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女性与文学艺术
从不同的出处我们都可以见到丝绸之路上的女性在文艺方面的创造力，特别在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方面。在壁画和雕塑上我们看到女性弹奏各种乐器，如琵琶，竖琴，箜篌，笛子等。她们的舞蹈也是多样化的。丝绸之路上有些国家是以舞蹈出名的。因此它们的舞姬自然也遍布路上，甚至流入长安。在不少盛唐诗人的作品里都提及胡姬的舞蹈。尽管这些画上的形象是天女而不是真实的人物，艺术家一定是以生活中的人物为模型的。丝绸之路上有众多的娱乐场所，其中必然要有乐舞伎。正因为艺术家观察这些乐舞伎，捕获了她们的音容笑貌和舞姿，他们才能创造出一批最为生动鲜活的形象。既然丝绸之路上有如此之多的乐舞伎彼此竞争，当然必须要有层出不穷的新作品，因此就不难想像她们可能会自己作曲填词或者编舞。
以下是壁画中的乐舞者丰富的形象中几个特别生动的例子。
吹海螺的乐者
丝巾舞
印度舞
舞者轻盈的舞姿，好像就要飞出画面。
反手弹琵琶的表演。这是敦煌壁画中很有名气的作品。不但让我们看到她反弹琵琶的技艺，而且反映了她以脚趾打拍子的生动画面。
唐诗中常常提及的胡旋舞。注意伴奏的乐队十分庞大而且包括不同民族的乐人。
文学是能够感到一个社会的律动的另一途径。在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卷子有一种名为“变文”的文体。在这种文体中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民间文学的作品。有些变文是寺院里说唱的蓝本，它们也是民间文学的沃土；反映了与中国主导的士大夫阶层文化不同的观点。而且在它们的刻画之下，女性以各种不同的角色出现。
起初，变文是和佛教有关的，比如从经文的故事引申出来或与佛教人物有关的故事。目连救母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个故事里目连的母亲被刻画成一个贪婪残忍的女人，而她的儿子却是一个虔诚佛教徒。当他得知母亲在地狱为了她的罪孽受尽煎熬，他恳求佛祖宽恕她。为了偿还母亲的罪孽，他亲自下地狱去积善，作为她的救赎。故事详细描述罪恶的灵魂所要忍受的各种可怕的刑罚。由于目连的牺牲精神和所积的善事，他的母亲最终被救出地狱。这个故事的女性角色，目连的母亲，被描绘成最反面的角色而目连却是以最正面的手法刻画的。这篇变文清楚地反映了佛教的厌女观点。
然而，为了让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人中间传播，这些故事必须要包含一些适合中国人的内容。因此，与佛教思想没有抵触的中国故事就被修改而为佛教所用。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帝舜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聚焦于舜的孝心，是与创造了目连救母故事的佛教思想相融的。即使舜的父亲和后母几次企图杀害他，舜仍然一贯孝顺，直至他们为他的孝心所感动而接受他。在变文中，舜不断须要他的两个妻子，娥皇和女英，提醒他，替他出主意。她们似乎比他有见识，而且由于她们的先见，一次次把他从必死的境地救出来。这里，这两位女性，虽然对丈夫很忠贞，却是聪明而有办法的。相形之下，舜除了对邪恶的父母恪守愚孝以外，并无其他长处。这两面刻画的显著不同是不容忽视的。
不过变文中也可找到佛教对女性的偏见较为淡化的作品。这篇题为《丑女缘起》的变文，是关于一个丑陋的女子的故事。故事中的丑女是波斯王的女儿，她丑陋异常，她的父亲引以为耻，不想别人见到她。他把她藏在别宫，不准她出来见人。她听闻佛祖的无量慈悲后，就诚心向佛。由于她做为佛教徒的决心，她变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而且使得父亲为她而感到骄傲。虽然这个故事宣教的意味十分浓厚，但给予一个可怜被拒于社会之外的女人一线希望。承诺她通过虔诚的信仰和善行就可以得到救赎。而且更重要的是丑女是为她自己的救赎去寻找解救的办法，并尽了一己之力而得到救赎的。这个故事是来自佛经的，目的在于说明佛教的教义，但是本也可以通过一个男性的类似故事而说明，然而却选择了一个女性做为主角。作者是否蓄意要面向女性听众/读者呢？可能说唱是直达女性的最佳手段，因为女性大多是文盲，她们往往要通过说唱来了解宗教的教义。换言之，这种以女性为主角的做法，反映出女性对宣扬佛教的人是很重要的。
除了变文，敦煌还有一些“俗赋”是以非宗教的事情为主题的。这些俗赋没有著者的名字，似乎没有文人赋典雅的词藻。其中一篇女性占重要的位置。这便是《韩朋赋》，是关于韩朋和他的妻子贞夫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贞夫被国王抢去，她寄信给韩朋表示自己要为他们的爱情而舍身，韩朋接到信以后便自杀了。当贞夫登上国王的高台时，她一跃而下。旁边的侍女想拉住她的衣服，但她事先用醋泡过，所以一拉就断。夫妇死后化为两株连理树，国王愤怒地命令把树斩掉，又化为一对雌雄鸟儿，回旋飞舞在原地的天空。这个故事有多个更早的版本，而这篇赋据最初的一个简单的故事，经过多个逐渐复杂化的版本，最后更添加了很多细节，发展为一篇长赋。在这个版本中韩朋只不过是一个懦弱的男人，相形之下他的妻子贞夫表现出智慧与不屈不挠的光芒，更值得一提的是，她果断地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捏在自己手中。
这些民间说唱中的女性角色大多是正面的是否只是凑巧呢？目连的母亲诚然是一个极为反面的角色，但是舜的两个夫人娥皇和女英、丑女、和韩朋的妻子贞夫都是正面的人物，以现在的话说，就是充满正能量。不仅如此，与这些故事的男性比较起来，她们的形象更为优秀。我们在中国很多民间文学中都看到过这种现象：女性的形象是强大的，表现出独立与能动的特性。
研究女性的自我形象最好莫过于查看文学作品。在敦煌的卷子中有相当大一批无名的诗词，如果不是女性所写，也是以女性的声音而写的，作品都以闺怨相思为主要内容，有些曲子词透露出自女性之手的明显端倪。我曾为文用内容与文学的分析手段讨论《云谣集》的这一可能。我通过其反映女性的观点和聚焦来考察它的主题和风格。虽然我没有能够得到肯定的结论，但至少为其中有一些词可能是女性作者走出了第一步。在另一篇文章里，我从历史和文体发展的角度同样地阐述女性作者的可能性。，《云谣集》是一个曲子词的词集，是为某些曲谱填的歌词。除了《云谣集》以外，卷子中还保留了很多主题和内容与之类似的曲子词。这些曲谱，也就是后世所谓的词牌是唐玄宗时代就有的。唐玄宗不但本人是音乐家，带动当时音乐蓬勃的发展。他还设立了梨园训练音乐人才并制定曲谱。但是安史之乱以后，这些宫中以及梨园的乐人不幸散落在民间，把高超的音乐技能散布到全国各地，甚至边陲之地如敦煌，成为秦楼楚馆的乐伎。作词的人如果是从这批人里面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我们知道丝绸之路上真正出现过一位女诗人，她便是宋家娘子。敦煌卷子中有她的作品八首。我们对她的了解限于从诗中透露的信息。根据这些诗的内容，她是跟随所爱的人来到西北边陲，但他死后她流离失所，生活困窘，她的诗见于《全唐诗》，另有五首是在敦煌卷子中发现的。《闺情为落殊蕃陈上相知人》(五首)中所抒发的凄凉景况，与那些不记名的曲子词所表现的闺怨比起来，更是真切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