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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妹妹再三央求下，时隔一年半终于走进电影院。州里已经取消了口罩强制令，影院里大多数人都没有戴口罩，一场电影看得人忐忑不安，不由得又想起小时候的露天电影，要是现在还有汽车影院，或许大家会安心很多。
孩子们是继承了我爱看电影的基因的，而我爱电影的基因应该是来自爷爷。
小的时候，县城里有一座人民电影院，也是全县唯一的电影院。看电影是要花钱买票的，不过小孩子不用。在姨妈家住的时候，我没有朋友，电影院是我最爱去的地方，每次都是一个人坐在第一排，一部《洪湖赤卫队》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我还总是纳闷，为什么那么好的座位从来都没有人坐。当有人谈到电影里的“马团长”时，我会暗暗地想，我看过这电影，可是那个团长好像姓冯。现在想来，好像那时候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白天去哪里了？安不安全？
那时候的乡下是没有电影院的，各个公社各个大队轮流放映，我们大队就在小学的土操场放，不用买票。不记得是多久会放一次，有电影的日子，大队会在各家各户装的喇叭里通知，奶奶家的喇叭就装在堂屋门框内侧的上面。学校在放学的时候也会通知各班晚上看电影。每当这个时候，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总会感觉我的心跳得要飞出去了，脚也跟着跳，一路飞回家，催着奶奶赶紧做晚饭。有心的同学还会注意看电影队什么时候会到，他们会用箩筐挑着胶片盒和放映机过来，还有一个好像不太大的发电机。等放映队的人把大幕布挂起来、放映机摆好，马上就有人提着凳子开始占座位了，不大的操场很快就会热闹起来，呼儿唤女的，邀朋引友的。看电影最好的座位是在放映机前面一些，不能太近，太近会听到放映机转的声音。没有小板凳，准备坐在地上的人会坐在靠银幕近一些的地方。要是来晚了，那就只能坐到放映机的后方了，太靠后就会离发电机很近，会很吵。最差的时候，那就只能坐在银幕的背面去看，画面很清楚，就是人和字幕是反的。电影队一般是一晚一个地方在临近的几个公社放映。但有时也会一晚上赶两个地方，第一场在天还大亮的时候就开始了，银幕上的人影影绰绰、模模糊糊的，终于等到天黑能看清了，电影也放完了。下一个大队的几个壮小伙早已迫不及待地要拆幕布了。要是轮到第二场放映，全村男女老少就会一直在土操场等，小孩子经常是电影还没开始就睡着了，爹妈们常常会为了谁带孩子回家睡觉而争吵，最后谁也不想错过电影，孩子就在爹妈的腿上、怀里睡。当妈会向周围的人埋怨，平时在家半夜都不睡，操场这么吵，他到睡得香。爷爷经常会提着板凳跟着放映队走，一部电影看很多遍，有时候看完电影回到家已经半夜过了。
长大以后到北方的大城市生活。那是一个并不大文科学院，教学区和家属区在一个院子，院子里每个月都会放电影，基本都在礼堂外面的篮球场，偶尔下雨会在大礼堂里面。整个大院算上学生、老师和家属，也没有多少人，不需要早早地占座位，更不会有人呼儿唤女大声吆喝。放映室在礼堂的二楼，也不需要室外发电机，看电影的人都是安安静静地，偶尔有小孩子叫，家长也会很快安抚下来。但也总有几个在院子里干活的民工在最前面席地而坐，大声地用方言聊天。夏天的时候他们还会脱掉上衣光膀子坐着看电影。我在院子里并没有朋友，吃过晚饭有时和父母一起提上凳子去看，有时候一个人去，也有时候既觉得无趣又有些不甘，便站在阳台上听着声音看着半个银幕打发时间。三年高中平平淡淡地度过，父母从不曾为我的学习焦虑，而我则是规规矩矩地度过每一天。最终因为数学成绩偏低，没能去北京而继续留在院子里上学。四年里除了一个人看露天电影，也会一个人看系里每学期都放映的《简爱》。偶尔会希望有一个罗切斯特先生出现在自己面前，成熟稳重，而我一定会鼓起勇气告诉他我爱他且与他平等。几十年过去，看过很多版本的电影和电视剧，可我至今仍认为70版的《简爱》才是最符合自己心目中的期待的。或许正是因为那个版本的简爱不美，而罗切斯特年纪大。
四年大学依旧在平平淡淡、规规矩矩中度过，然后如父母所愿，去了另一所理科学院做老师。终于离开家庭住进集体宿舍，宿舍楼的旁边便是附属小学，小学的操场也是每个月放电影的地方。住进单身楼的第一周还没正式开学便碰上放电影，于是很兴奋地提上凳子去体验一下作为老师看电影地感觉。操场人很多，比自己生活的院子里的电影场要嘈杂得多，最让人吃惊地是前面有很多排席地而坐、甚至光膀子地民工大声说笑。直到电影结束，那些人站起来，我才发现他们竟是学校的学生，很多人还带着眼镜。而这些人高马大、光膀子看露天电影的读书人在我工作的前两年没少给我难堪。
上大学的时候，有时候周末会拿着父亲的门卡去出国人员培训部看录像，看到美国人在汽车里看电影，觉得好浪漫。只是等自己真的到了美国，汽车影院已经没有了。和妹妹聊起这些话题，妹妹也是充满好奇和向往。
不过在小镇生活的我们也有另一种浪漫，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从未错过任何一部上映的动画片，而且经常是我带着哥哥和妹妹三个人的包场电影，只花了三个人的票价。所以孩子们爱看电影除了遗传基因，应该还有我的长期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