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前年笔者撰写了一篇回忆大学和研究生生活的文章《我的复旦七年》，并发表于《数学文化》期刊第六卷第三期。都是些随心所致的感性文字，却在老师和同学们中引起强烈共鸣，并为海内外校友和朋友们广泛转发，颇有些"受宠若惊"之感。惭愧的是，笔者对于母校复旦大学的校史文化知之甚少，读书的时候每天在宿舍、饭厅、教室、图书馆之间N点单线往返，也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后来得知复旦奠基石的来历，抓紧时间恶补一番，又听老师同学、前辈学长们讲述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因此写下来算作前文的补遗，也与新朋老友们分享。
复旦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人通过民间集资自主创办的高等学校。耶稣会神学博士、教育家马相伯 (1840-1939) "毁家兴学"，捐出全部家产3000亩土地于1902年创办了震旦学院，梁启超曾撰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震旦"是印度对中国的旧称，英、法文校名分别为Aurora University和Université l'Aurore，Aurora在古罗马神话中是代表掌管北极光的曙光女神。三年后由于法国教会对震旦学院的干涉，违背学校的民主自治传统，从而引发"震旦学潮"，这也是一项"脱欧"之举。被誉为"复旦之父"的马相伯明确表示支持学生，并率学校中国师生在吴淞另立门户。1904年入学的于右任提议从《尚书大传·虞夏传》的《卿云歌》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撷取"复旦"二字命名，改校名为"复旦公学"，且含"恢复我震旦，复兴我中华"的双重寓意，有趣的是民国年间《卿云歌》曾多次被选为国歌。
虽说"复旦"之名寓意"复出的朝阳"，却与中秋明月有着不解之缘。1905年5月27日"复旦公学"在《时报》上登载《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复旦"校名此时得以确立并首次公开于社会。是年7月18日复旦公学在《时报》刊登招生广告，24日由马相伯和严复主持招考新生。原计划九月初开学，因台风推迟到中秋节次日 (公历9月14日)，1905-1937年间这一天定为复旦校庆日，1937年3月2日第65次校务会议决定5月5日为校友节。抗战爆发后复旦西迁重庆，次年5月5日举办复旦在重庆北碚建校的"立校纪念日"，此后"校友节"与"校庆"同为一日并延续到1951年。
1950年5月8日第24次校委会上, 由陈望道教授提议、校务委员会通过，确立5月27日为新的校庆日，于1952年正式在此日举行校庆，其原因不言自明。这一天与"复旦"1905年第一次面向社会同日实属巧合，百年校庆时就有人呼吁将复旦校庆日恢复为最初的9月14日。查复旦官网，提到了9月14日这个校庆日，但没有提到5月5日。复旦公学1917年改校名为"复旦大学"，1942年元旦命名为"国立复旦大学"，复旦虽不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在其116年历史上"复旦"二字却从未改变过。这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其他稍晚些的有清华等校。在复旦首任校长马相伯先生 (左) 的百年人生中，历经改朝换代，眼见当政者如过山车般来来去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私立大学不能与财大气粗的公立或教会大学相比，学校建设与经营全靠私人或社会捐资。1918年时任复旦校长的基督徒李登辉 (1872-1947，右，不是那个台湾前总统) 赴南洋募得金额折合银元15万元，在江湾购地70亩开始建造新校园。民国九年 (1920年) 李登辉校长在上海江湾选定校址并埋下奠基石，1982年学生劳动时在力学实验室外发现这块石头，1985年80周年校庆时校长谢希德先生题词："一九二O年李登辉校长迁建复旦大学校舍于江湾今址之奠基石"。读书的时候从未听说过此事，谢先生题词时笔者也已离开复旦，因此失之交臂。李登辉校长被誉为"复旦的保姆"和精神领袖，为复旦殚心竭力服务四十年。当年江湾一带荒冢遍野、渺无人烟，他力排众议、坚持远见、苦心经营。
在购置江湾土地之后，李登辉聛请了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对复旦校园进行规划设计。二人均为耶鲁校友，不知其中是否有必然联系，还是仅仅出于巧合，不过李登辉校长的终生梦想就是要建造一所"东方耶鲁"。抗战结束后，许多复旦学生与李登辉在上海和平饭店聚餐，他只讲了一句话："我归国后，一生旨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墨菲是20世纪初中国建筑古典复兴思潮的代表人物，也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他设计的复旦宫殿式奕柱堂、牌楼式老校门等都具有飞檐翘角、鸱吻高耸、歇山大屋顶的中国元素，他在上海的另一杰作是被称为"沪上最美校园"的沪江大学 (现上海理工大学所在地) 的总体规划。
据称墨菲规划设计的中国校园均带有耶鲁风格，1949年之后墨菲的名字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不知是否由于他主持设计的多是已经消失的教会大学的校园建筑，还是由于他曾是民国首都的城市规划师。民国年间的复旦篆体字校徽即为江湾奠基石的图案，有圆形和三角形两种，圆形校徽周边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呈右旋逆时针分布。其中第六图的三角形校徽和第九图的圆形系徽上分别有五角星和五星国旗图案，应是1950年左右使用的，这些徽章图案多是民间收藏家刘涛小友帮我找到的。后来的校徽则将校训换成了英文校名，民国纪年换成了学校成立时的公元1905年。
复旦的老校门和边门最初都是洋气的铁门，左上图门匾据网间流传是由吴淞时期毕业并留校工作的"苏莘"于1923年左右题写，其中"复"加三点水是"復"的异体字。右上图门匾不知何人所书，此图随处可见却从未见到出处，图中建于1925年的子彬院清晰可见。为此老同学曹沅专门到校史馆查询，得知这张照片归类在1929年的校史档案中。只是大门和边门都是木门，而三十年代日军占领复旦园时校门的照片却与左上图一模一样 —— 三点水"复"字加铁门，校门与门匾总不能换来换去的吧，十分怪异。另外曹沅还在校史馆查到一本署名周律的书《校门三迁》，其中提到最早的门匾题名者是"苏莘垞"，而并非传说中甚至复旦官网上一篇文章中的"苏莘"，网络真是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啊。
1946年抗战胜利复员后的门匾改为国民党元老、复旦校友于右任在重庆时题写的草书 (左下图)，据说是复旦现存最早的彩色影像。1905年于右任协助马相伯创立复旦公学，后来时时关注复旦，曾三度援手救助母校于危厄之中，有"复旦的孝子"之称。提到于右任的书法，总让人想起那个变"不可随处小便"为"小处不可随便"的典故，文字重新排列一下即刻产生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这时的大门为木制，而两侧仍旧是原来的小铁门。左下图的毛体校名据称是从毛泽东给老友周谷城私函的信封上取得，后来陈望道校长觉得不妥，才于1951年正式去函向毛求字，因此与正式题写的毛体校名似有不同。
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复旦的规模不断扩大，老校门于当年关闭并拆除，校门曾两次东迁。第一次的校门迁至正对国权路处，校门东侧悬挂的木板门匾上是正式毛体校名 (右下图)。国内有一百多所高校均使用毛体校名，但大多是集字拼接山寨版，而毛体"复旦大学"绝对是如假包换原装正版的。50年代复旦校园分为两部分，西部是自20年代即开始兴建的教学区，东部是50年代起陆续修建的宿舍区，学生们每天要通过当时还是农耕区的田间小路往返多次。直到1965年60周年校庆时学校最高大的建筑物理楼已使用多年并成为学校的中心，宿舍区和教学区也已连成一片，因此顺理成章地修建了使用至今的主校门。
复旦奠基石的原件及谢先生题词现安置于燕园 (题图、曹沅摄)，复旦燕 (读四声) 园与北大燕 (读一声) 园不同。前者相传先后为王姓和谢姓二家富贾的私产，1935年李登辉校长为扩展校园，举债购置并借唐代刘禹锡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得名。后者原为清代亲王赐园、燕京大学属地，院系调整时并入北大。复旦燕园有江南园林的精致，北大燕园则有皇家御苑的恢宏。有趣的是，燕京和清华校园也是墨菲主持规划设计的，校舍颇具中国风，只是面积要大许多。老同学曹沅笑称："复旦燕园是买来的，北大燕园是抢(并)来的，两个燕园的面积是小ε和大N之比，所以复旦最小资、北大最霸气"。
复旦燕园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是晨读时背诵英语单词的好去处，记得从前常有同学在那里钓小龙虾玩。那时真不知道燕园的出处这样富有诗意，而且与海派文化很搭。前些年坊间传说复旦"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想必就来自这只堂前小燕。与校歌中那句耳熟能详的"日月光华同灿烂"相比，这句"旧时王谢堂前燕"似乎更亲切家常一些，以燕栖旧巢唤起人们无尽的乡愁，含而不露却韵味无穷。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前重建了老校门 (左上图)，新门匾上的校名是几十年前曾经流行过的新魏体，而大门和边门皆为木制，与上文提到过的不知题名者的那张照片极为相近。维基百科称"复旦"之"复"应读成二声，即"福蛋"一枚。
右上图是老校门附近的力学实验室及燕园入口，实验室前陈列的是苏制米格-15高亚音速喷气式战斗机，被视为世界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的代表作。这里虽然其貌不扬，却是发现复旦江湾奠基石的地方，即"福蛋"出土的风水宝地。我们读书时力学还只是属于数学系的一个专业，成立于1958年，该专业的同学当年曾在这个实验室做过弹性力学和风洞实验。1984年力学专业扩大成力学与工程科学系，2016年又与时俱进地易名为"航空航天系"，据说发展大飞机是今后国家重点投资项目。昔日王谢堂前燕，华丽变身大灰机，李登辉校长真是高瞻远瞩，有"先见之明"啊。
如果说校门是一所大学的门面，校徽则是学校里每一位师生员工身份的标志。1951后的校徽全国统一成为条形，读书时本科生佩戴白底红字校徽，老师和研究生佩戴红底白字校徽，均为毛体草书"复旦大学"字样。那时上街总要戴上校徽提气，当然也有一点点虚荣心。我和同学们在文革的动乱年代长大，1977年底参加高考得以"金榜题名"，多年来的压抑郁闷一扫而光、辛勤努力终于得到回报。那时可以说是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时候，这一枚校徽来之不易。作为高考中断十年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如果说一点都不骄傲，那也只能是自欺欺人。读研时佩戴红色校徽，更是自信满满。
记得当年有一篇小说的开场白这样写道："戴白牌儿的77级大学生真是幸运儿，更何况戴红白两色校徽的研究生了。我们处在羡慕和嫉妒的旋风中，一上大街就飘飘然 ......"。当然现在回想，只能自嘲"人不轻狂枉少年"，或者说"年轻真好"！可惜我的这两枚校徽都不知哪里去了，那时不懂得几十年后还会成为文物。几年前我发了一条关于"复旦校徽"的微信朋友圈，引起了老师同学们的兴趣。大家纷纷自问："校徽去哪儿了?" 有的同学说好像毕业时收回了，两位老同学"鸡毛微信"传来了珍藏多年的读书或工作时佩戴过的校徽照片 (左上图)。我的大学老师还回忆起五、六十年代他们曾佩戴过一枚简化字版的校徽，而且还发掘出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也与陈望道先生有关。
1956年1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同年两批先后在全国推行，复旦校领导决定也将校徽简化，并由陈望道先生书写。据复旦数学56级的前辈老师回忆，这一版校徽是从56级启用，校徽编号与学号一致，因此简体版校徽第0001号就是他们班级的一位同学，左下图是一位前辈保存的校徽。右图是另一位前辈保存的复旦学生会给新生的欢迎信。欢迎信的落款日期为1956年8月3日，内容仍用繁体字打印，大概那时还没来得及制作简体铅字。前辈们还纷纷回忆起当年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激动心情、从家乡到上海的艰难跋涉旅程——比如铁道兵特别加开专列送福建新生出省上学，以及入学后同学们之间的温馨友谊，那时的口号是"向科学进军"。回想起八十年代初我们作学生时的口号"为振兴中华而读书"，这两代青年都是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进入大学，意气风发，颇具使命感，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当然后来的人生际遇与心路历程又有所不同。
现在想来，汉字简化是当年的一项"政治任务"，很有些人在1957年因反对简化字被打成右派。望老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担任过旷世巨著《辞海》总主编，撰写了《漫谈"马氏文通"》和《修辞学发凡》等专著。1934年他曾与人一起发动了"大众语运动"，50年代初还担任过上海拉丁化新文字协会会长，一直热心于文字改革运动。不过他将校徽化繁为简，而且是换掉"御笔"，确实是敢为天下先，大概全国还没有第二家大学有类似举动。但据说在文革中这成为望老的一项罪名，为此也吃了苦头，当然校徽又换回毛体了，而且复旦的这段历史似乎也未见官方记载。
陈望道先生是马恩《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大陆的首位汉译者，他在1920年的汉译首版中将作者译为马格斯和安格尔斯。他的译本应该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的，最后一句话是"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而不是后来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望老开风气之先还不仅仅是改写校徽这件事，早在1924年他担任私立上海大学校务主任期间就首开沪上高校女禁。另外在李登辉掌校期间，复旦文科基本上是美式教育，经陈望道、叶楚伧、邵力子等教授严正交涉，才增设"中国文学科"。我们进复旦时陈老校长刚仙逝不久，对于我们来说，他与另一位陈先生——著名数学家陈建功教授，都是传说中神一般的存在。我们进大学后，数学系的老祖宗苏步青先生接任校长，三位先生的宅邸都坐落在著名的复旦玖园 (第九宿舍) 教授住宅区。
复旦所在的江湾五角场地区在日寇侵华时期是上海重要的日军基地，陈望道故居是1939年日本人山本拙郎设计建造的一座漂亮的三层花园洋房，最早是日本驻沪陆军航空兵中将司令的寓所，抗战胜利后被一位资本家收购成为私家花园，后成为汤恩伯守卫上海的指挥所。苏步青和陈建功先生的家都是二层小楼，是院系调整后他们从浙大来到复旦时，学校专为二位先生修建的。陈建功先生离开复旦后，生物学泰斗谈家桢先生就搬到这里居住，他们可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啊！读书时我和室友曾路过苏老家来到陈望道故居外面拍照，那时苏老家人丁兴旺，老先生大会小会讲话常常语出惊人，给人一种很接地气的感觉。文革动乱期间几位老先生都被批判、受尽人身侮辱，陈建功先生和谈家桢夫人均含冤而逝，我们进校不久也听苏先生讲起他当年挨斗下放劳动的经历。
民国年间的英文校名采用威妥玛式拼法或邮政式拼音，如北京大学为Peking University、清华大学为Tsinghua University、交通大学为Chiao-Tung University。在微信群中和同学们讨论得知，复旦早期的英文校名为Fuh Tan University —— 简称FTU，而不是现在的FDU，同学们还找来了印有Fuh Tan校名的各种文物。另外《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前身是创办于1915年的《复旦杂志》，其英文名称是《The Fuh-Tan Journal》，于右任、梁启超等人曾题写刊名，很多同学和校友的第一篇研究论文都是在这份学报上发表的。
1958年2月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1977年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使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1987年12月国务院批准并发布了《关于地名标志不得采用威妥玛式等旧拼法和外文的通知》。然而北大和清华官方并没有将英文校名规范化为相应的Beijing或Qinghua，而是继续沿用传统译名，可见足够霸气，另一所没有更改英文校名的是中山大学 (Sun Yat-Sen University)。而同为百年老字号的交大早早就改为Jiaotong了，复旦也改成了Fudan。
1920年代复旦最初的江湾校园是在最西边的一块，后来九十多年里不断向东延伸。上图是墨菲设计的并始建于1921年的奕柱堂 (校史馆)，但经过扩建已不是原貌了。中图是抗战胜利后校友为纪念李登辉校长集资修建的大礼堂登辉堂，80年代重新装修后改名为相辉堂，以纪念马相伯和李登辉二位复旦老校长。不记得读书期间是否去过奕柱堂，但在相辉堂听过著名演员赵丹和法国总统德斯坦的讲话。江湾校区最早、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简公堂以及几栋学生宿舍楼，一起在抗战期间毁于日军炮火，奕柱堂东侧屋顶也被掀去一角，所幸近在咫尺的子彬院只是轻微受损，而那一份民国的优雅也随着连年战火、时代变迁渐渐地褪去了。
四层楼宇子彬院是建于1925年的复旦标志性建筑、俗称"小白宫"，其建筑风格与西面中西合璧的老房子不同。子彬院是一栋完全西式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并配以爱奥尼克柱式，整体结构对称，入口处为椭圆形门厅。建造之初这里是复旦心理学院及学校的行政中心所在地，1950年代数学系迁入，直到2005年再次搬家至新建的光华楼东主楼。半个世纪的光阴，这里留下了前辈大师远去的风采、老师们辛勤工作的身影、青年学子奋发攻读的英姿，记录了复旦数学人一代又一代的精神传承。当年复旦数学系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听老师说五、六十年代本科高年级学生就开始阅读外文数学期刊上的最新文章并学作研究，由于没有复印机等现代设施，几十页的大块文章全要自己动手抄写。因此后来我们读书期间才会遇到那么多知识渊博、学养深厚的老师，尽管他们在连年政治运动中蹉跎了诸多大好时光。
在我们读书的年代，连"民国"都还是禁区，对于校歌、校训以及校史中的诸多典故基本上是闻所未闻。然而始自马相伯和李登辉先生并由几代复旦先贤传承下来的对人文情怀的由衷执著与坚守，深深浸润了学校的每一寸土地，那种"悲悯的情怀、道德的激情、求真的勇气、是非的界限、反省的敏感"，对于后人的无形影响如同春风化雨。这种"旧时王谢堂前燕"的遗风、这样纯粹求真的精神贵族，是吾辈后学的楷模，也足以使被复旦元老严复先生斥为"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少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汗颜。图为1981年苏步青先生题写的76周年校庆纪念封，那年我们读大四，这枚纪念封在一本书中静静地躺了40年，连同封存的记忆。
原稿：2016-09-14 修改：202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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