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家严复在他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教务长期间，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悬疏》里，无意夹杂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引进了中国。而这一思想影响以后中国的各领域，又以“变异”方式渗透到至今是当初严复先生生前万没预料到的。笔者认为，因为甲午惨败捅破了当时有识之士所固有的“西方制造物”能改变中国落后的思想，在寻找更为“先进”思想上，康梁或者严复等学者看得其实很远，但未必很高，这和他们成长的环境和固有思维不无关系。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只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马前斗士，严复先生在翻译《天演论悬疏》的初心里未必知道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物种起源》所研究的不牵涉到“人”这一“高等生物”，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人种里的“进化论”，虽然“二战”以后因为德国屠杀“犹太人种”的惨剧后，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已经彻底抛弃“社会达尔文主义”。
晚清直到民国，中国社会是有引进各种思想的“土壤”，后人甚至把这一时期“妄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诸子百家”，而事实仅仅是统治当时中国的不是个“强权”体制。于是乎，先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接着一八九九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为国人引入了“马克思主义”，这里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后来阐述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是有误的。还有二十世纪初引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佛界的太虚法师，民国政府的吴稚晖先生，和后来老作家巴金都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导拥护者。这里就产生一个疑问，影响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去哪里了？笔者认为所谓“以德为先”的儒家思想一直停留在士大夫阶层，南宋朱熹所自荐的“四书五经”被元朝列为科举考试命题范畴后，尊儒本质上只是“上考举子”认定的教课书而已，所以明末开启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很有平民市场。直到清末新政一九零五年“科举废止”后，儒学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官方必要”，另外存在中国历史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这一选拔公务员制度，的确是人类历史上值得肯定的构造上层建筑的“壮举”，但正如陈寅恪大师说提出的，它演化成“官僚机构”过度膨胀，尤其到清代出现了合法化“卖官”现象，就是今天，庞大的公务员实体成了当今中国各级政府里甩不了的开支“肿瘤”。
当今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名著《人类简史》里阐明，尼安德特人的灭绝是今天的“智人”所为是无争的事实，那么“适者生存”早就存在于人类的起源。中国北宋伟大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这样的描述，“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人，然未尝著盛。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专任门地。唯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如天竺以刹利、婆罗门二姓为 贵种：自余皆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贫四姓，如工、巧、纯、陀是也。其他诸国亦如是。国主大臣，各有种姓，苟非贵种，国人莫肯归之；庶性虽有劳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可见中国自古就有“贵贱有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他本身是一个土木工程师，英国发达的科学与活跃的思想让他发展出“综合哲学”的概念，试图整合人类在具体领域内比如物理和生物学的知识而产生出一套有机和谐的、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解释世界的宏大理论。除了“自然选择”的概念产生自达尔文，斯宾塞还试图将“能量守恒”的理论解释社会。他发展出一整套极具包容性的“进化”观点，认为物理、生物、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都处于一种前进的发展“进化”之中。他认为所有伦理的基础，是人类对于自身所生存的环境的适应，而邪恶的根源则是“对环境的不适应性”。他的这一思想在一八七零年“拜金主义”美国受到极力追捧，可在这之前就有了关于一个奴隶算“四分之一”人的选票的争议，当然今天的中国广大农民的“人代”选票比例远没有“四分之一”。二零二零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卷席整个人类社会时，针对一些国家的医学专家提出的“群体免疫”的概念，以及疫情“重灾区”的美国出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和黑人，黄种人等之间的种族分歧愈演愈烈，有人将之评价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死灰复燃”。
那么，达尔文自己对派生出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抱有什么观点呢？ 达尔文没有停留在一八五九年《物种起源》的观点上，他对此也有发展。第一，在《物种起源》的最基本观点是，一个物种能够生存下去取决于它的繁殖力， 而繁殖力取决于环境的选择。所以它的整个过程是一个“被动的”，接着他在他的晚年《人类的起源，进化》那本著作里，阐明了“人”作为有动物属性的种族延续除了其繁殖力以外，有别于其他动物的高等智力也起到了作用。不能否认，这个观点的提出的确受到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但是这个延伸不是达尔文发明的，达尔文只是认可斯宾塞的“适者生存”里的“适”里包含了“智慧”这个因素，因为人作为“高级动物”的生理特点适应自然的能力，比如靠体力的奔跑，抗冷热的皮肤等远不如其他动物，只要靠卓越的智力成了这个世界的主宰，同时在人与人之间的确存在智慧的差距，智慧高的人相比智慧低的，确实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来提升他和他的家族，到此为止达尔文对人种和人形成的社会的观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很相似的。但十九世纪末在欧美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者，延伸了以下观点，那就是反对将社会资源和福利刻意地提供给社会低下族群，比如穷人或者非法移民，因为如果这样做了，将拖垮整个社会的提升。第二，达尔文还提出了社会价值观，那就是人内心本来存在的怜悯心，同情心和道德观，善恶观能帮助人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人在社会上能相互帮助和共享关系这本身就是人存在于社会的本性。同时达尔文指出，人这种互帮互助的本能在其他动物族群里也多少存在，我们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动物世界里，这样的本能的确不难发现。总而言之就是人那种“无私性”是本能而不是生后靠学习或者宗教信仰所获得的，这也是进化的驱动力，因为他跨越了人的另一面“自私性”。达尔文指出一种动物族群的延续不是靠单纯的繁殖和“自私”地榨取资源，只有充分利用“无私性”生存才能延续得更长，这里可以例举目光短浅，视眼前利益似生命的商业投机分子，靠降价或劣质产品获得一时的暴利，但长此以往总是要被淘汰，而现在成功的企业无不依靠互助和长远的发展眼光。达尔文在一百五十年前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当一个社会始终出于尔虞我诈，为了几块钱的薄利宁可在产品里掺假或不择手段，当整个社会出于一种恶性循环失去公信力，人与人之间充满疑心和敌意，社会的健康延续必将收到阻碍。
《物种起源》作为科学著作和一六八七年牛顿发表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两个时间段作为“科学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看法，和在这之前的“文艺复兴”，在这之后的“工业革命”所连贯在一起的欧洲文明被视为提升人类文明的主要力量是不能否认的。而达尔文后来的《人类的起源，进化》以及斯宾塞主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只能视为两个不同论述而不是科学范畴。在同样这个时代，欧洲对整个世界输出“殖民主义”而所向披靡，“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容易被人接受。但是它和上述达尔文对人的起源和进化观点最大不同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具有主动性和刻意去制度化，而后者是“被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及其协作国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行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猖獗至极的表现，也是人类对其憎恶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