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严部队被堵之时，就是广大学生开心之时。当时高自联号召外地学生进京，让我想起古时各地诸侯勤王的举动。于是各地学生从全国涌向北京，这时火车进京都不要票了。全国高校都放假了，但我们当老师的虽然没事干依然还得坐在办公室，但我们谈论的也都是关于学生的事情。我当时也忍不住想去北京见证一下历史，于是就趁有一天不用去办公室报到，也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那应该是5月25或者26日。
当我到达广场时，广场上人山人海，各个学校的大旗插在不同的地方。我一路走一路看，看见了不少知道的大学，也有不少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后来看见了我们学校的大旗，我就过去报了个到，主要是想了解当天或者第二天有没有大规模的游行，我们也打算参加。但学生们告诉我没有收到通知要举行大游行，所以我们只好就在广场四周转了转，看见了传说中的飞虎队，一大群摩托呼啸而过，每个摩托后座都有一位美女。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这么多摩托聚在一起即使在首都也是不多见的。如果找个类比，也许与去年的游艇挺川游行类似。不时会有一群人围着广场转一圈，喊喊口号，通常会引起大片回响。也看见了音乐学院的学生在广场上唱歌，他们好像是定时出来表演。其实春夏之交的北京，白天太阳下很热，而到了晚上外面还很冷，长期呆在广场上对体力和精力都是考验。我看见大多数人的脸上流露疲倦的表情，最初几天挫败戒严计划的亢奋已经过去，到底会迎来什么结局没人能预料到，可以想象那些在广场上呆了很长时间的人们的茫然及疲惫。而这个时候，音乐可以让人振奋，让人复苏，感受了音乐的力量。
还有一个就是感受到市民对学生的支持，我看到了很多给学生捐款的，还有送东西的。广场那么多学生每天的消耗都是来源于市民的捐助。还有就是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都变得文明了。北京我以前也常去，总能看到北京人跟外地人吵架，但这次一例都没有看到。据说小偷为了支持学生都罢偷了，我虽然没有直接的数据，但确实在那么混乱的情况下，我没有看到任何人说东西被偷了。并且当时《人民日报》的专栏：戒严第X日的系列报道也谈到了刑事案件的大幅度下降，可以说基本上那段时间在警察失去功能的情况下，北京基本上没有刑事案件。
到了晚上，我又回到了我们学校的地盘。学生看见我还关切地劝我是不是另外找个地方，不要在广场，因为据说当天晚上可能政府会采取行动。我想既然来了怎能不在广场呆一晚上。当时香港支联会支援的帐篷还没有到，就是北京市民支援的棉被，大家都是席地而卧。到了半夜，好像又来了不少外地学生，有人直接就往我的被窝里面钻，应该是旁边高校新来的学生。我就这样平安无事地度过了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晚。
第二天白天依然在广场观看了一天，我总的感觉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除了新来的还激动一下，大多数广场上的人们表情就是疲惫而茫然地等待。大家都在等待高自联的指示，但高自联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啥。我当时就感觉很着急，似乎大家都在等待最后那个失败的到来，因为政府到那是为止没有任何要收回前言的样子。不过今天看来其实很正常，没有任何组织经验，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也没有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团队，就是一群初出茅庐的学生根本就没有能力应对这一切。而有效的行政管理是需要实践的，对于这些学生领袖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学习并从中选出合适的人选，淘汰那些不称职的人。就像一个浪头卷起一堆泥沙到了岸边，不管合适不合适，历史就永远定格于此了。而当时的知识界人士多数则在这个时候害怕被作为“背后长胡子的一小撮”被清算，虽然在道义上支持，但很少有人真正参与进去，他们还是害怕被共产党秋后算账。
在广场上我还听见了一件新鲜事：在前一天，广场上举办了一场广场婚礼，新郎新娘是南京大学学生李录和赵敏。很明显是模仿共产党人周文雍和陈铁军的刑场上的婚礼，因为当时天天晚上都有传言政府会动手镇压，所以每天晚上的广场都有点像刑场，在等待政府的镇压。李录后来出了名，是21名被通缉学生领袖中唯一的非北京高校学生，也是64后立即到了国外的个别学生领袖之一。我后来才知道李录是当时外高联的主要负责人，应该是天安门广场后期的主要负责人。
我从广场回去后，感觉应该做点什么支持北京，因为我认识到如果没有外面的支持，北京早晚会沦陷。我就去了我校的学生自治联合会想与他们商量如何组织学生去工厂煽动工人罢工，因为我们那里是华北重要的工业城市，如果能够组织大规模的罢工，应该还是对政府有很大压力的。但可惜的是所谓的学自联基本上就是个空壳，只有几个低年级学生留守学校。当时学校已经放假，多数学生已经回家了，还有一部分在广场，没有能力在当地采取任何行动。我除了看着事情一步步演变，却没有能力阻止。只是我没有想到事情的最后结局是如此惨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