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团聚
七十年代全家团圆在三中校园 (前排左起弟弟,我,哥哥。)
上
九大以后,林彪做为接班人被写入党章,林彪集团势大,野心膨胀起来,这就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警惕。庐山会议上,为了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和林彪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毛泽东便有了拿下林彪另立接班人的想法,这就引起了林彪的强烈不满和怨恨。为了不重蹈刘少奇覆辙,林彪集团铤而走险,企图在毛泽东南巡时刺杀毛泽东,抢班夺权,结果阴谋破灭,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了蒙古高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消息传开后,大家震惊的同时,不禁内心对文革,对毛泽东产生了深深的疑问。既然文革如此好,如此伟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连封建王朝也少有的事情?毛泽东主席既然这么伟大英明,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看错人,选错接班人?这样的文革,还有意义吗?受此重击,毛泽东一夜衰老了很多。周恩来总理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很多文革初期的荒谬激进的做法开始慢慢的改变了。
七二年初,下放政策开始松动,渐渐的就有些老师回到了城里。父亲也来到市革命委员会接待室,恳求调回城里。那天,他正在接待室,恰好被一位副主任看到了。这位副主任,原来和祖父是中学同学,而且还是朋友,只是一个跟了共产党,一个跟了国民党,走了两条不同的路,便有了不同的结局。这位副主任看到是故人之子,现在却是如此落魄潦倒,而且,父亲确实是家里困难很大,两个孩子都这么小。他不由地感叹万千,动了恻隐之心。他问父亲,“你说的情况,都是事实吗?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是实情。我爱人身体不太好,照顾两个小孩实在力不从心。我在田村的炉子,这几天也突然塌了,做饭也有些困难。” 爸爸说道。
"既然这么困难,那你就回来吧。” 这位副主任缓缓地说道。
就这样,一张调令,父亲回到了城里,来到了他的母校赣州三中当数学老师。从此,他一直工作生活在三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离开田村前,父亲专门去敬老院看望那些孤寡老人们。听说小江老师要走,老人们拉着他的双手,依依不舍,有几位老人家还抹起了眼泪。看着这些孤独可怜的老人,都这么大岁数了,而人生却如同朝露一样短暂,以后还不知能否再见到他们,想到这里,父亲也不禁掉下了眼泪。
改革开放后,父亲有机会又回到了田村,当他拎着点心水果再次去敬老院看望那些熟悉的老人时,却被告知,这些年,老人们都已经陆陆续续离开人世了。
下
一九七四年春节刚刚过去,山野里的枯草丛里开始冒出了嫩芽,光秃秃的树枝也微微泛着淡淡的绿色,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赣南的春天就要来了。可忽然有一天,却刮起了北风,下起了冻雨,道路上结了薄薄一层冰,变得难以行走。一时间春寒料峭,人们都纷纷捂着棉衣,戴上了手套,还有人还烤上了炭火炉,待在屋子里不愿出门了。
可就在赣州城北七十里远的沙地公社的荒山上,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上百个中学师生,有的在山脚下溪河旁挖河沙,有的挑着沙土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有的却在山上一块刚铲平出来的地上和沙砌砖。几栋校舍已初显雏形。更远处能看到一些临时搭建的茅棚。这时天忽然又下起了雨,大家都纷纷跑到茅棚里避雨去了。却有个戴着眼镜的年轻老师,从身旁找出一顶斗笠,戴在头上,然后又继续挖起沟来。有人喊他:“江老师呀,快回来躲雨啊。” 他大声回答说,“马上就来了,就快干完了。”,然后又继续用力挖起土来。过了好一会,沟终于挖好了。他这才松一口气,连忙跑回到了茅棚里。
文革后期,中学里虽然重新开始了教学,但强调的却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和工农相结合。学生们要么政治学习大批判,要么东颠西跑的学工学农,能安安静静地待在课堂里学习文化的时间并不多,而且多年都没有高考了,学习似乎也没有什么用处。上课时,老师在上面声嘶力竭地讲着,下面的学生有的开小差,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打瞌睡,认真听课的就没几个。父亲每次上课,都得先给学生们讲段故事,西游记水浒英雄什么的,把学生注意力吸引过来后,大家哈哈笑一笑,然后再讲正课。否则,根本就没几个人会认真听讲的。
当时,三中在赣县沙地公建了一个五七农场,每年每个学生都要去农场劳动好几个月,吃住都在那里。大家也发挥了愚公移山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荒郊野外建起了校舍,食堂,猪圈,牛栏,买来了拖拉机,农具,筑起了梯田,种下了果树茶林。沙地农场,浸透了三中人的汗水,泪水,还有鲜血—陈仓庚老师的一个儿子,就是七十年代在沙地农场出事去世的。有的老师在那里一呆就是多年。许多人的青春年华在那里流逝着。真是叫人难以忘怀的蹉跎岁月啊!
父亲那时是班主任,带着一群半大的孩子。为了激励学生,他在劳动中表现的就比较积极。学生倒也懂事,看到老师这样卖力,他们也认真地干着农活,每次都能按时完成分配的任务。
父亲有一次去沙地农场时带上了哥哥和我。我们小哥倆白天在山野里乱跑,摘摘野果,抓抓蚂蚱,看看大哥哥大姐姐们劳动,晚上就待在宿舍,点着油灯,等爸爸回来。爸爸晚上要政治学习,很晚才回来。他见我们还没睡觉,就责备我们说:“你们怎么这么晚了都不睡觉?”。哥哥憨憨地笑着,我则理直气壮地说:“哥哥说了,要等爸爸回来才睡觉。” 爸爸摸着我们的头说:”好孩子,爸爸很晚才能回来。你们以后别等爸爸了。”
刚到三中时,我们住在一宿舍,后来又搬到了四宿舍,弟弟小旻就是在四宿舍生的。四宿舍靠近护城河—壕塘,地势低洼,一下大雨屋子里就要进水,护城河里的鱼虾甲鱼有时也会游过来。所以一下大雨,我们孩子们抓鱼摸鳖,玩得不亦乐乎,大人们就直犯愁。
七十年代中期,老师被贬称为“臭老九”,社会地位低下,生活也多是清贫的。当时父母合起来每月也就七十块钱工资,还要赡养外公祖母两位老人,弟弟生下来后,孩子请人照顾,房租水电,衣食住行,什么都要从这微薄的工资里挤,家里经常窘迫到了没米下锅的地步。我还记得妈妈放工资那天,爸爸总带着我和哥哥在路口焦急地等妈妈回来,等妈妈把工资带回,就拿出一份钱,急忙忙地跑到粮店买米,否则那天全家就要饿肚子了。我们三兄弟经常穿得破破烂烂,就像三个小流浪汉,有时还被一些家境好些的孩子给笑话,不过我们根本不在乎。只要爸爸妈妈在一起,全家团聚在一起,生活再苦也是幸福啊。
七四年开始了批林批孔,赣州却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三中校友李九莲,曾经是红卫兵“卫东彪”兵团副司令,叱咤风云一时。但她很快就意识到了文革的荒谬,尤其是在”六二九”派战后,看到周围的同学朋友纷纷倒下,她不禁对这场同胞自相残杀的革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她把对文革的怀疑,和对林彪集团的不满,写在一封信里,寄给了她的男友曾昭银,却被男友出卖。李九莲被捕入狱,而出卖她的男友却青云直上,成了赣州工会的一个头目。林彪垮台后,李九莲被宽大处理,分配到外县矿山,但却依然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受尽歧视和侮辱。她渴望有个家,大好年华却无人敢娶。李九莲是因为反林彪入狱的,现在林彪垮台了,她却仍然蒙受不白之冤,当然不满,要求平反了。但她的正当要求却无人理睬。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的李九莲愤然在赣州公园的女樯上贴出大字报,向赣州父老乡亲诉说她的冤屈。
一个弱女子,被小人陷害出卖,被官府冤枉,不得平反昭雪,小人却反而青云直上。这样的故事,最容易引起善良百姓的同情和不满了。整个赣州都愤怒了,一时间,赣州公园里万头耸动,群情激愤,很多人都聚在那里,声援支持这个赣州的女儿,可敬堪怜的女子李九莲。她的一些昔日的朋友,和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一起,还成立了一个“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声势浩大,公开支持李九莲。这就引起了左倾当局的极大恐慌。左倾当局残酷地镇压了这起事件,许多人被逮捕,被牵连。一九七七年,左倾当局又找了一个借口,在赣州通天崖附近枪毙了李九莲,死后因无人收尸,尸身还被一个名叫何康贤的流氓给侮辱。同情支持她的景凤山小学女教师钟海源也在几个月后被枪杀,在人还没有死透的情况下,肾脏就被取走,移植到一个患病的飞行员身上。这就是震惊全省,震动全国,在世界上都有恶劣影响的李九莲事件,也是赣州现代史上黑暗的一页。
李九莲被镇压后,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受到牵连。三中的封老师因为参加过李九莲调查委员会,也被戴上手铐抓了起来,夫人被迫离婚,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孩子小龙,和我差不多大,当时大概也就五六岁的样子,每天低着头,孤零零地在校园里走着。大家看了,都摇头叹息。
后来封老师被押回三中,关在以前的实验楼里,由其他教职人员轮流看管。有一天,爸爸带着我,来到实验楼的一间教室里。封老师就关在里面,爸爸则在外间守着。爸爸虽然满脸严肃,但一点都没有为难封老师。
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个幼小的身影,原来是小龙,他站在外边,可怜巴巴地望着里面,但一句话都不敢说。爸爸什么都没说,他打开门,让小龙进去了。
小龙进去了很久没出来。我偷偷地往里面看去,却看见小龙把头埋在封老师的怀里,肩膀一抽一抽的,无声地哭泣着。封老师也是泪流满面,用手抚摸着小龙的头,轻声安慰着孩子。看着这对好不容易才团聚的父子,不知为什么,我眼角也湿润起来,只觉得心酸可怜。这时,我看见爸爸也扭过头去,摘下眼镜,轻轻地拭着眼泪。
李九莲
钟海源 钟海源女儿八十年代在赣州公园(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