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在台湾社会不断操弄“反中抗中仇中”民粹，给两岸关系带来严重威胁。
中评社╱题：身份利益视角下的民进党“反中抗中”行为探析 作者：夏昂（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民进党再度执政以来，在台湾社会不断操弄“反中抗中仇中”民粹，给两岸关系带来严重威胁。民进党刻意强调台湾社会不同群体的身份利益差别，以配合其“反中抗中”行为，从而获得政治利益。因此从身份利益视角对民进党“反中抗中”行为进行剖析，有助于深入理解民进党的行为逻辑，同时也为大陆有针对性地反制民进党“反中抗中”行为提供新的思路。
身份和利益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作为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身份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身份带来动机和行为。利益是行为体的需求，是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①简而言之就是，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身份作为一种客观事实，标志着个体以及群体实然和应然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台湾由于特殊的历史进程，导致族群结构复杂，台湾学者一般将台湾社会划分为四大族群：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②再加上台湾经济腾飞后大量来自东南亚的劳工移民群体，使得台湾社会形成了数个高度自我认同的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群体在日常的互动中无不彰显着各自历史的、文化的、地域的身份。台湾社会的各个群体都想在政治权力分配中获得公平对待，维护自己的利益。民进党注意到台湾社会的这种群体心理，自2016年再度上台后，利用台湾族群间的身份属性差别，不断操弄“反中抗中仇中”民粹，以获取执政利益。
一、民进党“反中抗中”行为的族群身份与利益
民进党的族群身份认知是在台湾历史与现实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深受“台湾民族论”的影响，这是早期“台独”理论之一。其主要观点包括：台湾经过几百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中华民族的单一“台湾民族”，两岸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台湾文化”是不同于中国大陆的海洋文化，“台湾文化”与中国大陆文化具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几十年来，这些“台独”思想一直影响着民进党的行为，成为他们不断“反中抗中”的理论指导，也奠定了民进党努力推动“文化台独”的理论基础。③
民进党起源于早期台湾社会的“党外”运动，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到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党外”势力在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打破了国民党长期“一党专制”的局面。为了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获得更多的支持，民进党迫切需要一种台湾社会能普遍接受的理论和口号，所以“台湾民族论”自然就成为其主要选择。民进党将大陆来台的国民党政权视为和西班牙、荷兰、明郑、清朝、日本一样的“外来政权”，声称所谓“台湾400年的历史就是不断被外族统治的历史，台湾人从来没有当家作主”。民进党对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不断进行诱导，使得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发生异化，形成了强烈的“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台湾意识”。
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民进党强调国民党威权统治对台湾民众的“欺压”，带给台湾苦难。民进党一方面不断突出“台湾主体意识”，一方面努力唤起台湾社会的集体悲情意识，这样就让民进党的行为获得了某种“正当性”，幷且迎合了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出头天”心理，有利于其争取更多草根民众的支持。1947年发生的“2·28事件”是台湾社会的一个痛点，从那之后很多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产生逆反情绪。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仍代表着中国，使得民众容易简单地把国民党当局与中国划上“等号”，反对国民党就与反对中国联系在了一起。④即使是民进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依然没有放弃以族群身份构建对立性社会结构的尝试，幷且在岛内政治斗争中屡试不爽。以民进党为首的泛绿阵营对以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的“追杀”就是建立在族群身份认同区隔的基础之上的。在蓝绿斗争中，民进党以“本土政党”自居，以族群区隔为起点，在台湾社会建构起“我族”和“他族”的对立结构，推动政治认同的分化。⑤有学者认为岛内政治从一开始就走向了“族群政治”的歧途。⑥
在两岸关系上，民进党将处理岛内政治的方式延续到两岸关系当中，再利用台湾社会异化了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挑衅大陆，制造对抗，企图在紧张的两岸关系中捞取政治利益，获得某种执政合法性，从而能长期执政。台湾学者王振寰指出，在台湾当前的制度环境下，政治精英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绕过制度，诉诸民众来得到正当性。当然政治精英更可以绕过官僚机构，回避理性讨论而直接诉诸民众，召唤“国族”意识，来转圜各种无法解决的政治危机和制度性问题。⑦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身份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建构而成的。族群身份和分裂主义幷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当某个族群的利益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可能会被该族群内部深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政治精英利用，在政治冲突中诉诸极端行为。近年来，可以发现一直以“本土政党”自居的民进党每当遇到选举或执政地位不稳时就开始各种“反中抗中”行为，设法挑衅大陆。而大陆一增加对“台独”势力的反制措施时，民进党就在岛内营造“悲情氛围”，在国际上指责大陆“打压”台湾，妄图增加其行为的合理性，幷从中谋取政治利益。
二、民进党“反中抗中”行为的宗教身份与利益
宗教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人们重要的精神支撑，也是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粘合剂”。宗教的这种凝聚作用在同一个宗教信仰的群体内部会得到明显的加强。众所周知，民进党是具有分离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民进党虽然表面上高喊“台独”口号，但实际上党内的大多数人祇是将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当成一种追求世俗政治利益的工具。不可否认，民进党内确实有一部分人深受日据时期“皇民化教育”的毒害，他们无论是从政治情感还是价值取向上都无法接受台湾回归祖国的政治现实，他们把“台湾独立”当成一生的事业。⑧1991年10月13日，民进党“五大”将“台独”主张写入党纲，使得这部分人更加狂热地如信仰宗教般信仰“台独”，“台独”主张开始在民进党内部信仰化和教义化。民进党中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就是指这部分将“台湾独立建国”以及相关理论作为指导其行动的信念，愿意为了这个目标而执着终身奋斗，就像信奉宗教的基本教义一样虔诚的人。⑨
“台独基本教义派”虽然在民进党内是少数，但是影响却非常大，在民进党“台独”党纲通过后，他们掌握了民进党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其他派系很难与之在“原则上”和“道德上”相抗衡。民进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认为“台独”目标是最高追求，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发展，民进党的“台独”论述决不能变，幷且要大力宣传“台独”理念，启蒙和领导民意，要将“台独”目标神圣化和道德化，把“独立建国”当成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任何影响“台独”最高目标的事情都要反对。“台独基本教义派”产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台湾日据时期，当时在日本殖民教育下长大的一部分台湾人产生了对近代以来日本现代化成就的崇拜，和对同一时期落后中国的鄙视心理，这种心理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的“后日本殖民主义”的狭隘心态。所以，“台独基本教义派”的目标不祇是单纯追求台湾“独立建国”，还伴随着敌视中国的性质。这个中国是广义上的中国，包括国民党带到台湾的“中华民国”，也包括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⑩
民进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认为发展两岸关系最后就会被大陆方面控制，影响到“独立建国”，所以必须反对两岸交往。进入21世纪，大陆快速崛起，尤其是经济实力更是大幅提高。在这种背景下，民进党内一些比较理性的人士如“务实派”，主张要与大陆方面多接触交流，发展两岸经贸关系。但是“台独基本教义派”却坚决反对两岸交流，他们采用各种手段为两岸交流制造障碍。“台独基本教义派”以“仇中反中”的宣传煽动台湾岛内民众的情绪，配合其“反中抗中”行为。“台独基本教义派”所坚持的“反中抗中”路线对于民进党未来的转型有重要的牵制作用，降低了民进党向中间路线转移的可能性，民进党内理性的声音在教义般的狂热下难以被重视。
正如任何宗教都有信仰传承的特点，民进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也不例外，他们非常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希望将“台独”思想和理念不断传给台湾的年轻人，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最终实现“独立建国”的目标。“台独基本教义派”通常给年轻人提供很多锻炼的机会，比如资助留学或是担任派系重要角色的助理等，经过历练后的年轻人会很快成长为民进党的政治新星，获得身份和利益，这对没有背景的年轻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这些机会幷不是无条件的，而是经过有条件的考核才能得到。在这些过程中都贯穿着“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台独”思想和理念，“台独基本教义派”培养的年轻人最后很可能都会成为坚定的“台独分子”。总之，民进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以政治权力和利益为诱惑，以“宗教”关怀为支柱，以党内派系为依托，形成了一条较为缜密的利益链，这条利益链同时也是生产“台独分子”的生产线。
三、民进党“反中抗中”行为的阶级身份与利益
对阶级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永恒主题，很多思想家和学者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布迪厄等都有关于阶级的论述。?阶级的划分主要基于经济地位，再转化为政治身份。在人类早期，阶级身份表现为严格的等级制度，人类的行为受到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展方式，道德对人类行为的约束能力开始降低，人类经济地位的差别开始拉大，从而导致严重的身份对立。所以，经济利益开始在塑造身份认同方面起主要作用。
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以来，台湾经济增长乏力，民众的平均薪资水平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水平，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难以有效改善，底层民众家庭收入增长率更是下滑明显，导致社会中下阶层相对贫困，社会贫富差距问题更加严重。失业率升高，民众找工作困难，刚就业的大学生起薪祇有24000元新台币，?再加上高房价，导致青年人焦虑感上升。
对于台湾来说，由于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难以形成广大的市场，要想实现经济发展，参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整合就是必然的选择，而两岸经贸合作就是台湾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的路径。近些年来，大陆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三成。
在这样的对比下，由于受传统思维的影响，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发展产生恐惧感和挫折感，担心如果两岸经济合作，最后台湾会被大陆“吃掉”。之前国民党执政时，绿营媒体将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国民党精英视为“买办”，把两岸经济合作视为“亲中卖台”行为，到处宣传和平红利分配不均，被权贵垄断。?在这种宣传下，一些台湾底层民众错误地将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停滞不前、贫富差距加大等现实问题归咎于两岸经济交流带来的后果。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成员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建成。?2020年12月30日，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这两项重大的经济合作协定台湾都被排除在外。
台湾民众面对台湾在全球和地区经济整合过程中不断被边缘化的趋势表现出较强的无能感，他们对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的不满需要找到一个解释以及一个情绪发泄的出口，民进党在岛内不断渲染大陆的“打压”，营造“悲情意识”。在这种错误的认知模式下，部分台湾中下阶层民众将一切对现实的不满都归因于中国大陆，导致岛内“反中”民粹主义上升。“祇要涉及两岸政治方面尤其是与统一有关的问题，台湾民众心态极为敏感，反映出相当程度的抵触情绪。”?这些中下阶层的民众很多都是民进党传统的支持者，是民进党的“基本盘”，他们当中弥漫的“恐中”情绪，导致了一种群体的焦虑感，容易被民进党利用。从而进入民进党惯用的二元“对立-冲突”的行为模式，倾向于用相互对立的身份立场将两岸区隔开来，台湾是“我们”，大陆是“他们”，把“台湾主体意识”作为寻求自我承认(自我)以对抗中国大陆(他者)、来肯定自我存在价值的工具，由此导致“反中”情绪甚嚣尘上。?民进党为了稳固这部分“基本盘”，迎合“反中”民粹，自然采取“反中抗中”的行为。
四、结语
建构主义认为利益是以身份界定的，所以身份-利益的不同是民进党“反中抗中”行为的重要根源。从身份和利益，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社会群体集体的身份认同应该建立在利益基础上，如果没有利益作为基础，身份认同就不会稳固，集体身份的自我认同也不会延续。利益的差异导致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政治对立。从本质上说，民进党的“反中抗中”行为反映了族群、阶级、意识形态等多元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同身份带来的利益诉求。族群、宗教、阶级等认同因素对国家认同理念带来了重大挑战。因此，今后大陆在两岸关系当中为了更好地反制民进党的“反中抗中”行为，需要从身份-利益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要以针对性的举措彻底粉碎民进党在台湾社会通过打“反中抗中牌”捞取政治利益的企图。
注释：
①[美]亚历山大·温特着，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81—91页。
②高格孚：《风和日暖：台湾外省人与国家认同的转变》，台北：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15页。
③孙云：《“台独”理论与思考》，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④刘国深：《民进党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⑤ 陈星：《民进党结构与行为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48页。
⑥杨剑：《台湾政党政治与中间选民》，《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2004年第2期。
⑦王振寰：《谁统治台湾——转型中的国家机器与权力结构》，台北：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6年，第324页。
⑧刘国深：《民进党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
⑨林劲：《民进党与台联党的关系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1期，第3页。
⑩《社评－台独基本教义派能走多远？》，中时新闻网，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405000695 -260310?chdtv，2020年12月21日查询。
?[美]埃里克·赖特着，马磊、吴菲等译：《阶级分析方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每月基本工资调整为24,000元》，台湾“劳动部”网站，https://www.mol.gov.tw/announcement/2099/46305/，2020年12月31日查询。
?汪苠：《国民党何以兵败如山倒》，《统一论坛》2016年第2期。
?《RCEP：逆势建“群”，自贸伙伴“扩容”》，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0-11/23/c_1126773943.htm，2020年12月31日查询。
?《历时7年35轮谈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中欧合作共赢开新局》，新华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1/01/content_5575984.htm，2021年1月1日查询。
?刘国奋：《两岸关系新局面的影响与问题之探析》，《台湾研究》，2009 年第 5 期。
?沈惠平：《试析部分台湾民众的反中情绪—一种怨恨情绪的视角》，《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第6期，第52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1月号，总第28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