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从教科书上知道的有多少的谎言？
无系之舟，2021。10。5
这里推荐一篇划时代的好文章！我们自小的教育，将农民起义说成中国历史的推动力，这真是当权者自欺欺人的“理论”，众多的“学者”一代又一代，几乎毫无例外地复制这种“理论”，至少40，50，60及之后的一代又一代中国的学生，一代代地被这样教育。即使对原地打转三千年的历史有过疑问，但却无没有深思。虽然1911-1949年有了变化，但又很快地回到原有的模式。
作者用很有逻辑，很有思考的方式向我们横向，纵向地分析论述了我们曾在教科书中熟知的内容，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文章简明，生动，朴实，易懂。
今天把这篇文章原原本本的转载在这里，也许对喜欢历史，喜欢思考的朋友们是一个大餐，希望大家读得有收获！
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农民起义，但地主不背这个锅
东亚红书房 2021。9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农民起义是一个不断出现的现象，“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是我们脑海里的一条经典历史规律。所以，很多人觉得，农民起义是一个世界史普遍现象。
但实际上，中国的农民起义，在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现象。
1．独特的农民起义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其次数之频繁、程度之剧烈，全球无二。
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全国性农民起义，而且这些起义都以推翻政权为目标。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的绿林军、东汉的黄巾起义、隋朝的瓦岗寨、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的梁山泊和方腊、元朝的红巾起义，然后就是明朝的李自成和清朝的太平天国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农民起义，动辄百万之众，他们基本上把原来的社会结构破坏得很彻底，所到之处，如同大帝出征寸草不生。
除了这些王朝衰败期的大型起义外，王朝统治稳定时期的中小型起义更是不断，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
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最高峰为宋朝，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 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
古代中国的专制最高峰为清朝，《清实录》记载的农民起义超过300次，平均每年一次多。
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从明初开始就起义不断，总共爆发100多次，其中王朝中期1510年的刘六刘七起义，持续3年，席卷好几个省份。
可以说，农民起义陪伴着王朝一生。但是，世界其他地区不是这样的。
西欧直到公元8世纪才有农民起义的记载，从8世纪到16世纪的800年间，西欧数得上的农民起义不超过8次，而且这些农民起义没有一个以推翻政权为目的，西欧没有一个王朝是民众起义推翻的，这些起义更像是社会抗议，而不是造反。
中东和印度，极少看到农民起义的记载，日本也是。
俄国发生过较多次数的农民起义，并且有些以推翻政权为目标，但一方面这些农民起义集中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的18世纪和19世纪，总体次数远不及中国，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发生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
所以，动不动就要来一场起义，还总想着“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种频繁而剧烈的农民造反，全球只有中国存在。
2．地主不背锅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频繁剧烈的农民起义，历来有诸多解释。但最常见的理由，是土地兼并。
王朝建立之初，推倒重来，重新分配土地，有了土地的农民就会过好点；到了王朝中后期，地主侵占农民土地，导致“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王朝末期，这些地主拼命压榨农民，农民走投无路，只好揭竿而起。
这就很多人根深蒂固的看法。就连教科书也一再强调“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促使部分地调整生产关系”。
总之，都是地主的错。
但是，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已经比较好地推翻了这个观点。
秦晖一直进行农民学研究，他对关中地区仔细分析后，发现自隋唐以后，“关中无地主”，也就是说，关中的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自耕农手里。而且，秦晖在《关于传统租佃若干问题的商榷》中总结道，古代中国的自耕农一直占有较大比重，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的土地分配比较公平，好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传统与现代国家。
因此，秦晖认为，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通史》在分析清朝时，也是这种看法，在整个清朝时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并不存在。
张宏杰在《简明中国史》直截了当地指出，“古代中国的土地分配一直较为公平”在近年来基本成为学术界共识。
从逻辑上讲，如果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就意味着剩余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在王朝后期应该是越来越贵。但事实上，王朝后期的土地价格往往越来越便宜。因为很多农民已经把土地当成一个负担，想白送人都没人要。
“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为祸”, "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 "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两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
所以，大规模流寇主要爆发在自耕农为主、租佃率较低的地区。比如明朝，北方以自耕农为主，南方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较多，但明朝的农民起义集中在北方，南方极少。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王朝后期，田园荒芜十分普遍。如果农民的土地是被迫夺走的，那么他们完全可以来种植这些荒田，但现实是，他们宁愿逃亡饿肚子也不愿意留下来种地。
1627年，明朝官员吴应箕路过河南真阳，所到之处，都是荒芜之田，长满了茅草，他问当地人为什么不耕种，几个人回答道：税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
李俊丽就在论文《明代前期北方地区流民成因研究》指出：并不是土地兼并造成了逃民，而是民先逃跑，而后土地被侵占。
这些历史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并不是土地兼并造成农民被迫失去土地而选择逃亡，而是沉重的税负导致农民无法耕种，导致农民弃地而逃。
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通史》也认为，导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谓的土地兼并，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员”。
因此，农民起义，并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而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所谓官逼民反，而不是主逼佃反。
我在读书群里做了如下总结：
描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没有任何反映地主与佃户的矛盾，用秦晖的话来说，书里讲的是一群地主带着一帮农民、佃户来造官府的反。智取生辰纲，生辰纲是政府的东西，而不是地主的。
历代农民起义反抗政府，从他们大肆屠杀官员就能看出来。
陈胜吴广“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隋末农民起义“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黄巢起义“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张献忠“荡平中土，剪除贪官污吏”；而且杀官的手法极其残忍。东晋孙恩起义，“所至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肢解之”，所到之处，将官员剁成肉泥，分给他们的妻子孩子吃，不肯吃就肢解；宋朝方腊起义，“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煎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肢解并掏空身体，或熬成膏油，或是乱箭穿心。
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自成，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这个纳粮，指的是交给政府的皇粮，而不是给地主的租子。1641年，李自成抓获河南福王朱常洵。这个300斤的大胖子，被李自成斩首，身体和鹿肉一起放在锅里煮熟，炖了一大锅，摆酒开宴，称为“福禄酒会”。从这些历史材料都能明显感受到，农民起义对政府的强烈仇恨。
3．越来越重的税负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有疑问，古代中国的大一统，使得纷争减少，带来了和平。而且，古代中国的文明高度，在全球十分出色。中世纪的欧洲老百姓多么穷啊，那些启蒙思想家直到18世纪还在羡慕中国的富庶。
按道理讲，这是一个“制度优势”，农民应该拥护这个制度啊，怎么反而比分裂的欧洲带来了更多的农民起义？他们怎么会如此痛恨当朝政府呢？
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封建割据下，国家四分五裂，战争连绵不断，诸侯都是世袭，老百姓没有上升空间， 还要忍受诸侯领主的残酷剥削。中国却是统一的大帝国，国家直接为民做主，打掉了中间的诸侯领主的剥削，老百姓应该活得更好啊。
然而事实是，封建割据的西欧农奴，其生活水平并不见得比中国的农民低。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西欧农奴的税负远比中国农民稳定。
诸侯的领地是世袭的，他们对待领地农奴不会像官僚那样残暴，他们必须考虑长远利益，庄园农奴的过劳死或逃亡对他们很不划算。而且，西欧领主与农奴是有白纸黑字的契约的，契约规定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和税赋。
契约的主要内容，一般沿袭不变，几百年下来就会形成一种惯例。因此，农奴的税负水平，可以长时间保持稳定。
南京大学的雍正江在论文《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中得出结论，“一个佃户的地租往往长达200年或250年保持不变”。
农奴只对领主负责，而中国古代的农民通常会受到各级官吏的压榨。朝廷规定的名义税率通常很低，比如西汉和明朝只有1/30，但是通过层层加码和各级克扣，农民的实际税负往往增加数十倍。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官僚系统必然扩张，腐败程度必然加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官僚只对上面负责，他们的利益在于升迁，反正干个几年就要走人了，因此很容易出现暴虐百姓的事情。最终的结果就是：
老百姓的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出现较大的偏差，而且这个偏差往往越来越大。
比如，秦朝时期的官方税率是1/12，但社会崩溃了；西汉的税率长期都是1/30，但汉武帝时期，“关东流民二百万”“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在绝对税率的比较上，西欧农奴的税率普遍在1/4-1/2之间，这个税率介于中国王朝的前期与后期之间。
我们可以打个简单的比方，100年内，中国农民与西欧农奴的平均税率都是1/3，不同的是，西欧农奴一直是1/3，中国农民前期是1/6，中期是1/3，后期是1/2。
当上级单位试图增加税负时，西欧农奴有契约和庄园法庭进行申诉和妥协，但中国古代是权力压倒一切、权力支配一切，没有了诸侯、贵族等中间层，农民直接面对权力的鞭笞，根本无力抗衡，对于官府的增税行为，中国农民没有申诉渠道和博弈空间，从而导致税负单调上升，直到突破临界点。
有人肯定会问，如果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不见得比欧洲农奴好，但古代中国比欧洲富庶是没有疑问的，这怎么解释呢？其实，这种矛盾很好解释：古代中国的统治阶级生活状况远好于欧洲领主，因为好处都被既得利益者攫取了。
4．没有低保
高税负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因为一方面一部分税赋会用到社会保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另一方面如果有低保，农民但凡能活下去，也不会铤而走险走上起义的不归路。
一般来讲，国家权力与责任是匹配的，高税负就是高福利，低税收就低福利。但古代中国的权责是失衡的，权力大于责任，因此政府权力很大，对民间控制能力很强，税收很严厉，但不承担社会福利。
古代中国信奉法家的治国理念：“国富而贫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见《秦制的“理想国”与“巨婴国”：民弱则国强，民愚则易治》）先天反对回馈于民的福利模式，而是强调尽最大可能地汲取民力，将利益留在上层，任何多余的好处都不会留给百姓。
有人会说，古代中国有义仓，非常时刻可以开仓济民。但是，这些义仓基本上是摆设，要么没有存粮或者粮食发霉，能吃的粮食早就卖掉了，““比年赈贷，多为奸吏所欺，徒有虚名，惠不及下”；要么烂在义仓也不愿意救助灾民。典型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上演粮仓失火，隋朝灭亡时洛阳粮仓堆满了粮食。
即便朝廷想赈灾，经过各级官僚的层层盘剥，到灾民手里也所剩无几，历朝历代都有处决赈灾贪污的官员。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珅与纪晓岚在监狱的那段经典对话流传甚广，朝廷下拨了粮食，但灾民吃的是喂猪的糠麸，和珅还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官字两个口，先喂饱上面的官，才能喂下面的民。
所以一到灾荒，中国农民的境遇非常悲惨，饿殍遍野和人吃人几乎是每个朝代都会上演的戏码，甚至还有易子而食。
比如1616年，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途径在灾荒地区，就看到有人若无其事地割人肉剥人皮。过了半日，见到一位老妇看着锅里煮的一个孩子伤心哭泣，陈其猷就问：既然要吃他，为什么还哭呢？老妇说：这是我的孩子啊，我要是不吃，别人就会抢着吃了。陈其猷感觉毛骨悚然，几天吃不下饭。
正是这种过渡汲取和缺乏低保，形成了王朝的周期性崩溃和农民不断起义。对于农民而言，饿死也是死，起义也是死，还不如起义争取一线生机。
只能有人大声一呼，这些饥民纷纷响应。不管朝廷怎么镇压，只要兵马散去，流民起义就会卷土重来。电影《大明劫》里明军将领孙传庭的一句话就非常经典：他李自成可以失败十次一百次，我孙传统一次都输不起。
但西欧农奴不是这样的，他们有基本的保障。天灾降临时，领主负责救济农奴，会给农奴发放粮食，确保他们能活下去，这样做符合领主的直接利益，因为他需要这些劳动力，而且救济一个农奴的成本低于购买农奴的成本。
在领地里，如果一个农奴死去，领主要负责养活他的家人，如果孩子的父母双亡，领主自动成为监护人。这就保证了农奴不会因为死亡或破产而全家流离失所。但古代中国，农民死了，他的家人只能投靠亲友，政府是不会管的。如果无人接济，他们就成为了流民。
因此，欧洲中世纪也会发生大面积的灾荒，但很少有大面积的流民，因为领主会尽量让农奴活下去并把他们固定在领地内。
正是因为这些体制原因，导致看起来远比欧洲富庶的古代中国，其人均寿命并没有明显比欧洲高。根据民国时期许仕廉《人口论纲要》以及1936年实业部公布的的统计数据，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30岁左右。根据敦煌出土的敦煌户籍记载，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27~35岁之间。
中世纪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也差不多这个水平，蒂尔尼和佩因特合著的《西欧中世纪史》写道，13世纪英格兰的平均寿命是35岁。13世纪是西欧相对发展比较好的时期，但相比西欧大陆的法德意，英格兰比较穷。
总体来讲，古代中国农民的人均寿命，与西欧是一个水平。这与两个地区的农业文明发展水平是不相符的。
小结： 农民起义是专制制度的专属品
中国在上千年的先秦社会，几乎没有农民起义的记载，即便是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农民起义。但秦朝刚刚建立不久，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陈胜吴广起义，以此为开端，农民起义成为常规操作。
俄国在基辅罗斯的四五百年间，没有农民起义，莫斯科公国统一俄罗斯确立专制制度后，囊括了俄罗斯有历史记载的农民起义。
法国在千年中世纪，只有零星的农民起义，从波旁王朝16世纪逐步确立专制制度到1793年法国大革命，农民起义普遍发生，17世纪被称为法国农民战争的世纪。
在专制统治者的眼里，百姓不是天下，而是代价。枢密使文彦博就对宋神宗说过，“皇上与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与百姓治天下。”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和珅还说过，灾民还算人吗？
张宏杰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中说过一句狠话，专制制度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社会组织，连动物都会使用。农民就是这种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农民起义就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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