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比较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的秦邦宪又名博古，留学苏联回中国的博古在会上提出总结湘江战败之事。张闻天与周恩来主张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博古服从多数，同意议题改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17日的会议，博古同意张闻天起草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军事领导三人小组，由朱德与周恩来任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定的负责人等。
2月5日，周恩来找博古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博古立即交出了相关印章，同时提出要他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潘汉年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批准。
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确实是一个颇具“霸气”的人物，在政治、军事谋略等大问题上，他更是自信十足、坚持己见，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能高瞻远瞩，甚至力排众议，发出振聋发聩之声。
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颇有微词时，他大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当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却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许多人苦闷、动摇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他敢于违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命令。德军侵入苏联后，斯大林唯恐日军夹击，要求中共主动发起对日军的攻击以形成牵制，而毛泽东就是不出兵。
对中共党史深有研究的学者杨奎松慨叹：“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领袖换成陈独秀、王明，哪怕是张闻天、刘少奇，它也还是很难走到它的1949年。”
1949年8月，美国政府发表敌视中国人民的白皮书。毛泽东接连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痛斥美国在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对美国封锁新中国的企图，毛泽东掷地有声地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方面派遣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一方面组成“联合国军”参与朝鲜战争，并将侵略战火烧到了我国边境。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作战。
当时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毛泽东为何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他说：“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蒋介石给他安排做了军统研究室主任，在戴笠手下做事，风风光光一阵后，很快就被冷落了。落寞之余，不免大发感慨。据沈醉回忆：张国焘有次对他说：“我要是过去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会是第三第二了。”张国焘说自己不够泼辣，确切地讲，是嫌自己不够独断，尤其是在与人发生冲突、受到外界压力时不能坚持己见。在回忆录中，他也多次对这一性格表示不满。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张国焘曾反对中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这样会使中共丧失独立性，而且会让那些老国民党员感到共产党人去抢位子，势必导致国共交恶。在他看来，国共合作的方式应当是“两党联合”，“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也可以让国民党为大股东，中共为小股东。任何一种形式均可避免两党党员在党内争夺地位和权势”。但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压力下，他屈服了，最后还出席了国民党一大。
又如，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失败后，他带领红四军进入川北，打算抛弃过去的苏维埃政策，建立“四川人民政府”。他认为苏维埃政策是失败的，政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但中央来电严令不得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要求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时，他又屈服了。但他心中却愤愤难平，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政策。”由此他感叹道：“我之所以不能改变中共错误政策，原因甚多，其中一点是我不够泼辣之故。”张国焘缺少一种“一意孤行”的泼辣劲儿。他不仅不敢违抗共产国际的命令，甚至对与自己积怨颇深的王明也俯首帖耳。
这就不难理解，张国焘在1924年被北京政府抓捕后会变节，供出李大钊等党内同志的名单。同样也不难理解，在投降国民党后，张国焘竟然会接受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的安排。其委曲求全至此，岂偶然哉？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最直接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很害怕。
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你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当然，“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于是，他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王明对他的评价则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逃离延安了。应该说，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王明断言其虽不是托派却也是帮凶，则是促使张国焘出走的直接原因。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做了大量的挽救工作，在武汉张国焘住的旅馆里，周恩来对其彻夜劝说，但张国焘去意已定，最后他提出见在武汉的蒋介石。1938年4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陪同张国焘一起过江到武昌去见蒋介石。
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后，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立即对他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接着，张国焘向蒋介石汇报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情况，一来事先没有准备，二来他并不是为汇报工作而来，所以语无伦次。蒋介石见到这种场面，也不便多说什么。回到办事处，周恩来严肃批评了张国焘对蒋介石谈话时奴颜婢膝的态度。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给全体学生作报告时，说：“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他资格老，过去做过工人运动。我们讲仁义道德，还让他做边区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说割掉了，实际上穿起长袍子，尾巴藏在里面。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
5月7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期学员毕业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到了张国焘的问题：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小差”，现在在组织上也“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历史上不“左”就右。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右倾。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主张到西藏去建立根据地。以后，又另立“中央”。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西安事变后，他半夜敲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毛泽东用手比画着在脖子上一割）处以极刑。
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块鸡骨头，食之无肉，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张国焘没有看到。张国焘在革命的道路上从头到尾是机会主义，沿途开小差。他最后勉励学员：“我今天讲的是坚定革命的旗帜，就作为对同志们远行的礼物。每个同志出去要记住，坚决奋斗，不怕困难、不开小差，不学张国焘。”
张国焘的悲剧，多少与他的“不够泼辣”有关。不够泼辣，意味着性格中存在软弱的成分，在关键时刻往往缺乏血性，缺乏一种宁为玉碎的精神。也正因如此，张国焘在党内一直被他的政敌斥为“老牌的机会主义“。若以能够坚持己见、抵制外来压力而论，张国焘的确不如毛泽东“泼辣”。历史人物的性格，颇值玩味。因为它所影响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浮沉，而且往往关系到历史的大事因缘。
1921年7月23日晚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会议共由13名国内代表，代表了全国50余名党员。13名代表中李达脱党。李汉俊宣布退党。张国焘投奔国民党，随即被开除中共党籍。刘仁静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后被开除党籍。何叔衡1935年2月24日阵亡于福建长汀。陈潭秋被盛世才秘密逮捕，1943年9月27日深夜被秘密杀害于迪化。王尽美1925年7月1日病逝于青岛。邓恩铭1931年4月5日被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陈公博退党后加入中国国民党，1938年随汪精卫投靠日本，抗战结束后逃往日本，1945年10月被民国政府引渡回国，1946年4月以汉奸罪被判处死刑，6月3日被枪决于苏州。周佛海退出中国共产党投靠蒋介石。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精卫投靠日本，抗战胜利后被逮捕，初审判处死刑，后特赦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包惠僧退出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1979年7月2日逝世于北京。董必武1904年考中秀才，之后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在湖北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会后回到湖北开展党务工作。中共五大后前往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抵达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之后参加长征。1937年起先后在武汉和重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前往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家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1975年4月2日因肝癌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曾参加辛亥革命的新军，1918年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在湖南创建早期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国共合作期间从事农民运动工作，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八七会议上提出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之后领导秋收起义，并先后主持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工作，期间一度被王明排斥出中共中央。后随红军长征至陕北，途中于遵义重新取得中共中央领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1976年9月9日于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