜来解决人的信仰。而且，外来宗教一旦传入中国，就必须中国化，否则就传不进来。比如，佛教本身比较柔顺不杀生，不搞武装斗争，不强制你信，所以在中国的传播比较顺利，而在本国却很快衰落，基本为印度教所取代。印度现在只有300多万佛教徒，但是印度教徒世界上差不多有10亿。佛教传入后还逐渐中国化，转化为本土宗教，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观世音菩萨原来是男身，中国的信众不易接受，在唐朝就变成了女身，后来成了送子观音，更加中国化。又比如，我在印度看到的飞天是裸体的，因为印度受希腊文化影响，早期的雕塑也都是裸体的。新疆克孜尔千佛洞里还有裸体的飞天，到了敦煌就改为半裸，到了大同、洛阳就都穿上衣服了。而且，佛教跟绝大多数皇帝的关系很好。汉传佛教如此，藏传佛教也是这样。在布达拉宫和扎什伦布寺的正殿里，有很多汉文的匾挂在上面，如有“康熙皇帝万岁”，中间挂一个“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班禅额尔德尼就是清朝封的，原来是没有的。这样一来，中国反而没有比较纯的宗教。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但它发展得不够完整，并且也与政权保持着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外来的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入就不那么容易。利玛窦到中国来传教，开始毫无进展，后来只能变通。他说天主教的教义与儒家的学说暗合。天主教不拜偶像，他修改教规，信徒可以拜孔子，拜父母、祖宗，也可以拜皇帝。他画世界地图，引起中国士人的好奇，与徐光启一起翻译《几何原本》，测量全国各地经纬度，讲着一口北京话，穿上中国衣服，写毛笔字，这样才打开了缺口。到了清朝，罗马教廷认为如此传教非法，下令必须严格执行教规，被清朝禁止了。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是依仗帝国主义的势力，另一方面往往通过赈灾、教识字、治病等办法先满足信众的实际需要。往往在农村、在底层，有实际需求的地方就有传教士。
古代中国人有没有信仰？有。中国大多数人的信仰非常简单，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八个字解决很多问题。比如，我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不幸总是降临到我头上？按照因果报应的说法，那是因为以前你的命不好，你祖宗或者你自己前世犯了罪，你要赎罪，这样一来他就认了命，并且自愿修来世。为什么这个人为富不仁，坏事做尽，却荣华富贵，子孙满堂，没有恶报。你不要急，他到阴间会下十八层地狱，再投胎也是做牛做马。现在我们讲唯物主义，这些都是封建迷信，自然没有人信了。如果还信因果报应，有敬畏心，做了坏事老天爷都知道，会受惩罚，或许明天给雷劈死，或许祸延子孙，下辈子做牛做马，相信他就不敢做了。“敬”是一种自觉，“畏”就是一种恐惧，既通过教育形成自觉，又通过逃脱不了的惩罚加以震慑。但是，所有的信仰都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信仰更不需要求证，没有人看见上帝，但上帝无所不在。我们以前信仰毛主席，他就是神，他不会错，照他的话做就无往不胜，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就看不懂，不理解，但毛主席一发号召，就不怀疑不动摇了。还有爱国主义、爱情都是唯心的，你要都唯物了就不行。普通人的信仰怎么办？不能都靠政治来解决，到现在我们一直想不出办法来。我现在体会到，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要提到发挥宗教在社会的积极作用。台湾的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是个宗教团体，成员中有亿万富翁，也有青年学生、普通民众，并不都是佛教徒。她在台湾岛内外从事慈善公益，办医院、学校，救灾，慰抚人们心灵。按照台湾的说法，哪里有灾难，第一个到达的总是慈济的志工。中国大陆还没有普遍提倡捐骨髓时，每次从台湾转道香港送骨髓来的都是慈济的人。现在，慈济已经有300多万信众，成了台湾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这一经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信仰也可以是政治性的，但共产主义信仰主要是对执政党、对先进分子、对精英而言，对一般的民众你要讲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不现实。如果一定要讲不论先进、落后和一般人都能接受的核心价值观，那就只能取底线，提大家都能接受的口号，比如上世纪60年代曾经提过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提法某种程度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差不多，但真正做到也不容易。
关于文化产业
至于文化产业，我觉得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既然你把它作为产业，那么请按照市场规律、经济规律来办事，不要把它作为最后一次瓜分获利的机会。现在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就是变相的文化垄断，什么地方都要做大做强，搞航空母舰，一个大的集团包罗万象，然后拿去上市，宣传文化官员摇身一变，成为上市公司老总，将央企、国企的弊病全部带到文化产业，很值得忧虑。而且，文化本身需要创新，需要个人聪明才智，需要自由，现在能真正做到吗？六中全会决定提了“双百方针”，落实了没有？要文化大发展，只讲文化产业，不提解放思想，不提对外开放，恐怕不行。又比如，大学的出版社统统要改制，改得了吗？真的成了与大学没有关系的企业了吗？兰先德的罪怎么定？如果把他定为交大的人就是贪污，如果他与交大没有关系，是企业家，就只是挪用公款，罪名不同，轻重悬殊。中央某文艺团体领导对我说，这样改制我们没有出路了。就是政府给钱，我也不能成为创收单位。有的领导到云南说，“你看，人家宣科每年创收一千万，这就是方向。”宣科搞的纳西音乐在学术上是有争议的，搞成产业挣钱是事实，但要是成了发展方向，谁还会搞真正的民族音乐？现在对文化改制、文化产业，我非常忧虑，这样下去，是把我们的文化资源最后一次瓜分，成为国企、央企或少数人的私利。到时有些人不仅可以控制舆论，还可以控制资产。中央媒体走向世界，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从此我们只能看到它们的新闻节目，再也看不到外国的节目，还要不要开放？如果文化作为产业来办，应该遵循经济规律，讲究市场经济，政府不能自己办产业，只能购买服务。政府的导向作用只能通过购买服务来实现。
另外，在发展过程中不要运动化。现在全国三馆都免费开放，而世界文化发达的国家也不是这样的，连参观联合国也是要买票的。政府拿出纳税人的钱去补助三馆，但有的纯粹是浪费，可以有更合理的办法。比如，上海博物馆原来20元一张门票，有多少人是因为买不起票才不进博物馆去？而且有很多弥补的办法，比如学生团体可以免费，残疾人、老年人可以免费，还可以每周有一天半天免费。另外可以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保证因经济困难不能进三馆的国民有合适的机会。现在连外国游客都免费了，有必要吗？政府为民众提供必要的文化服务是应该的，今后还应不断增加和完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用搞运动的方式，不要一刀切，不要做表面文章。我听有的老同志说，一看到“大发展”我就害怕，是不是又要来大跃进、大革命，发展就是发展，而且文化也不是你想发展就发展、想繁荣就繁荣得起来的。这些话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