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毓賢
本文摘自壹嘉版學術隨筆集《寫在漢學邊上》。作者陳毓賢是近年來相當活躍的一位學者。她為上世紀早期重要學人、歷史學家洪業所撰《洪業傳》,曾獲2013年度“中國好書獎”,并入選新浪網等多種媒體年度好書榜。她也曾與周質平合著記錄胡適與韋蓮司半世紀情緣的專著,并與白睿文合作翻譯王安憶長篇小說《長恨歌》。近日她和白先勇合作的英文版《紅樓夢導讀》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生熱愛中國文化,與漢學家相伴(陳的先生是斯坦福教授、漢學家艾朗諾),生活在漢學圈中,陳毓賢戲稱自己是“漢學票友”,這本書也順理成章地命名為“寫在漢學邊上”。本書中,陳毓賢從親身經歷和第一手資料出發,描寫、記錄她所熟識、了解的一流漢學家們,如韓南、司禮義、柯立夫等,以及胡適、趙元任等中國學人,和燕京大學教授群。她與眾不同的私人化視角,使我們能從個人生活的角度去了解漢學家們,以及他們所從事的研究。
美國的漢學起步比歐洲較晚,可以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真正開始,但 1943 年紐約出版了一部《中華民族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馬上贊譽如潮。此書把中國史置于世界史的語境中,特別關注中外物質與文化的交流，胡適評它爲“西方語言最優秀的中國史著”，楊聯陞亦認爲西方對中國的綜合論述中它是非常出色的一種，出版後即被譯成多國語言。
這七十年來世界歷經劇變,中國曾天翻地覆,學術風尚亦幾度轉向,此書的1948,1951,1959,1969 版有些修訂,從最初的260 頁增至 295 頁,當代史一章有較多的改動,但最後一次重印是2007 年。現在雖然已經沒有當教科書用了,仍有電子版銷售,可謂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足見作者一開始便能夠 去蕪存菁,心平氣和地審視中國歷史與文化。
此書的作者全名是 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1894—1986),中文是富路德,姓富是因他父親叫富善(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清末到中國傳教時,姓名直譯了Goodrich。
這讓我想起一個笑話,艾朗諾八十年代到加大聖塔巴巴拉校區教書,是接替富路德一位遠房親戚的位子。歐美人習慣一個家族姓名傳代反複使用,他也叫 Chauncey Goodrich,同事白先勇笑著告訴我，這溫文儒雅的老先生人如其名,又 good 又 rich。
富路德爲人相信很低調,沒聽過他有轶事在漢學界流傳,我也不認識他,對他的家世倒相當清楚,因爲他有一位住在聖塔巴巴拉的侄女多蘿西娅· 科里爾Dorothea Smith Coryell,晚年寫了兩本書:一本只有打字稿,叫《中國愛的呼喚》(Love's Call to China: The Story of My Grandmother, Sara Clapp Goodrich), 講她的外婆,即富路德的母親,複印了一本給我;另一本講她自己和家人在中國的生活,叫《小老鼠人在中國》(Small Mouse Person in China),因她年輕時在北京常表演一段“小老鼠上燈台”的舞蹈,被鄰裏的孩子稱爲“小老鼠人”,排印了送親友。
富路德的祖先是十七世紀初在英國受宗教迫害,乘 “五月花號”帆船移居美洲的,算是開國望族之一,但世代在麻州西部務農,並不富有;像美國東北一般主流人家,屬公理會(Congregational Church)。公理會在基督新教中是比較溫和開明的宗派,每地方的會衆自組教會,自行表決教條和崇拜儀式,以民主方式推選領導及聘任牧師;特別熱心辦教育,哈佛耶魯以及在麻州西部的威廉斯學院等都是公理會教會創辦的。
富善受了虔誠的母親的影響,從小立志做傳教士,中學畢業做了四年小學教師儲夠錢上威廉斯學院,以優異成績獲得學位後,相繼在紐約協和神學院及麻省安道弗學院深造。二十九歲得公理會支持,帶了新婚妻子前往中國,到達不久遇上華北大饑荒,就和幾位教士一邊赈災一邊傳道,同時在教會學院教書,又在通州設立了個公理會神學院。他平時穿中國長袍,因有語言天賦,又特別勤奮,公認是傳教士中北京話講得最好的人,撰有《中英袖珍字典》和《官話特性研究》。
富善信裏說他用一本八種語言平行的大《聖經》。美國較好的中學都教授時髦的法文以及拉丁文,因拉丁文是西方的“文言文”,而法文是個外交通用語言。他在大學裏肯定修了十九世紀的學術語言德文,也許也選過梵文,因梵文被視爲印歐語系的老祖宗, 若對比較宗教有興趣,想研究印度教或佛教的話,更要修梵文。他上神學院須修希伯來文、阿拉米語、和古希臘文,因基督教《聖經》本來是用這些語言寫的。 那時《聖經》已有各種中譯本,包括數種方言,1881 年各宗派感到應有一本大家可共用的語體文版本,富善受過頂尖的語言訓練,官話又講得好,便被推舉和著有《筆算數學》《代數備旨》 與《官話課本》的長老會教士狄考文 (Calvin Mateer 1836—1908)負責主持此項浩大工程。《和合本新舊約全書》1919 年終于出版,正好趕上白話文運動,對推動白話文很有功勞。
《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经25年努力接近完成时，翻译修订小组约1919年摄于北京，后中为富路德的父亲富善。Judy Boyd提供
富路德的母親莎拉(Sara)是美國中部威斯康星州一位公理會牧師的女兒,她兩個姐姐當過教員,婚後就專心顧家了,還有一個姐姐中學畢業就結了婚。莎拉則到石渡口女子學院(Rockford Seminary for Women, 是Rockford University 的前身)讀大學,不想結婚,夢想周遊歐洲各國,快畢業時聽聞教會需要一位單身女士到中國張家口向婦孺傳教,感到自己蒙了“呼喚”,求上帝給她一個征兆證實。後來辦社會福利而獲諾貝爾獎的簡 · 亞當斯(Jane Addams,1860—1935)在此校比莎拉低三班,有個同學不小心把化學品濺在身上著了火,她們兩人都在場。亞當斯手足無措,莎拉則馬上抓了床被把同學裹住滅了火,過後慶幸自己有能力隨機應變,深信這就是上帝給她的征兆。家庭富有的亞當斯本來看不起這所學校,一心想到東部的史密斯學院念醫科,無奈父親不准,經此事也作了反省,檢討自己精神渙散,應該在任何環境下都須正視現實努力上進。
1923 年,六十多歲的亞當斯環球講演到了北京時,兩位老同學曾有機會重聚。莎拉到中國的決定遭受父母反對,母親不放心她一個單身女子到沒有西方醫療設備的地方居住,父親則覺得她生性愛交際,不宜到偏遠地區,並且相信《聖經》裏《啓示錄》的預言——世界末日——快應驗了,不必多此一舉。她說服父母的信上說:
“你們反對的理由都在我預料之中。依我收自張家口的信看,那裏的人是很可親的。父親說我愛與人交往,怕我找不到談得來的朋友,那麽我應該打聽在那邊服務的傳教士究竟有什麽人,是否會和他們合得來。如果我去的原因是我在此交不到朋友,郁郁不樂,我到那邊也必定郁郁不樂。其實我在這裏很快樂......父親信上說耶稣就要來,不用傳教了,我讀了不禁失笑。他若有機會和我一起聽課,就會知道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就不會把這當爲藉口......也許你們不相信我甯願單身到這異教(heathen)國度。事實上我生性不愛依賴別人,愛獨立。男人一般都不喜歡有自己想法的女子,不喜歡受妻子挑戰,而要妻子全然信他,才感到自己是大男人;最喜歡女子需要他呵護,以他爲主,而不喜歡辯駁他的——除非他樂意讓妻子帶頭,依賴她,以她爲榮,這種情形很稀罕,我在這鎮上只見過一例......我並不討厭男人,有些男人我很敬佩,但從不覺得有任何一個與他共同生活會特別快樂。我堅信上帝造我這樣子是有旨意的。”
Heathen 常被譯爲“異教”,其實和現在“邪教”這字眼比較相近,有很重的貶義。莎拉的姐妹說她們最看不慣一些傳教士的寒伧相,她就應允她們她在中國每晚必定把頭發用夾子卷起,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
莎拉“天生我才必有用”這意念到了中國很快便受挫。來自美國中部小鎮的她,不習慣中國街道的喧囂,到處都是各種不可名狀的氣味;出門常有一大群乞丐跟著她呼叫:“洋鬼子!洋鬼子!”買東西時須討價還價,生恐被騙;而中國婦女在教堂裏唱聖詩居然是大聲喊的,對傳教士的一切非常好奇,問她爲什麽她頭發是卷的,穿什麽內衣,卻把她當爲異類,不留心聽她要傳的信息。中國人讓她贊賞的,唯有尊老的態度和穿的绫羅綢緞。唯一令她感到安慰的,是自己憑有限的醫藥知識治療了幾個中國孩子的小病痛;北京使節人員入時的裝束卻讓她羨慕不已。
我們讀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中外傳記,往往驚駭于當時的人動不動便夭折或早逝——因醫學沒有現在這麽昌明,青黴素和抗生素尚未發明,人口卻已經很稠密了,時疫常卷席而過,婦女死于流産或産褥病更是稀松平常。1879 年秋四十三歲的富善,和剛到達中國二十四歲的莎拉相遇時,已經死了兩個妻子。莎拉很漂亮,富善一見鍾情,稱她爲“公主”,說因莎拉希伯來文是公主的意思。他數月間藉故從通州到了張家口數趟,第二年春便在長城上向她求婚。她猶豫了三天答應了,寫信給摯友辯白:“你聽見消息沒有?我要結婚了。我本來沒有這念頭,然而實在情不自禁......他那麽善良,聰明,而且那麽愛我......一個衆人尊崇的男士,比我年紀大......生命充滿挫折,害他頭發胡須都白了,像個詩人,但也很實際......我不要你以爲我是爲結婚而結婚的。”
富路德（中）与其父亲富善、母亲莎拉、以及大姐葛丽丝（右立）和早逝的二姐，1903年摄。富路德的外甥孙女Judy Boyd 提供
莎拉婚後雖然多病,卻更加緊學中文,路過的“中國內地會”傳教士和中國人同吃同住讓她很慚愧,夫婦倆招待了兩位受過高深教育的瑞典人,辭行時富善對客人說:“你們轉身招待別的傳教士便算謝了我們,機會多得很。”客人說:“我們不會有自己的家的,到了一個地方,有中國人信基督,便到別的地方去。”莎拉說:“可是信基督只是個開始,教他們怎樣做基督徒是個緩慢但更重要的任務。”他們回答:“那要中國人自己去摸索了。”莎拉以前討厭《聖經》說人必須“溫柔謙卑”,現醒悟基督徒除了必須堅強外,還需要溫柔,學基督寬恕人。通州的中國信徒發起了個反纏腳的會,推選莎拉爲會長,讓她很激勵,對中國人的尊重與日俱增。那時北京城裏早已經有公理會教士辦的貝滿女中,她在通州辦了一所富善女子學校。
歷經數次流産,莎拉婚後七年終于産了個男孩,但嬰兒不到一歲便因痢疾夭折。次年生了個女兒,名爲葛麗絲(Grace Goodrich),再生了個後來因糖尿病未成年早逝的女兒,富路德是老四。
葛麗絲出生後,莎拉乳房腫痛不能餵奶,有個叫愛新覺羅.全耀東的旗人,是富善最早說服的信徒之一,說他的妻子也生了個孩子,奶很多,足夠兩個嬰兒吃,葛麗絲便吃全太太的奶。莎拉自此視全耀東一家如自己人。富路德 1923 年在北京舉行婚禮時,花童是兩個外甥女,穿起小禮服捧戒子的就是全耀東的孫子。
庚子年,富路德還不到六歲,義和團打到通州來了。富路德晚年向多蘿西娅回憶說:
春天就聽聞山東動亂。不久成千的拳民在通州郊外聚集,我們聽到團練的聲音,有時見到他們。有一天,我十一歲非常愛動物的姐姐葛麗絲,到父親教書的華北學院途中,碰到一位拳民使勁地鞭打一匹馬,便訓斥他。他大概看到這位黃發小孩說道地的中國話很驚訝,沒什麽反應。通州的傳教士決定到北京避難,請求駐紮在美國使館的海軍陸戰隊護行,得不到回應。北京公理會的梅子明(William S. Ament) 牧師毅然私自找了十五輛騾車,在通州又加了五輛,帶我們踏上運皇糧的路奔往北京。母親仍巴望海軍陸戰隊來救援,飯桌上留了一大盤父親種的新鮮草莓給他們。
我們在北京的衛理會教堂住了數天,離東交民巷使館區不遠,在這叫“半圍困”時期,照顧我的女仆人正幫我穿衣服,和我一起玩慣的通州小朋友 Donald Tewksbury 突然哭著跑來說:“快跟我到城牆上看,我們在通州的房子和學校被火燒了!“衛理會教堂沿北京內城城牆而築,我們爬上去看火燒。我雖小,但也明白這意味什麽:就是我父母親和其他人多年辛苦向美國朋友募款所營造的建築物,積累的書籍以及其他珍惜物件都付之一炬了。
外務府派人來說可護送所有的外國人安全到天津,但中國信徒必須留下,意思要我們遺棄跟隨我們逃難的男女大人小孩。我多年後才領會母親和其他傳教士那時心靈的掙紮,這些他們遠渡重洋來教導和幫助的人,怎忍心讓他們落到拳民的手裏?聽見德國公使被中國士兵殺害,大家便感到官方的話不可信,議決讓中國信徒和我們一起存亡,結果一同渡過艱難的 58 天。有一枚能量耗盡了的子彈射到我耳朵上,但仍然燙手,我捧了跑去給母親看,她緊緊地擁抱我。
父親在使館區裏的責任之一是監督屠殺性口供應肉食——主要是騾和馬。幸虧馬不少,因爲各國的使館人員都喜歡騎馬,並且常舉行障礙賽馬會。使館區被圍困前有個賽馬會剛結束,許多馬被領入使館區內,大多是蒙古小馬。父親有一次帶我坐在他膝蓋上看,一只只英俊的牲口被領上去讓一位士兵用槍擊斃。此後我吃馬肉便覺得索然無味,即使拌有咖喱和米飯。
時而子彈紛飛,大人喊我們小孩躲進禮堂,但裏面的媽媽們正在掃地,急著繼續縫沙袋,吆喝我們出去。我們跑來跑去,累了便到有草席掩護的溝裏玩。記得突圍後母親和一位來救我們的美國兵聊起來,發現他居然來自她的家鄉。又記得看見一位俄國兵見對岸有個中國農民,拿起槍瞄准了把那相信是完全無辜的人射斃。我若還不懂戰爭是什麽一回事,此刻明白了。”
當初美國公使見教士們帶了一群中國信徒進使館區時,生氣地說:“這些中國人怎麽辦?帶進來和我們一起餓死呀?”但也虧有這些中國信徒幫忙縫沙袋,搬磚頭,使館區才得以抵禦了拳民的圍攻。
各國派來的救援兵進了城到處搶劫。富善一家乘船到天津,再渡海到日本, 然後到美國住了三年,回到通州時,教堂和學校已得庚子賠款重建。沒有被殺害的中國信徒住在一條叫複興莊的地方。次年富善被聘爲協和神學院的院長,他們便搬到北京城去,此校即燕京大學神學院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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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嘉個人史”系列叢書簡介
“壹嘉个人史”是壹嘉出版新推出的一个丛书系列，专注于历史的个人记录。我们相信，历史是长河，个人是水滴，正是千万水滴的汇聚，才有了长河的奔腾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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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多的艰辛努力，在众多志愿者以及国内龙越基金会、中央电视台和多家地方电台、报纸的帮助下，李安不仅找到了大多数因培训遇难、葬在美国的民国空军家属，而且发掘出了当年民国空军赴美培训从决策到实施的完整历史脉络和经过。《寻找尘封的记忆——抗战时期民国空军赴美受训历史及空难寻秘》计划2021年6月出版,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