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与和平主义运动
傅正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一九二零年三月，正在中国访问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身患重病，被送进北京一家德国医院，当时也在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闻讯前往探视，看到神志昏迷的罗素还在喃喃呓语：“我们必须制订和平方案，必须制订和平方案……”，杜威见状感慨不已。
战胜病魔后的罗素，一如既往，不倦甚至狂热地投身和平运动。至今，他的反战活动与和平理念，在仍然隐伏着战争危机的新世纪里，还是启迪、激励一切爱好和平人们的一面旗帜。
⊙腹背受敌的反战偶像
一战前后，罗素顶住各种压力，以和平理念挑战好战的英国社会。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职期间，罗素开始征集同事的签名反对英国参战。英国的一批和平主义者呼吁青年拒绝充当统治者的炮灰，自愿组成“不服役联谊会”，当局逮捕了联谊会不少委员后，罗素接替主席职务。他亲自书写传单为拒绝服兵役的厄内斯特?埃弗里特一案辩护，当六名会员因为散发传单被捕时，罗素立即出面承认他是传单作者。在官方以扰乱征兵罪指控罗素的法庭上，罗素援引英国的自由传统进行辩护，说他是一个出于“良心”而拒绝兵役制的人，结果被判反战宣传罪，罚款一百英镑。罗素拒绝这种审判，也拒绝支付罚款，被投入监狱。当局没收了他的部分财产，他的私人图书馆的珍贵藏书也被官方变卖。罗素深信自己无罪，不愿按官方意愿去美国流亡。此后，英国“战事所”禁止他自由行动，三一学院也解除了他的教职。
作为当时一个反战的偶像，罗素活跃于国际舞台，与泰戈尔、巴比塞、勃兰等人组织“光明团”，到处为和平奔走呼号。一九一六年威尔逊再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罗素立即在给他的公开信中，呼吁美国政府与欧洲媾和，并且通过美国的居中调停来缓和国际冲突。
罗素的反战宣传，也遭到来自民间“爱国者”的攻击。据罗素的回忆，一战正酣之际，英国的“爱国者”们指摘和平主义者与德国人暗通关节，当罗素正在一个教堂里宣讲和平时，遭到两个受人指使的泼妇用狼牙棒毒打，另一个好心的女人请求警察保护罗素，警察只耸耸肩膀，这个女人叫道：“他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是闻名世界的学者”，警察仍然无动于衷，她忽然想起英国的风俗又大叫道：“他是一个伯爵的弟弟”，等级观念深入骨髓的警察才冲去救助罗素。??? 罗素善长讽刺幽默，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一九一八年一月，罗素在和平主义者的《特别法庭》周报发表一篇文章，对于驻扎英国的美国雇佣兵，罗素写道：“除非和平很快到来……否则，美国警卫部队，此时应当占领英国和法国”。这篇文章被视为“教唆”士兵“哗变”，罗素因此受到官方的起诉，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又一次身陷囹圄。
罗素在监狱里也写作，战争期间，他出版了《战时的正义》（一九一五）、《人们为什么战斗》（一九一六）、《自由之路》（一九一九）等一系列探讨和平理念的论著。
这些论著以及罗素的哲学、历史学著作，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国际声誉，以致于一九二二年，罗素打算去意大利参加一个和平会议时，墨索里尼闻讯立即通知部属不得伤害罗素，但任何与罗素交谈接触的人都可以暗杀。罗素获知这一消息，不得不避开这个法西斯策源地。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进入冷战时代，罗素开始进行反对核战争的活动。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罗素在ＢＢＣ广播电台就核威胁的“人类的危险”发表演说之后，就草拟一纸声明，征求科学家签名。一九五五年四月五日，罗素致函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立即复函：“你是将军，我只是走卒；你下命令，我跟着来。”
四月十一日，罗素分头寄发签名表，接着就听到了爱因斯坦逝世的噩耗，但这位科学家在逝世前已经签名复函。这份有好几位诺奖得主和科学家签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指出，他们不代表任何国家或民族成员，不代表任何一个大陆的成员，也不代表任何一种信仰，而仅仅作为人来说话，作为人类的成员来说话。他们抗议氢弹实验，提醒人类正视自身遭遇到的空前危机，呼吁裁军和消除核武器和一切战争；他们指出，无论哪个阵营，都无法靠战争赢得胜利；他们呼吁人类记住自己的“人性”而忘却其余的一切；最后，他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不能借一次世界大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要寻找解决一切争端的和平途径。
在一九五五年八月“世界政府联合议会”的讲坛上，在一九五七年“普格瓦斯科学家大会”（ｔｈｅＰｕｇｗａｓ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第一届会议上，在一九五八年“消除核武器运动”中，到处可以看到罗素作为演说者、组织者的身影，听到他的声音。他组织了一大批科学家，研究原子能的公害、核武器的控制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最后有效地促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继承罗素遗愿的“普格瓦斯”组织，后来获得一九九五年诺贝尔和平奖。
一九六零年，八十八岁高龄的罗素通过“百人委员会”，开始部署“公民反战不服从行动”。在美国某导弹基地，两万人参加集会，五千人静坐抗议。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广岛纪念日）在伦敦海德公园静坐示威，罗素亲自撰写传单、发表演说，谴责某些国家的政府正在“组织对全人类的屠杀”，罗素夫妇因此同时被捕，被指控非法使用麦克风进行煽动宣传，判刑两个月，罗素因病在监狱医院度过一周后提前获释。??? 高龄抱病的罗素，马不停蹄于次年参加了各个和平组织联合发起的“列宁格勒之旅”活动，抗议苏联的核试验。
⊙美苏冲突的调解人
一九六二年，在美苏于古巴发生的“导弹危机”中，罗素以个人身份充当调解人。由于他作为哲学家的广泛影响，又于一九五零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艾森豪威尔和后来的肯尼迪、赫鲁晓夫、卡斯特罗都不敢小看他，或至少在表面上要敷衍他。当时的美国有占领古巴猪猡湾之意，苏联也向古巴派遣军舰运输导弹，当肯尼迪命令美国海军封锁古巴以阻止苏联军舰时，罗素除了在纽约参加示威抗议活动外，十月二十三日还分别给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拍发电报，指责美国威胁人类的继续生存，呼吁苏联不要激发矛盾。赫鲁晓夫立即发表一封长信答复罗素，保证苏联政府不会鲁莽，罗素复电给赫鲁晓夫，感谢他的这种态度，吁求他撤回军舰，当赫鲁晓夫命令苏联军舰掉转头并接受检查后，罗素赞扬苏联单方面的妥协行为。
由于罗素的调解和其他因素，赫鲁晓夫后来答应，如果美国担保不侵入古巴，苏联将撤除古巴核基地。肯尼迪拍电报给罗素，告知“苏联的秘密导弹”，指责俄国是“窃贼”，罗素回答说，这并不是秘密的，美苏双方早就有远程潜水艇，杀戮不只是“窃贼”。罗素谴责美国同样在英国和西欧到处窃取情报。他还致函赫鲁晓夫，建议废除“华沙条约”以进一步推动和平；致电卡斯特罗敦促撤除军事基地并接受联合国的视察；同时致函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吁求联合国视察军事基地，保证古巴安全。
一九六二年是国际上的多事之秋，中印边界也发生流血冲突，罗素致电周恩来和尼赫鲁，敦促双方尽快停火撤退，通过磋商解决争端。他还建议印尼苏加诺总统和森特帮助调停。此外，罗素提醒国际社会注意：如果苏联或中国封锁台湾，美国将做何种反映的问题。
⊙越战中的罗素国际战犯法庭
一九六三年，罗素创立和平基金会，为四十多个国家的政治犯的获释而工作。他发表一系列论文抨击越战，谴责西方和美国，要求美国立即从越南无条件撤军。???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罗素通过民族解放阵线电台对美国士兵发表演说，宣讲越战的非正义性。由于美国继续在北越每天投下三百万英镑的炸弹，罗素呼吁效法纽伦堡审判原则，建立国际战犯特别法庭。特别法庭于一九六六年由来自各国的杰出人物组成，一九六七年五月在瑞典和丹麦分别开庭，象征性地传讯美国总统约翰逊。法国哲学家萨特的《揭幕致词》庄严宣告：组成特别法庭并起诉越南冲突期间的“战犯”，并且将裁决对美国政府、南韩、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政府的起诉是否合理而正义的问题。萨特追溯了纽伦堡审判的历史，他指出：“罗素特别法庭相信，它的合法性来自这两个方面：它的绝对无权及其普遍性。”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法庭，它实际上毫无执法的权力，唯一拥有的是普遍认同的道义力量——全人类的和平理想。
当时巴黎的一家报纸报导说：“多么奇妙的特别法庭：只有陪审团没有法官！”——组成特别法庭的是一群正义的知识分子，他们既不代表任何政府也不代表任何政党，使特别法庭成为绝不仰息权力的具有独立精神的团体，成为理想主义者的国际组织，并为未来的世界政府树立了一面先驱者的旗帜。此时罗素已九十五岁高龄。??? 罗素为和平事业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一九六八年，他发表声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七零年，他谴责以色列发动的中东战争，这是罗素最后一次和平的呼声。 ⊙战争根源的探讨??? 一战爆发的头几个月，罗素惊讶地发现，百分之九十的英国人倾向参战，对民众的好战情绪感到极为震惊，他认为人们借战争刺激，找到一种愉悦。??? 在《人们为什么战斗》一书中，罗素探讨战争的心理根源，他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源自冲动和欲望，战争也不例外。所谓冲动或本能，可分为侵犯冲动（包括抵抗侵犯的冲动）和占有冲动两种类型。他虽然并不熟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却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罗素也观察青年人在杀戮中享受到的欢乐。有一次，他在学校里发现一个大孩子正在欺负一个小孩子，罗素责备大孩子，可大孩子回答道：比我更大的孩子打我，我打他，这就是公道。罗素就此评论道，这个大孩子的回答概括了人类全部历史。也就是说，弱者不是向强权讨还公道，而是转而欺负更为弱小的人们，乃是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残酷事实。
在《自由之路》中，罗素分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样激发战争的原因。就资本主义而言，首先是开发不发达国家的资源的发财欲；其次是大报纸需要资本促进盈利；第三是资本家崇尚权力，喜好发号施令。就社会主义而言，罗素从动物学的角度将蚂蚁与人类进行比较，他指出，蚂蚁比人类的任何社群更社会主义，但是，倘若一只蚂蚁迷失方向走向另一堆蚂蚁，就可能被它的“本族”蚁群杀死。人与蚂蚁没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人类的种族差异和歧视就是如此。
未完待續
在罗素眼里，民族主义是导致战争的最大祸端。他进一步把战争的根源追究到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在《自由和组织》（一九三四）中，罗素考察了民族主义在近代欧洲各国的缘起。英国的民族主义源自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时期，尤其是英国水师战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法国的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德国民族主义的始作俑者是拿破伦、费希特，尤其是“铁血宰相”俾斯麦；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的催化剂是意大利统一运动中三杰：马志尼、加里波底和家富尔……。可见民族主义无不与战争、革命和暴力结缘。民族主义被罗素描绘为“人的怙恶不悛的罪恶的表现形式”，侵犯性的团结意识和凝聚情感，是民族主义的最本质的要素。在《教育和现代世界》（一九三二）中，罗素写道：“无可置疑，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最危险的邪恶——其危险性远远超出酗酒、吸毒贩毒或商业欺诈，以及传统的道德教育所针对的任何别的邪恶。”
关于独裁与战争的关系，在《自由之路》中罗素指出，“不仅权力的集中可以引发战争，而且，战争和由此产生的恐惧也必定带来权力的集中。”他也在《权力，一个新社会分析》（一九三八）中，进一步抨击在苏维埃这个“新社会”里斯大林之流日益膨胀隐伏着战争危险的“权力之恋。”
⊙综合治理战争隐患的构想
罗素认为冲动和欲望不但是人类好战的根源，也是科学、艺术和爱的根源，因此应当力求将此危险的激情引导到“爱、建设的本能和生命的欢乐”，改造人性使之趋向和平。如激烈竞争的体育运动就能使人的侵犯冲动得到合理的宣泄，而过度压抑冲动不仅会使人精疲力竭，而且往往转化为残酷的破坏性冲动。因此，罗素在《人们为什么战斗》中，主张以“和平冲动”来克服“侵犯冲动”，“我们必须以平等取代对统治的爱，以正义取代对胜利的爱；以智慧取代残酷；以合作取代竞争。”控制战争，不仅要靠思想，而且要靠激情和欲望。罗素认为，面对暴力的不抵抗，比出于恐惧的杀戮，需要更大的勇气和纪律，甚至不抵抗比打仗是一种更好的防卫。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依赖心灵结构的改造，靠教育制度的变革来提升道德，增进对人类的生命之爱。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又目睹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种种弊端，罗素一九二一年来中国讲学时，面对千疮百孔的中国提出了以教育“救中国”的观点，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但是热衷于革命的中国人听不进他的话。
罗素的和平主义也从宗教中寻找精神资源。基督教“教友派”（Ｑｕａｋｅｒ）的和平理念，对罗素的思想影响甚大。在《我的精神发展》（一九四三）中，罗素提到小时候祖母对他的影响，祖母以虔诚的宗教信仰反对帝国主义，经常谈起当时的阿富汗战争和非洲的祖鲁战争的罪恶以及英国占领埃及的残酷，但罗素一度没有重视祖母的话，他坦承自己曾经充当一个帝国主义者，支持英国殖民者在非洲进行的波尔战争。罗素是从一九零一年开始厌恶暴力的，在一次奇特的宗教体验中，他突然感到一种“悲剧性孤独”——在人海中的绝对孤独，他必须寻找减轻孤独的途径。霎那间，他改变了关于布尔战争的立场，导致他写出《自由人的崇拜》（一九零三）这篇著名宗教性散文。一战爆发后，他仿佛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觉得抗议英国参战责无旁贷。
作为社会主义的同路人，罗素也曾认为取消私有制是和平相处的必要一步，但后来这种观点被他自己的进一步思考所否定，因为他很快就认识到，在国家成为唯一雇主的社会里，情况可能会更糟糕。在一国之内，由于集权导致的权力斗争会引发战争，因此，“三权分立”的原则是罗素所赞同的，也就是说他拥护民主政体，他认为现代民主观念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步产生的。林德曼（ＥｄｕａｒｄＣ．Ｌｉｎｄｅｍｅｎ）在《罗素的简明社会哲学》一文中说，“我说过罗素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是‘无害的’（ｉｎｎｏｃｅｎｔ），我的意思是说，只要各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领袖意欲剥夺人的自由或纵容暴力的运用，罗素就绝对把自己跟他们区别开来。如果他能拥有社会主义加民主，他当然会欢迎这种未来，但是，如果给他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他就宁肯只要民主，即使这种民主与一种不完善的经济相联系。”林德曼指出，这种思想贯穿在罗素几十年的各种著作中。
对狭隘爱国主义的解构，也是罗素个人精神的升华，他当年作出反战决定，一度与他的英格兰爱国情感颇不相容，因为他出生在英国威尔士的特雷莱克的一个贵族世家，父母都是自由主义者，他的祖父约翰•罗素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但是，罗素终于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作出抉择，他的最后一篇论文《一九六七年》可以视为罗素的遗言，他在文章中告诫人们不要憎恨“非我族类”的人们，每一个民族都不要诱发对别人的憎恨。他在一战中也曾设想，如果英国放弃它的帝国地位，全国上下既不抵抗也不与侵略者合作，不服兵役不纳税，以此自卫，那么，即使德国入侵之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无法杀绝监禁所有的人。这样一来，德国人可以做的不过是取消大英帝国的名号、要求英国交纳贡赋而已。在罗素来看来，交纳贡赋就像路遇强盗所说的那句话：“交钱还是交命。”一个有理智的人应当交钱保命，一个有理性的国家也可以先交贡赋以自保。交贡赋的支出实际上并不会大于战争的消耗，战争导致的大量死亡和道德败坏却可以避免。当然，罗素想法有其天真之处，因为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受辱的滋味也是难以忍受的。
罗素又进一步走向倡议世界政府的永久和平方案。意大利诗人但丁早在十四世纪初叶就关注国际和平，提出了“一个欧洲政府”的主张；“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则提出了国际人道干涉的原则，罗素继承了这些精神遗产，在《政治理想》（一九一七）等著作中，他谴责专制国家的反人类行径和独裁者的反社群行为，支持一战中的“国际联盟”和合作观念，倡议通过一个“国际议会”来维护正义，以外交方法解决争端。在他看来，一个世界政府应当像“三权分立”的国家那样运转，靠一支国际军事力量，强制实行国际法，才能维持永久和平。正像警察要以武力来保护一个国家的公民一样，一个“国际警察”可以阻止国家无法无天地使用暴力。在《哪条道路通向和平？》（一九三六）中，罗素批评隔离的孤立状态，敦促以国际法和拥有国际武装力量的国际政府来阻止战争。
罗素深知，他的理想在某些人眼里只是一种乌托邦梦想，但他依然不倦地抗争，不但对抗觊觎权力的政客，也对抗好战的群众，由此他的“悲剧性孤独”也转化为一种“悲剧性崇高”。在《自由人的崇拜》中，罗素把悲剧视为一切艺术和人生领域中辉煌的神圣之美：“与黑暗势力对抗的胜利，是在光荣的英雄群体中施行的真正洗礼，是人类存在之美的征服的真正肇始。在灵魂对外在世界的凛然对抗中，产生了宽容、智慧和慈悲，并由此而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罗素漫长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剧的行为艺术。在罗素勾勒的历史画面中，那些像孩子一样你欺负我、我欺负他的权势者，都不过是历史的侏儒而已，并反衬出罗素伟大的身影。他是一位将激情与理性统一起来的思想和行动的巨人。
(罗素与和平主义运动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