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1 后工业化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体制
后工业化时代，传统社会解体，文化观念多元，社会结构趋向扁平，传统家庭功能消解萎缩，需要相应的社会功能弥补相应的家庭功能。过去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个体只有抱团组成紧密的群体才能生存，家庭就是维护生存最基本的手段，也成为基本的社会组织。个体的繁衍生存依靠家庭，维护生命的延续与养老都是家庭基本职能，也由此产生与此相应的社会伦理道德，家庭的生存与照顾老弱病残成为社会个体自身的责任。现代社会生产力与科技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富足，社会大众靠自我个体能力也能在社会中自立生存，旧有的社会基层细胞或家庭不再是社会个体生存或生活的必要手段，旧有的社会基层细胞组织对社会个体失去组织与保护功能，而现代社会文化与思想也鼓励社会个体以自我意愿追求个体成就与幸福，这也必然带来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改变。后工业化的社会将是一个碎片化与扁平的社会，许多过去属于社会个体与家庭的职责，如生育与养老，由于家庭与社会基层的瓦解或萎缩使相应的个体职能变弱，或社会个体不再意愿承担相应的社会家庭职能，这些都将成为社会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比如社会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减少，个体的健康与养老等社会问题，这些过去属于家庭的责任都成为社会需要承担的责任。表面是社会进步带来的变化，却其实也是是社会物质生产进步带来的消极后果，追求个体自由与幸福的社会个体将部分个体责任推向社会，这就是自由民主价值鼓励下，个体享乐意识的膨胀，追求个体幸福与成就的现实必然结果。这是社会生产进步必然带来的社会变化，自由权力属于每个社会个体，属于自己，而责任则属于社会，民主或民粹则是捍卫这种极端自由与权力的手段。
社会个体追求自由与幸福将过去属于个体的责任推向社会，这是社会生产与物质丰富带来的必然现象，政府社会责任的增加是未来社会发展或后工业化社会的必然结果。社会责任的增加也应该是社会权力的增加，即是社会管理者政府权力的增加。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而言，无疑就形成了一种悖论，这就是西方社会普遍遭遇的问题，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要求小政府，而个体追求自由将个体原有责任推向社会，政府就是社会的管理者，增加的社会责任需要大政府，小政府就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用小政府管理日益增多增大的社会或社会责任，这无异于缘木求鱼，这也是西方社会民主体制最终造成社会治理低效的一个原因。大政府违背自由民主价值，而小政府又力有不逮。后工业化社会即是一个社会个体自由度高，也即是个体应负的社会责任尽可能小，这就必然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大政府来管理与负责社会个体不再愿意承担的的社会责任，否则社会难于正常运作或无于维系。而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基因与文化价值，对个体自由的内涵也有不同于西方文化思想的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大众意识并不排斥一个能服务于社会的强有力的大政府，而大政府需要大一统政治集团的基础，强大与稳定的社会领导集团是社会管理与稳定性的基础。大一统的政治集团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也契合中国的现实，契合未来的中国社会，这就是中国大一统社会精英集团的社会现实与文化基础。这是西方社会难于比拟的中华文化优势。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社会物质生产而言，并无本质不同，都是资本生产。不同在于社会资本的所有制不同，以旧有的意识形态理论，资本所有制的不同带来社会生产本质的不同，以及分配的差异与社会贫富不均，以此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私有资本与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根本与基础，而公有资本消灭社会剥削与不平等，这些仅是意识形态理论的表述。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资本的所有制已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这两种社会体制都包含私有与国有的企业，仅有比例的不同，没有社会生产本质的不同，公有是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手段，私营企业则是活跃经济与市场不可或缺，这两种社会体制都共同面对同样的社会问题，即社会分配与贫富差距，以及社会经济危机。而社会经济危机是未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摆脱过去僵硬的计划经济教条的社会主义体制，比资本主义体制具有更多更强有力的社会管理手段，也必然更好地达到社会的分配公平与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以及减缓经济危机的冲击。
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的理解已超越旧有意识形态的教条，全社会全民利益的体现就是政府始终如一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具体表现就是追求社会全体的最大利益，并达到所有社会个体的最大利益，社会主义就是最有效与有力的手段，强有力的政府不仅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基础，更是最卓越的社会软实力，契合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浪潮。
11.22 集体主义 中华人文优秀基因
团结协商服从合作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与自由民主强调个人价值的所谓普世价值，并最终走向的民粹的极端个人优先，不仅不契合，甚至存在矛盾。自由民主价值的社会实践，随着社会的发展由精英群体的民主最终走向大众民主或民粹民主，是社会民主发展的必然，民主体制的效率与社会治理成效，已使民主体制遭遇诟病与质疑，至少自由民主价值已不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时那样成为不容置疑的普世价值。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是统一与分裂交互的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历史周期性兴替，无论分还是合都是中华文化在特定社会环境的表现与文化必然。分是中枢权威堕落，社会治理能力的丧失与社会失序，结果带来战乱，社会生产遭受破坏，大批人口的灭绝，合带来恢复与盛世，合的背后是强大武力为手段的强力统合。从许多方面而言，中国的大一统及传统文化与自由民主文化思想价值不仅不契合，甚至存在先天的矛盾与对抗，代表自由民主价值的民主体制在中国的施行，必然带来社会文化，群体，以及地区的利益冲突。如前所述，民主体制带来地区政治力量崛起必然挑战中央权威，也必然带来不同民族分裂势力的崛起，民主体制也必然造成中央政府权威的衰落，而境外政治势力以政治经济各种力量进行压迫，中央政府不得以强力压迫地区政治势力，命运必定有如同苏联民主改革的翻版，最终使中国步上苏联的解体之路，中国也与苏联一样成为历史名词。毫无疑问，撇开民主体制不同党派相互斗争带来的失序与无效，民主体制造成各种社会及民族政治势力的崛起，是大中国无法跨越的陷阱，而分裂的中国从根本上并不符合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各民族人民的最大利益。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及众多民族组成的古老大国，大一统就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文化基础，这种源自于农耕文化的互助协作，进而扩展为大一统的国家与文化传统，本质就是家庭家族利益总是第一位的，同时兼顾群体与社会的共同利益。历史上群体与社会是抵御外敌的共同屏障，是家庭与社会个体共同利益的根本，现代社会它仍然是社会大众追求最大利益的最佳手段，这是群体与社会的本质决定的，维护这个根本是每个社会个体的责任。这就意味着服从权威与群体秩序仍然是社会人伦的基本道德，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对现代社会进步有着奠基的作用，然而极端的自由民主价值追求已将社会引向歧途。群体与群体秩序，以及群体权威在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中具有重要位置与文化价值，在本质上极端自由民主与中华文化的服从与合作存在根本的矛盾。集体主义是中华文化最根本最优秀的文化基因与根本，根本是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根，农耕，家庭，协作，群体，以此为基础成就大一统的中华社会与几千年的文化传承。
大一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珍贵的文化基因。有过这样一个故事，某知名学者曾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为中国的科技发展与登月感到欣慰，而对方很不屑一顾，回曰，‘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从话的原意看，中国只是占了体量的好处，没什么大不了。然而换一个视角，就可以得出另外一种视角的结论。以瑞典的人口体量与中国的比例，瑞典不送五百人到月球，也应该送一个或两个人去月球，然而没有，也许瑞典根本没有所谓登月计划，所在欧盟大家庭也不会有这样的计划。这就是天生一家子与结成一家子的不同，天生一家是文化与历史基因的血缘传承，合成一家是现实利益的捏合，随时会因利益而散伙，英国脱欧就是最好例证。科技知识可以开发与学习，而文化是难于跨越的，甚至是无法跨越的，这就是欧盟危机重重的原因。全球化就是一个人类统合的过程，国族小社会组合为区域大社会，最终是全球大社会的过程，也是追求各自最大利益的过程，区域统合成功者占据最有利位置，中国大一统的民族文化及形成的大市场使中国在全球化进程占有强有力的位置，这也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给中华民族在新世纪新时代最佳的礼物。也许在中国人登月归来之日，欧盟还在为成员国彼此责任与利益分配而争吵，甚至欧盟已不复存在，对中国体量的揶揄也成为西方聊以自慰的最佳理由。大一统是中华文化复兴最根本的物质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须臾离弃，最宝贵的传统文化基因。大国本身就是红利，既是天生地造，也是中华民族祖祖辈辈血泪凝成的红利。
11.23 中国 走自己的路
一百年前为了凝聚力量救亡图存，中国革命者选择了一条以暴抗暴的革命之路，走俄国人的路成为理想与目标。俄国人的路也许是一条成功的革命抗暴之路，却不是建设新中国与民族复兴之路。而西方的自由民主之路，不论是西方发达社会还是非西方社会都遭遇了困难，西方社会的低效与民粹横行泛滥，非西方社会的无序动荡甚至国家崩解，苏联就是前车之鉴，自由民主之路对中国而言不仅是充满不确定因素之路，甚至是危险之路。中国人必须走自己的路是以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作为基本准则，而不是意识形态思想价值作为准则。自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选择，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价值过于强调生命后天社会物质文化环境形成的社会思想意识或精神价值，忽略甚至漠视生命先天物质利益的本质，这就是自由民主价值或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遭遇现实困境的根本原因。中国应该走出意识形态的禁锢，以中华文化健康宝贵资产为社会基础，即集体主义的价值，以追求中华民族最大利益为原则，借鉴学习吸取西方先进文化思想，走一条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经济发展及民族复兴之路。
80年前，蒋廷黻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80年过去了，中华民族走过无数曲折险阻，艰辛困苦，对于蒋廷黻的疑问，历史已给出回答。而对于走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我们所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问题，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就是前面所提三种道路的选择。
一种可能是，仅以政府职能部门相应调整，回应社会经济生产的变化，而不是意识形态思想意识与体制的调整，即老祖宗的哲学，墨守成规，社会思想本质上以不变应万变，以中国的社会文化习性与历史，这是最有可能的选择，也是可以持续的，然而成就的是一个新土豪，也不会是真正的民族文化的复兴，人类历史从来就不存在没有新思想的文化复兴。
另一种可能是接受所谓普世价值，走西方民主之路，即使成功过渡，也是一个民粹主导与低效治理的社会，西方社会就是例子，而最可能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走向碎片化，内战与国家解体，成为二十一世纪解体的苏联，中国绝不再有统一的机会，中国从此成为历史。
自由民主不仅本身有陷入民粹的问题，也是中国无法跨越的陷阱。然而平实而论，权力受大众监督，社会管理与利益分配公开透明，无疑是社会文明现代性最根本的基础与标识，其中也体现了对人，这个社会最基本元素的承认与尊重。实现所谓最后的人，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与轮流执政所能最终达到的，对人的承认与尊重，这就是《终结》一书的底气所在。然而存在最后的人吗？这也许是西方文化意识形态思想观念遮蔽下的概念游戏，后工业化之前的社会文化与思想，由于地理因素造成的国家族群与文化的差异，造成文化的高度同质性，如今站在后工业化或轴心时代以来历史巨变的关卡，全球化发展带来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多元与共处，最后的人还有意义吗。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与历史，可以凭自身的文化与思想走出自己的路，做到社会管理透明公开，民意的监督，而不仅是权力体系的自我监督，来自体制外的民意监督提高社会彼此的信任，精英决策民意监督是中国可能走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一种可能的避开自由民主带来的社会碎片化与混乱，即能达成现代社会公开透明的原则，也能实现高效治理的目的，这也应该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与目标。
理想的中国应该是一个体现追求生命本质的社会，追求社会全体与所有个体最大利益的社会，这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包括对人的承认与尊重。这个社会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就是大一统的中国与政治集团的领导，大一统的政治集团是大一统的保证，以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路，精英决策民意监督，是保障社会公平公正与平等的手段，最大利益的保证，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回归，吸收消化西方文化思想，打破一切意识形态思想框框，做到真正的自由思想。为思想自由提供广阔的空间，而新思想是未来社会的航标与灯塔，思想的的解放，自由的思想是新思想也中华文化复兴的最根本的文化思想基础。二十一世纪是近代三百年也是轴心时代以来三千年之关口，一个需要思想引领的时代，不仅是一个思想者的时代，更是思想工程师的时代，思想细化具体化，可执行化的时代。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新生的民族。古老是因为有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与历史，新生则是由于救亡图存，对旧传统文化思想的革命与对近代西方思想的吸收，时代兴替带来几十年的战乱，以及频繁社会政治运动，不仅使旧有的物质文化遗产遭受摧残，也将旧文化思想累累推上历史的断头台。革命激情几乎斩断所有与旧文化的瓜葛纽带，摧毁了旧的文化秩序，却并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新世界，中国也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使中华民族站上新的历史台阶，在新台阶之上，应该更加全面公正与客观对待我们自身的历史文化遗产与思想，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近代积弱的根源，也是华夏神州组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以共同面对危机的粘合剂，传统文化思想也必然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共同基础，集体主义价值就是中华民族面向未来最宝贵的资产。对西方优秀文化思想的吸取，是中华民族走向近代现代化的思想基础，任何思想都有其社会环境基础的历史极限，走出意识形态思想的时代环境禁锢是创造社会新思想的基础。对旧传统文化思想的革命无疑在许多方面斩断旧文化的脐带，造成社会传统思想的断层，在许多方面也造就一个思想上无所禁忌，没有传统思想包袱的，崭新的年轻的民族，一个没有思想禁忌的民族，就是一个新生的民族，一个八九点钟的太阳将冉冉上升在世界的东方。
中华，愿你长成参天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