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在信 不在官民正野 记在实 不在大事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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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场边”地名告诉我们，这儿原是海边烧盐的柴木灰烬堆积的边缘区域，明之前肯定就在东海边，但随着长江每年千万吨的泥沙俱下堆积成陆。紧挨着的“海门”就成了出海口，再下去就是上海，“上”为动词，就是去海上，难怪精通中国语言文字的伟人喃喃自语，称必有一地叫“下海”。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这是个上联，引来不少文人骚客应对下联，皆不如人意。南通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但天高皇帝远，南通的地位绝对不如在北京附近的北通州，也就是今天的通州。明嘉靖年间有徐姓一家从江苏常熟一带移居过来就落脚在直隶南通州这片鸟不拉屎的地界。
徐家在灰场边已经繁衍了好几代，徐氏宗祠也已成为当地最大的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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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代老祖宗怎么在灰场边立足发展起来的，无从考证，但老一辈传说，第一对徐氏夫妇养了一只老母鸡，下了一窝鸡蛋，孵了几日，竟孵出了一个个金元宝。于是置屋买地，一下子成了一方首富。这显然不足采信。
老夫妇过世后，子女买了个小岛，建了座大坟。岛上近水种的是水杉，近坟种的是松柏。远远望去蓊蓊郁郁，气象森森，因常年无人，岛上各种鸟类呜呜泱泱。 每到清明冬至，子孙们摇船上岛祭奠，小岛顿时便香烟缭绕起来。鸟们被惊，嘈杂于半空。
徐氏宗祠也相当壮观，影壁照壁几进深院。门口有对联：“自昔南洲高仕第，如今东海善人家”。
至于徐家姓氏辈份也不可考，能看到的排辈大约是——景、鸿、昌、大。从字面上看，全是“大”的意思。到了大字辈就没有下文了，其实到了昌字辈，也都纷纷破旧立新改了名字。
徐家景字辈出了些人。文人不稀罕，但出了两个武举是了不得的。因为当时满清考武举不仅要笔试，更要比骑射，举石担。而考试时的马和兵器都是自带的，一般耕读人家是买不起这些的，加上练武之人食量奇大，一般农家哪舍得让子弟成为大腹汉糟践粮食。每年梅雨季节过后，此二位家门口都摆出了顶戴花翎，说是晒霉，多少有点张扬的意思。因为是举人，同为文举的县太爷见他们也敬三分，清制有功名者不需向官轿让路行礼的。
我曾问过父亲，文革中上海的徐景贤是不是你们家人？他说应该不是，他是上海奉贤人。
几十年后昌字辈出了个文人，他既有革命的资历，又是学历背景，他叫徐冬昌，担任了南通博物馆的馆长。他临逝世前说，其实我们是蒙古人的后代。他应该是有根有据的。蒙古人在南通有很多，所以南通话有别于周边的方言，如东面的启海以及西边的淮扬。而徐家人都是宽脸大鼻，与南方人的窄瘦脸型大异其趣。身材似乎也高壮得多。这就坐实了徐氏人体中有北方民族的血液。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是蒙古贵胄，通州保姓也是蒙古人后裔，南通据说有许多是明朝流放的蒙古人，但名字都是可以看出来蒙古名族的痕迹的。徐姓应该是典型的汉人姓氏啊。
直到千禧年后，才有专事研究姓氏来源的书介绍道，徐姓有四个来源，其中之一是成吉思汗孙子旭烈兀后人帮助明成祖打天下，朱棣根据旭徐同音赐姓这支蒙军为徐姓。当时还有许多蒙军襄助朱棣打建文帝，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挫折，但这股蒙军始终追随朱棣一直打进南京。他们被派驻屯常熟一线，后来景字辈有个米商，生意破产，就回到常熟虞山庙里当了和尚，并坐化于庙中，想来也是为了叶落归根。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朱棣非马皇后所生，而是朱元璋和虏获的元顺帝妃子生的儿子，他有一半蒙古人的血统，更有甚者当时的蒙人说他是元顺帝的遗腹子，不靠谱得很，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蒙古骑兵拼死帮他打天下，而他对蒙古人特别优待了。
这样看来，老徐家也许有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血脉了。父亲是昌字辈人，诞生之前家中已有三个儿子，有点多余，于是他就叫徐余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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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我们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话其实出自李鸿章，李中堂在晚清时说过“此为两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父亲未必看到过李鸿章的言语。他是从一世亲身经历体会出来的真实感悟。因为血雨腥风，沟沟坎坎一直伴随着徐氏后人。
民国十九年闹共产，南通来了个李立三。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从此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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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三路线一直在共产党内属于错误路线，大约就是以苏联为榜样，急于求成，进攻城市，给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共产党在一般人心目中就是共产共妻，有恒产的人不管农工商都十分厌恶之，唯有两种人喜欢，一是青年学子；二是赤贫无赖。老徐家所有读书的孩子基本倾向于共产党。许多写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进步教师的艺术形象，几乎成为一种套路。但的确就是这样，当年文化人以左倾为时髦，言必称苏俄，他们在课堂上自然会流露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念。灰场边有个小学，学校老师的确是以左倾为主，而著名的南通中学，也就是父亲就读过的中学，更是左派的天下。因为五四以后各种主义泛滥，人们认为几乎没有一个主义可以救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更是腐朽不堪。唯有苏俄的马列主义可以效法。
所谓的形势比人强，也反映在灰场边的青年学子身上，尤其是大户人家的子女。徐家基本没有赤贫人，但贫富差别很大。何以会有贫富，一是子女众多的家族，必然会导致蛋糕越分越小。祖父徐鸿烈就是因为子女众多，四男四女，所以尽管有些田地，也就温饱不致冬馁而已；二是，晚清开始凡沾染上鸦片瘾的家庭必然衰落，小姑妈嫁到了吴家，他们家老人就抽鸦片，由富裕户转为穷困户，小姑妈担起了振兴家业的重任，不出几年就扭转了颓势，获得乡里乡亲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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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最大地主除了万步以上的良田，还有护城河瞭望楼，还有看家护院的兵丁，就是子女少甚至一支单传的原因。护院的冯排长是北伐军的排长。按理说老蒋的北伐军都是革命军人，军校学生，怎会变为地主老财看家护院呢？原来南通城有家电影院是北伐军的一个赵姓营长开的，冯排长是赵营长的部下。赵营长有个儿子叫赵丹，后来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男演员。因从小就泡在电影院，表演就无师自通了。他也是左翼激进分子，还被关了多年的牢。建政前他拍了许多好影片，如《乌鸦与麻雀》等，建政以后他主演的《武训传》，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但是后被批判不能公演。他的鲁迅、周恩来剧照，可以说形神兼备，可惜上峰不让他演。
赵营长、冯排长都不是黄埔出身，而是旧军人以战功晋级的。黄埔学生军的战斗力其实很一般，真正能打仗的还是旧军人甚至流氓地痞。冯排长后来的故事有点俗套，如和地主女儿相爱之类。后来地主被当地土匪绑架，他去赎票时跟地主一起被黑枪打死了。
第一个参加共产党的是徐鸿图家的小儿子徐合昌。他是在“九一八”之后也就是1931年就加入了共产党。因为，舆论普遍认为国民政府积极剿共消极抗战，在国破家亡之际，有几个一腔热血的徐氏中学生，就不顾一切地投身了革命。他们的老爹基本都会这么说，走得远远的，不要在当地闹。
一天夜里，合昌和三个同志乘着黑夜回家搬粮食，他们家有百亩地，虽然以自己耕作为主，农忙时也请几个帮工，余粮还是不少的。走到离家不到一里的地方，前方出现一片萤火虫亮点，他跟同去的区长说，前面坟地一过就到了。可就在这时不远处出现了一只灯笼，因为就一条比田埂宽不了多少的土路，一边是坟地一边就是沟滩（河）。四人只好迎了上去。
到了跟前拿灯笼的人忽然将灯笼举了起来，想照一下对面的来者，恰巧照到了合昌，来人破口大骂：“是合昌啊，你这个杂种，神兹无兹的，来锅（家）里做尼？你个人儿灯（牛人）不是去闹共产了吗？”。合昌一听，便知道是叔叔徐鸿秀，共产党在李立三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必然触犯到乡绅地主的利益，他们恨之入骨也是自然的事。合昌马上上前说：“叔叔，轻点！不要亢（喊）”。大概徐鸿秀喝了点酒，不仅声音更高，还举起了手掌，劈头就要打。区长立即说不能放过他，不然我们就暴露了。于是，合昌低声喝道：“叔叔，你再亢我就不客气了！”，说着拔出了驳壳枪。鸿秀一看，酒醒了一半，拔腿就跑。区长说，不能让他跑，要走漏风声的啊！四个人就追了上去，鸿秀也是种地的高手，身体扎凳（壮实）腿脚灵活，于是就朝坟地跑了过去。区长说，合昌你地形熟，快追上去。不要开枪！
第二天，下地的农人发现躺在坟地里的鸿秀 已死多时，血一大滩，灯笼撂在不远的地方。 人们发现几乎每个坟包之间都布满了脚印，可见双方在坟地里你追我逃有多么激烈。最终，人们也不知道身中数插子（匕首）的鸿秀死于谁手。
但是，鸿图心里清楚，昨天夜里儿子他们回来拿粮米，一定是碰到了从家里回去的弟弟鸿秀。他后来托人传话给儿子，说：“你从今以后不要回家门，我没你这儿子！”。传话的是儿子中学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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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多年后死得很惨。那是日本人下来清乡，隔着河看到了一个读书人模样的人，于是叫他停下来。老师转头就跑。关键是他是蛇形跑，日本兵一看就认为是新四军，曲线跑是为了躲枪子。于是日本人蹲下身子，瞄准后，只一枪就打中了隔一条大河百米开外的老师。这是日本人杀的第一个灰场边人。后来新四军区小队跟日军、和平军（汪伪的皇协军，在当地叫和平军）有过几次遭遇，新四军在桥头居高临下，日本人在下面的街上，新四军连日军的一根毛都没伤到，而日本人打死了两个新四军。老百姓才知道 日本人的战斗力实在太厉害了。正面硬钢，农民出身的新四军不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的对手，于是经常搞偷袭和伏击。有一次准备在徐英昌家的屋子里埋伏下来，准备伏击一小队路过的清乡回来的日伪军。徐英昌是本地最好的医生，他虽然是中医，但也懂一点西医。他听说新四军埋伏在他家，就将消息告诉了在日本人那儿当翻译的一个朋友，翻译就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绕开了伏击圈。新四军得知后很恼火，要惩办他的汉奸行为。不过新四军的伤病员也在他手里医治，当时医生是极为珍贵的人才，新四军领导再一想，他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产，因为一旦开火房子打坏不算，日本人肯定要回来报复，所以就放过了他。
不料徐英昌的本性后来暴露无遗。解放后，他进入大城市，后升为卫生局的干部。在抗美援朝时，他卷入了王康年案，王康年卖假药假器械给志愿军，害死了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王康年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徐英昌等被王贿赂的几十名政府官员也按情节严重程度被处理了。后来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中的苏北科长就有此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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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不是南通才有，全国都是如此。
湖南农会把何健的祖坟刨了，于是发生“马日事变”。又因为北伐军中中下级军官一般出身于耕读世家，家中来信说被抄被没被戴高帽游街，激起了这些军人的强烈不满。于是便向蒋介石施压，同时张作霖从北京苏联大使馆抄出了一份密件，内容是命令中共绝对不能让国民党夺取中国的政权。于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并开始了清党。“四一二”就发生在上海闸北的宝山路。几十年后，我就出生在横浜路，一头紧接多伦路，一头横着宝山路。
千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都是有乡绅管制的。皇权只管到县一级，县即“悬”也。底下全靠祠堂族长管理，没有王法，却胜过王法。听老人说，祠堂对奸夫淫妇往往采取扎粽子“沉塘”（捆扎后丢进大河）的私刑，远较王法严酷。辛亥革命后，没有了皇帝，各地盗贼蜂起，盗贼的理由就是天下没了皇帝，我就是皇帝。鉴于此，杨度，严修等向袁世凯进言，你如不称帝，天下必大乱。袁大总统被忽悠的昏了头，果然称帝“鸿宪”。谁料从门生冯国璋、段祺瑞开始就不赞成，加上日本人支持的云南军阀的“讨袁救国”，便草草地收了场。此后有人总结道：任何一个开国皇帝，必须是马上得的天下，也就是必须在战争中获得权威，这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君王必备的首要的条件。而袁世凯是不够这个条件的，虽然不能说他是“窃国大盗”，但仅凭他逼宫和朝鲜的军功是远远不够。按此规律，伟人其实是可以称帝的，他完全有这条件，不仅以弱胜强打败了国民党，还在朝鲜把联合国军打得稀里哗啦。但是他把大元帅都推掉，四个伟大也只承认“教员”。这就给他手下的文武百官一个错觉，认为他还是个普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亦师亦友的领袖。我查看了解放战争的许多电报，都是他亲自写的电文。指挥之细致，眼光之独到，不得不相信他在师范时被同学送的绰号“毛奇”名副其实。他姓毛，但跟德国军事天才大小毛奇元帅有一拼。淮海战役时有一场不被关注的战役叫“羊山战役”，是消灭国民党整编66军的战役，也是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的首场大战。打得非常艰苦，邓小平多次骂人。胜利后我看到了刘伯承的总结：“我们勉作毛泽东式的军人，在政治责任与任务需求上，必须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刘帅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共军第一悍将（白崇禧语）但可以看出他在内心里是佩服教员的。因为教员在整场战役中发来了许多电报，有一份还叫他们实在打不下的情况下可以绕过羊山。丝毫没有老蒋那种不顾一切下死命令的指挥方式。但是毛教员后来搞经济完全按照打仗的思路来指挥，完全违背了经济规律，使得国家经济进入近乎崩溃的境地。 他所有的战友 只有周恩来和陈云脑子清醒，知道建政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变了。周在一次被他痛批后认识到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总理”充其量就是个宰相，做一个贤相就是自己的人生目标。彭老总是最迟钝的。庐山会议还在为三分合作，还是七分合作据理力争，如果是君臣关系，一分不合作也是死罪！文革伊始，他意识到，必须下跪称臣。当被押回北京后，他写道：
“主席：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扎到改不成都分院。23日转北京地缘东方红红卫兵，与27日押解到京，现在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文革是 “搅得周天寒彻”（伟人的诗句）的一场运动。他亲自导演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人为的灾难和悲剧，本来可以成为千古一帝的他，落得了三七开还是倒三七的争执中，至今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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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盗贼蜂起，大户人家基本送子女去上海读书，大部分是学经济、财会，文史的。因为他们不用找工作，读文科轻松得多。
有好几个徐氏子女进了复旦经济系。
徐鸿海的大女儿徐文敬是复旦经济系的毕业生，后在上海浦东洋泾中学教语文，经人介绍嫁了复旦的一个南下刘姓老干部，他文化程度很高，在山东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他们住在复旦九舍，前面就是陈望道的小楼。文革中红卫兵批判他说他是假党员，徐文敬在家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他的入党证明，在批斗会达到高潮时，她将证明送到了红卫兵和革命委员会的手里，让老刘躲过了一灾。
四人帮粉碎后，老刘带着徐文敬去参加庆祝活动，回来的路上，徐文敬一头栽倒在地上。她原来就有高血压病，一高兴就发作了，其时，五十刚出头。我去看她的遗容。她像是在熟睡，像活着一样。
她的同父异母弟弟徐稚昌哭得非常伤心，稚昌是庶出的，因为父亲只生了两个女儿，没有男丁，就娶了南通城一个背景复杂家庭的女儿。女人漂亮，但后来作为地主婆的她，命运实在太凄惨了。
稚昌就从小一直住在姐姐家，连文敬的母亲也住在一起。老刘为此也是备有压力的，毕竟这是一个“地主婆”啊，其实这个地主婆是中国第一代女知识分子，她毕业于南通女子师范，清秀白净的一个知识女性。
稚昌从洋泾中学高中毕业后因为出身不好，不能考大学。于是他去了宝山县的长兴岛，在岛上的供销社当一名营业员，同时修理各种家用电器，在岛上人人认识，备受好评。他不仅自食其力，而且在岛上娶妻生子了。我在中学时去过长兴岛，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月，跟他学装半导体收音机。我非常敬重他，他也非常喜欢我。她老婆热情而且大气。他有两个女儿，退休后稚昌住在愚园路，辅导两个第三代课业，再难的数理化题目对他都是小菜一碟，可见当时他如果能考大学是易如反掌的。可惜稚昌也不寿，刚届七十就生癌过世了。
徐鸿海是土改时被镇压的，他们家后来变成了“灰场边小学”。我跟父亲去看过小学，作为学校不够大，但是作为一家人的屋舎实在是太大了。我还去看了两位姑妈的闺房，像极了电影《早春二月》的场景。他们家因为跟我们家挨得很近，所以尽管贫富差距很大，但是孩子们都一起玩耍，感情很好，我的几个姑妈跟她们姐妹都像亲姐妹一样。
他们家的二女儿叫徐文静，比姐姐长得更秀气高挑。他也是复旦经济系的学生，读书的时候认识了同学钱大维。两人在四川北路开了一家皮草行，夏天卖草席，冬天卖裘皮，都是经济系出身，生意搞得红红火火。不久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四九年六月以后，钱突然消失了，一点音讯都没有。直到五四年世界和平大会时，在报纸上出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跟钱大维长得一摸一样，但名字不同。当时他已是团中央的负责人。于是徐文静带着女儿去北京找他。两人千辛万苦找到了钱家，不料开门的是钱的夫人。原来他早已重新结婚，并有自己的儿女，钱连见都没见她们母女。徐文静是地主出身，只能自怨命苦，想都没想去争回丈夫。再说，当时潜伏的地下党找个太太作掩护在共产党里也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于是徐文静只好默默地嫁了一个唐姓男人。公私合营时店也关了，她在杨浦一所普通中学教书。她和唐生了一女二男，到了中年徐文静在精神上出了问题，不到六十就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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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儒昌在金沙开了一家茶叶店，卖各地的茶叶兼卖茶具，生意挺好。日本人占领通州后，生意清冷了许多，倒是经常有日本人来买茶叶。他们一般都是几个人一起来，交完钱还说声谢谢，要不是背着三八大盖，枪上有明晃晃的刺刀，真不觉得他们是侵略者。儒昌有两个儿子，大信十五岁，大礼十三岁。儒昌的娘子是大户人家出身，三十四五，明媚皓齿，肤如凝脂。许多来买茶叶的人都是想看一眼老板娘的。所以儒昌一般不让娘子站台，宁可生意差些，大有金屋藏娇的意思。但一次还是被两个日本人看到了。日本人顿时起了色心，将店门一关，用刺刀逼着儒昌进厨房，一个人用刺刀逼着女人进卧房，奸完再换另一个人。儒昌在刺刀之下死的心都有。好在两个儿子都不在家，如果在一定拼死救母的，到时两个孩子肯定命丧黄泉。等两个日本兵心满意足地离开时，儒昌进房抱起女人痛哭失声。
父亲跟我讲这个故事时，我决眦而问：“儒昌伯为什么不拼命救自己的女人。”父亲说，没办法啊。刺刀就顶在胸前啊。所以后来有人为日本鬼子开脱说好话，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几经东京转机，我就在成田机场不想出去，所有的日军暴行你都可以说是宣传是夸张，但发生在通州金沙镇的事，真真切切！大学期间，我给南通《紫琅》杂志写过几篇散文，有些文字他们如获至宝，后来我把这件事也写了出来，却没有发表。
儿子们回家后知道了此事，二话不说背上包袱去找新四军了。女人不到半年就郁郁而死，儒昌是个儒生，给儿子取名也不脱仁义礼智信。结果遭此惨事，国破哪容苟安啊！
一年后，儒昌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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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在南通活动的部队基本是以陶勇、林光为主的。陶后来是东海舰队司令，领中将衔，文革时惨死于井中。
二子找到了新四军，就刻苦训练，誓在报仇。虽年纪尚幼，却作战英勇。不久大信被提为班长。当时的新四军穿的还是老百姓的服装，只是戴一顶军帽。因为“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定为叛军，蒋介石早已经断了军饷和后勤。老的新四军有一块臂章，设计得极好——N4A。即New 4 Army。
新四军一般夜间活动，在南通三股势力各自一片天，白天是日伪的天下，夜间是国军新四军的天下，尤其是新四军为主，因为国军自国军韩德勤部被陈毅打败后就越来越弱了。陈粟大败韩德勤后，请示伟人怎么处理，大约伟人指示悄悄地放了他，韩德勤便逃之夭夭，并不再跟新四军争地盘了。
皇协军在当时叫和平军。一些老人说，自从有了和平军日子好过一些了。因为之前日本人下乡总是带着敌意，随便开枪杀人，随便放火烧房。有了和平军这个中介，也许日本人少了一点杀心，因为许多杀心是起于害怕和过敏。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和平军是汪精卫的国民革命军，会对中国人和抗日武装客气一点。相反，这些昧着良心的汉奸有时比日本人更坏。起着日本人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就像两户住在极司菲尔路的徐氏，经常被极司菲尔路76号的“塞壬”警报警醒一样。 76号是汪伪的特务机关，杀害了无数抗日志士包括戴笠的军统手下。
大信和大礼都是陶勇的部下。
一次攻打一个炮楼据点，战士们通过挖地道进入了据点。但这儿同时是和平军的团部，团长和小老婆以及一个排的马弁也住在这里。这些和平军和一个班的日军拼死抵抗，新四军竟牺牲了五十多人。最后大信大礼带着十个士兵冲上了炮楼，和平军团长披着军装，垂手而立于桌前。十个战士端着枪，对着他。他说：“我跟你们走”。突然他操起桌上的二十响毛瑟枪，向对面的新四军打了一梭子。大信大礼等十个战士猝不及防，当时就死伤过半。等下里面人赶来，团长正在换梭子，几个战士摁住了他将他死死地绑了起来。
大信、大礼就这样牺牲了。陶勇气疯了，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一枪毙了太便宜他了”。于是，不知谁谁说：“活剐了他”。
批准！
在广场上把他放在一张渔网里吊在大树下，把她的三个老婆叫来，坐在第一排。凡露出网眼的肉都割掉，这家伙虽白白胖胖，像个文人，但他竟一声不吭。最后他那话儿露了出来，战士一刀下去割了，他大叫一声，断气了。
听完这故事，我毛骨悚然。想起了元张弘范，那个灭南宋的汉人大将军。然而，也想起了那个三宝太监郑和，他是元朝的色目人贵族（乌兹别克人），是伊斯兰教信徒，跟大明打仗，失败后被抓来当了阉奴。他历经苦难数次下西洋，上马立军功，下海宣国威。为成帝立下了不世之功。
父亲经常说：“宜粗不宜细”。的确如此，老是往细里想，人一定会疯掉的。
近年获知，日本人投降后，留在四野的军人好几万，为四野做了极大的贡献，他们甚至比四野的中国军人更珍惜自己四野的身份。
人其实是为情势所左右的，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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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被日本人打死的老师姓方。他是“九一八”之后从上海来到南通当中学老师的，文理科都精通，听说他是交大电机系的学生。他曾在课堂上讲过一本书，书名是《无兵的文化》。作者是民初人叫雷海宗。雷海宗在书中说两部《左传》里没有写过一个临阵逃兵，可见当时的中国文化是多么的阳刚尚武。汉以后人民不能当兵，不愿意当兵，使国家积弱，人民尚文。这完全是“消极的文化”。他认为文武兼备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 方老师说，中国青年没有锻炼身体的习惯，而日本有武士道传统，以体能和技击能力强为荣。夏天他带着学生去游泳，身体力行地培养灰场边子弟的尚武精神。
方老师有一次他讲到长城抗战之后，九月二十八日上海的大学生要求蒋介石宣布全面抵抗，但南京政府没有回应。上海学生便组成5000人的请愿团去南京请愿。国民政府不让他们上火车，但这哪里拦得住他们。交大的学生连火车头都会造，别说开火车了。于是他们自己开着火车浩浩荡荡来到南京。先是包围政府机构，把外交部长王正廷打得头破血流。九月二十九日包围了总统府。
蒋介石被逼只得接见他们，训话一个小时，他动之以情地说：“大家忍饥挨饿，风吹雨淋，爱国血性让我们看到了人心不死，给了本席十二分的勇气和力量，本席十分之欣慰。但是，真正的爱国者是一定会支持现在的政府的。大家应该好好地花时间在学业上。大家在这儿是浪费宝贵的时间。政府同仁也因为你们的示威抗议没办法专心处理对外事务，所以今天到南京的同志和同学如果有意愿从军报国的现在在孝陵卫筹备了可以容纳五千人的兵营，训练义勇军。如果愿意回学校求学，就今天晚上离开南京，我们可以原车把你们送回去。如愿意从军可以去孝陵卫报名参军。”结果当天五千大学生全部返回上海，无一人参加义勇军的训练。
从许多照片可以看出，老蒋穿着长衫马褂被学生团团围住，而学生个个精神，身高似乎比今天的大学生还要高，估计都是富家子弟。事实上过去能读大学的一定是家道殷实的。方老师也是其中一个。
这恐怕是最早的“复课闹革命”了。“复课闹革命”一语是文革中期提出的，据说是徐景贤看到有些知青写信回来向上海的父母要伞，说没伞了，但是把“伞”字写成了“命”。还有人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说睡在“坑”上，把炕写成了坑。把老大娘写成了“老大狼”。总之，因为文化的缺失闹出了很多笑话，于是把我们这些中学生从田野工厂叫回了学校，仅仅一年，我们受益匪浅。
方老师说着说着激动了起来，他说他自己也是回上海学生之一啊。原来学生们最初提出“请缨北上杀贼”口号，仅仅是喊喊而已的。（今天叫嘴炮）说白了就是希望其他阶层的子弟上阵杀敌。他的忏悔引起了底下的学生纷纷垂泪。
于是方老师没毕业就来到南通，想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同时他也很重视军事训练，上面提到他逃避日军时的蛇形迅跑也算是有一点军事常识的证据。但最初占领中国的日军都是精锐师团，军事技能世界无比，美英陆军尚不是对手，何况从来就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中国了。（八路军许多老战士回忆说，八路军战士牺牲的大多都是一枪被爆头的）。
教育救国的口号最先是胡适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国民政府要把买枪买炮的钱用在教育上。中国的问题是教育。这话本身没有错，但是今天看来是“腐儒”之见。如果不是训练了一些德械师，买了大量的捷克式轻机枪和毛瑟枪，抗战战场更是一边倒了。日军士兵许多人喜欢写日记，从他们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们听到捷克式轻机枪的欢叫就发怵，这是唯一超过日式歪把子机枪的好兵器。还有，全世界的二战电影哪有驳壳枪啊，德国毛瑟公司生产的二十响驳壳枪也就二十多万枝，几乎都被中国买来了。当时的价格二十多美金，其实是极贵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正规军游击队甚至土匪都用这种枪。这种枪有个木盒子，所以又叫“盒子炮”。在这盒子还可以用作枪托，防止抖动。但是中国人不用木盒并发明了斜侧过来射击的方法，这样可以避免跳出的弹壳烫伤。这种枪威力极大，一百米范围内都有杀伤力，抗联英雄杨靖宇用这种手枪杀死过无数日军。后来有部电影，主角叫双枪李向阳，他双手射击的打法是对的，演李向阳的演员叫郭振清，他还是下部队体验过生活的。他过世后有人为他做了个雕像，也是双枪斜射，特别潇洒。可惜我们的大信、大礼竟死在这种枪的扫射下。
其实蒋介石也知道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贝，他在日本读过军校，日本大学的理工科学生是不需要服兵役的。在中国教育这么落后的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动员学生参军的。直到后来打得实在不行了，国民政府几乎要再次迁都到新疆去的时候，他才组建青年军，这才有了“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
有一首歌，叫《知识青年从军歌》。是远征军驻印度蘭姆迦的一个士兵写的词。可以看出当时知识青年军人的文化水平有多高。
君不见 汉终军 弱冠击虏请长缨
君不见 班定远 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 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 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 著我战时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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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学校中消失的学生越来越多。
徐硕昌是投奔新四军的徐氏子弟之一。后来才知道他参加了刘少奇和陈毅建立的苏北鲁艺，专业学习美术。教师中许多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如丘东平是教务长，贺绿汀是音乐系主任。当日军偷袭鲁艺时所幸他会游泳，逃过了大河避开了日伪军的追逐。而丘东平等三十几名教师学生都在河岸边被杀害，最可怜的是音乐系的八名女生，手里只有乐器，见如狼似虎日伪军迎面过来，只好投入大河。八名十几岁的女生淹死后尸体被日伪军捞上来，剥光了衣服，曝尸示众。（你可以百度一下的，但这也是后来历史不大提及的）。鲁艺人中个别人有手枪，火力根本无法抵挡日伪军，于是就用最后一颗子弹开枪自尽了，其中就有徐家子弟。
硕昌身材高大壮硕，因会游泳而逃过了日伪的追击。后来以笔名“蒼石”著称于摄影界，成为五十年代最著名的摄影家之一，以后成为《人民画报》副总编。他主编的《中国风光》被公认为是解放以后最好的摄影集。但反右时被打成了右派。父亲说可能是因他父亲是被枪毙的，他一直为父亲平反到处奔走，所以不能见容于上级。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共产党在杀地主时从不考虑那些地主的子女正在为共产党拼死战斗，而且有些人已经是相当一级的干部了，看他百度上的介绍，他1938年家加入了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就在鲁艺美术组当了班长。这样例子在老徐家太多了。有人承受住了打击，有人从此颓废消极下去，再也不参与政治了。
文革中有一年他来我家，当时他已经谢了顶，姑妈特地送了双千层底的布鞋给他，他喜欢的不得了。他看到玻璃板下压着的我为弟弟画的水彩画肖像，说：“画得不错哦”。我正为得到艺术大师的好评而高兴时，他悄悄对我说，你下面的落款的英文写错了，我写的是“My prother”他说，P应该是B。我一直记到今天。我是学外国画家在右下角写个主题签个名的，不想漏了这么大的怯。从此我真心佩服他，八十年代初我去北京还去过他的家，当时他已平反，住在很宽敞的楼里。家里挂着许多大幅照片，都是气势恢宏的摄影精品，估计都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
但后来一直没有他的消息，百度一查有生年-1922，并无卒年，如健在今年正好是百年寿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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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不住打击的有一个女青年。她叫江淑华
父亲提起她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倾慕神情，我想很可能是他当时的暗恋对象。她是学校学习最好的，也是最漂亮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女神一级的人物。她也很早参加了救亡运动，是“青妇会”的主任，并很早加入了共产党。因为能说会道，长得美丽，在青年中很有号召力。
1945年国民党重点进攻时，共产党区以上的干部都随大部队撤退了，区一级以下的干部只要求不变节投降，可以自找出路。
徐家的徐东昌是大约是股级干部，当时是负责新四军的被服生产的，他被要求留下来隐蔽。他和江等都改头换面潜伏起来了。国民党来了以后，立即建立政府，找了当地四个乡绅当“乡财委”，其实就是负责收税和后勤供应。江淑华、徐东昌还有两个徐家鸿字辈的人硬是被安上了“乡财委”的头衔。原本他们以为这是虚与委蛇无奈之举，党一定会宽容的。没想到过了几天共产党锄奸队夜里找上了门，将四个人杀掉了。
徐东昌后来还是跟着共产党走到底，经过千难万险和无数次的审查，享受了离休干部待遇，九十多岁离开了人间。但江淑华据父亲说，精神一下子垮了。从此不再参与“革命”事业，成为一个村姑，农妇。草草嫁了人，也很早离开了人世。
后来我看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当时砍人头跟切西瓜差不到哪儿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不管你信不信，我这段“语录”是背出来的。查了一下，有两个错：少了一个“另”，“另一个阶级”；还有“暴力”应该是“暴烈”。
这大约就是“变局”的需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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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步昌和徐高昌兄弟都长得十分高大，在我印象中恐怕都有1.9米那么高，而且都是隆准深目。步昌是大夏学法律的，高昌是交大船舶系的。他们在上海西区的新式里弄步高里买了一栋楼，两人解放后娶了何姓的两姐妹，我母亲是介绍人。后来我问步昌叔，买“步高里”的是不是跟你们兄弟的名字有关，他笑了，说你真聪明。
徐步昌55年评衔时是大尉，他原来是三野的营教导员，后来他成为了海军。他来我家时戴着蓝色大盖帽和穿着蓝色的海军军服，一杠四星，腰间别着一支小手枪，帅的一塌糊涂。他还拿出手枪，卡拉卡拉地拉了几下枪栓，我顿时崇拜的五体投地，并自此爱上了枪。但是因为家里的地主出身，老爹也是被枪毙的，所以不仅升不上去，文革前便转业到了上海物资部门。多年后，他跟父亲说，我们已经出了五服，我家小红给你们小明当媳妇吧。小红当时在一医读书，当时还没有并入复旦。父亲说，下一代的事我们就不要多管了。父亲解放后改名为徐向明，我小时候长得像父亲小时候，奶奶就给我取了小名“小明”。亲友们不知道我的真名，直以“小明”称至今。
步昌叔是大知识分子，我问他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汪精卫会当汉奸，为什么这么多国民革命军会变成和平军？他说我想想再告诉你。
有一次他来我家说，我回答你的问题。
你知道长城抗战吗？“大刀进行曲”你知道吗？”
知道啊，麦新做的啊。
29军用大刀夜袭了日军的骑兵和炮兵。并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全国人民为之鼓舞，并认为用大刀这种原始的武器就可以战胜日军了。汪精卫派陈公博去慰问犒劳二十九军将士，并与宋哲元、佟麟阁等将领面谈。佟麟阁是满族人，会武术，他请来了武术家李尧臣，编了一套“无极刀法”，据说简单实用。但陈公博长了一个心眼，他通过日本方面的战情报道获知，由旅长赵登禹带领的一千多名会使大刀的敢死队偷袭日军是事实，但我军遗尸730，被缴获大刀380口。这次偷袭其实是失败的。要知道日军清点战场的工作是由宪兵来完成的，相对是比较精准的。陈公博还告诉了汪精卫的完全不同的情况。首先，战损比是15：1，其次，长城保卫战的报道基本是虚假的，比如捕获三辆日军的坦克。那是商镇将军为了让从未见过坦克的士兵熟悉一下坦克的样子，用木头和纸糊的，结果被一个唐姓副官拍了照片说是用大刀片捕获了日军的三辆坦克，而且是有图有真相。这要比波兰骑兵大战古德里安坦克更荒唐。更要命的是，我军根本看不到日军的影子就被轰得粉身碎骨了，因为大炮的射程差得太大，我军的大炮又少、射程又短，而日军不计其数。还有单兵作战能力，一个日军可以抵挡我军五个士兵。大刀片的钢铁质量根本无法跟日军的刺刀相比，也无法跟日军军官的指挥刀相碰。长城抗战之后我军就开始溃不成军，一退再退。
这些反差这么大的消息，使得汪精卫十分震惊，陈公博说，我亲眼看到前线战士溃败的惨状，抗战其实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啊。他接着说，既然军事没办法解决，那只有走外交途径了。所以汪精卫从他从力主抵抗滑向了求和。这就有了《塘沽协定》。
我想假如他一开始就知道实际情况，可能不至于转变得那么快。可见抗日神剧不是今天才有的，虚假新闻也不是现在的创造。历史的教训我们接受了多少？
步昌叔说，影响汪精卫的就是“长城会战”。
但二十九军虽然失败了，毕竟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信心。哪怕是自我麻醉也是有用的，因为一扫全民心中日军不可战胜的阴霾。
当然最终使得汪精卫彻底投靠日本的是他在河内被戴笠派去的特务刺杀，于是死心塌地的去了日本。而当时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又因为当事人下台了，不再兑现了。之前的日本人同意逐步从中国撤军的”。
我最后说：“上百万的中国军队成为伪军，还打着国民国民军的旗号，实在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啊！”
步昌说：“其实真正属于汪精卫的伪军人数并不多，而且主要在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一带，华北的伪军是另一系统，东北的伪满洲军更不能算汪伪的部属。你知道吗，投降的苏军，被德国人改造成150万的俄奸伪军。”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抗日电影里经常是，‘一百多鬼子，三百多伪军’，好像伪军多得不得了。”
“国家四分五裂必定会遭殃啊，蒋介石为什么抗战那么吃力，为什么被我们打败了，就是他看起来是国家的领袖，其实下面都是四分五裂的。我告诉你一个不算机密的情报，我们海军侦查到退逃台湾的许多国民党地方军阀的部队，一上岸都被老蒋和陈诚解除了武装的，西北军和粤军系统的军队都是缴了枪赤手空拳上岸的。
我想起了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打宋瑞珂的66军时，陈再道一个纵队、陈锡聨一个纵队。两人都是悍将。陈再道说一人指挥更有利，邓小平就让他指挥两个纵队，陈锡聨让出了指挥权。这在“常凯申”的军队中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将军没有了部队就啥也不是。
步昌叔说，汪伪军队是不与国民党军队开战的，因为都是打着国民革命军同样的旗号的。而苏联伪军专门用来对付苏军的。法国也有150伪军，是第一个伪军超过占领军的国家，我们为什么有远征军？因为法国维希政府和日本站在一起，切断了英美从越南进入我们国内物资的补给线，我们不得不从缅甸获得美英的援助，这才有了远征军啊，全中国所有的港口都被日军占领了，我们有没有工业生产能力，战争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运过来啊。
国家必须‘军民团结如一人’,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徐家这么多人参加共产党，新四军，又那么多人被以地主和还乡团的名义杀掉，我们也必须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啊。”
我说：“但是，徐家的地主许多都不在当地，又没有血债，为什么这么无差别地杀戮呢？”
“这是学苏联的啊。”
我有点被震到的。但我说：
“我去过刘少奇和毛主席的故居，刘少奇家肯定是地主，而且是不小的地主。毛主席家至少是富农。怎么没听说他们家人被杀呢？ 别的不说，刘家单房子就有三四十间，属于刘少奇家有21间半，其余是他伯父的。有专门的酒房，烤火屋和书房以及三个天井。整个屋宇前临水塘，后倚青山，被古树环抱，真风水宝地。另外，在那个年代那个穷山沟里刘家进家门就换穿一种很讲究的‘蚌壳’皮鞋了。”
这回轮到步昌叔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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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徐合昌，满眼都是泪。
最早加入共产党，并大义灭亲，杀了自己的亲叔叔的这位给他的儿子取名为徐大功。可见他自以为对党的功劳是很大的。最后成为林光的副手。淮海战役时就是团级干部了。
不料有一天他被抓了起来，关进了大牢。具体的细节谁也不知道，只是听人说，他一直哭在喊冤。这么个铁石心肠的人，能哭得那么伤心定是冤情不小。
没多久他被执行了死刑。一枪毙命，还好没有用刀刺死，当时为了节省子弹，处死人一般都用刀。
但是不到三个月，共产党政府就发了“抚恤金”。三百块大洋。还有一纸证明。说是搞错了，算是平反。
到底是肃反肃错了还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谁也不知道。
文革时，当地造反派揪徐大功，说他是历史反革命的孝子贤孙。徐大功拿出了保存好好的证明。造反派顿时无话可说！后来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去广东找林光外调。林曾担任广东、福建的领导工作，还担任过轻工业部部长。但是，林拒绝接待。
千古谜案，大功无语，徐氏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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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姓杨，出身于掘港镇的“大门堂子”。掘港是南通如东县县城。“掘港”地名源自隋朝修建的“掘沟运河”, 该运河连通黄海和古运盐河到达扬州。家中有兄弟三人，她排行第二，哥哥是前清秀才，有儿子生于1928年，值龙年，名杨子龙。大弟弟杨琪小弟弟杨瑞都在上海做生意。开了一家“国际拍卖行”。是上海数一数二的拍卖行。父亲说店址有两处，一是现在的南京西路，锦昌文华大酒店的位置上。一个在乍浦路桥南侧某处。生意大了就需要人手，而且必须是靠得住的人手。于是我伯父酉昌等都在店里帮忙。即为酉昌当属鸡，应该是1921年生人，比父亲大八岁。父亲对大伯大妈是很尊敬的。大妈妈任璐，浙江嵊县人。父亲是辛亥革命元老。红卫兵抄家时因为看到了一张任老先生的戎装照片，腰间有一把长长的指挥刀，就拼命翻箱倒柜地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那把具有象征意义的宝刀。退还抄家物资时，并没有退还这把指挥刀，说这是凶器。你跟谁去说理去？
“国际拍卖行”52年被政府关闭，杨琪被判了二十年徒刑。因为他们在处理国家海关物资拍卖时犯了错误，其实政府也正要找适当的理由来解决拍卖行这种“特种行业”。当年父亲下班，伯父有时就等在大楼下，因为拍卖行关闭失业，伯父一家九口人吃饭成了问题。父亲往往倾囊而助。
小时候去大伯父新闸路的家，到处可见西洋的珍奇物品，估计也是洋人逃离上海时为兑现而留下的。洋人在上海本来也是想常住久居的，不然不会有外滩造那种真正百年大计的建筑群。三十年代上海至少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外国人，远远超过今天的数量。但是内战即开，无论租界还是华界的洋人眼看着大势已去，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了”。父亲说，解放前他亲眼在黄浦江码头上看到从“紫石英号”上搬下来的英军尸体和伤员。有人哭，有人笑。但是，大家知道了共产党不好惹，早晚打进上海。
小时候有个军人来家里玩，他叫元昌是陆军上尉，穿的是黄色的军棉袄，腰间扎一根宽宽的武装带，也有一个手枪套，装一把小手枪。来过的军人都没有穿将校呢的，步昌穿的是人字呢海军军服，唯一可以穿将校呢的是合昌，可惜被自己人误杀了。
元昌说他是三野的，见证过打“紫石英”号。他说是“紫石英”号先开的炮。一个巨大炮弹把正在开会的三野某团自团长以下三十多名干部全部炸死了。于是三野炮兵立即回击，然后向邓小平回报，他当时是前委书记，他向军委请示，主席下令还击。结果把英国舰队打得稀里哗啦，“紫石英”号和另一艘“伴侣”号几乎沉没，后来双方派人谈判，三野这边派了一个康矛召的干部去谈判，因为他精通英语，（七十年代康矛召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英舰乘夜逃向上海的路上据说又被国民党的军队打了几炮，不知是否故意的。英军后来在朝鲜战场被50军成建制地消灭了一个营，被缴获了30多辆坦克，你以为大英帝国能吞下这口气吗。我父亲在舅舅杨琪的店里见到过郑洞国将军和他的太太，他们不是来捡洋落而是指定买一些洋人古董的。他说郑洞国长得英伟、一表人才，郑洞国早年当北伐军营长时在南京也炮击过英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是不分党派的。
现在资料显示，英国一直在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1960年前后达到了实施阶段，英国在东南亚安置了近千枚战术性原子弹，准备投780颗在中国各城市，每一颗的当量相当于广岛投下的原子弹，这已经是控制为“战术性”了，因为当时的原子弹已经远远不止广岛长崎的当量了。由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人民反对在本国建立核基地才使计划一拖再拖，直到中国自己爆炸了原子弹、氢弹之后，此计划才终结。
徐原昌后来调到苏州监狱，当了监狱长，九十多岁过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