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根据建筑的楼层数量很容易判断其建造的年代。随着新技术的引进，中国人已经学会了盖高层建筑，但运城几乎所有的居民住宅楼都是四层或四层以下，看起来式样老旧而且落伍过时，这倒真地有点像运城。
运城也有一些六层居民楼，矗立在各个烟囱之间。我们刚到运城时，甚至有一座更高的楼房正在建设之中，那就是新建的地委行署办公大楼。出于面子上的考虑，这座楼必须是全市中最高的建筑。这座十五层高的建筑顶上还有一尊铁塔，塔顶上闪烁着一盏红灯，给此建筑又增加了一点高度。
从一座建筑的外观不仅能看出其建造年代，而且还能看出其用途所在。居民楼不贴瓷砖也不刷涂料，混凝土墙面呈灰色，单调沉闷而显得肮肮脏脏。办公大楼通常贴着白色瓷砖，而学校的教学楼则贴着黄色瓷砖。
我们居住的公寓楼像周围的建筑一样属于灰色的那种，这群建筑都在同一个工作单位里——即我们所在的学校。工作单位是每一个中国人被分配到其中的组织——学校、乡村、工厂或工作场所。我们的工作单位负责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健康、住房、工资、工作和一般福利。
对孩子而言，父母的工作单位为他们提供教育、住房和保健。长大工作后，他们可能会加入到新的工作单位，从而获得自己的住房、孩子照管和退休养老金。在一个集体权益重于个体权益的国家，工作单位是个现成的小社会。随着中国人口增长，面对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工作单位不失为一个从生管到死的保障机构。
我发现在工作单位里生活是一种复杂的体验——加入到一个大家庭固然令人感到有所依靠，但同时又令人感到内心压抑。三代或四代同堂的家庭，会给人一种美妙的群居感觉。这种温馨的感觉与相互帮衬的感觉有着千丝万缕永远无法割断的联系，但任何这样的家庭也造成了个人自由的丧失。
工作单位也是为了防止向中国经济发达富裕地区大规模移民的有效方法。只有你的工作单位以及工作单位为你提供的户口本，才能使你享受到具有福利补贴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到工作单位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你必须支付全额生活开销。很遗憾的是，由于工作单位的不同，生活水准会出现天壤之别——农村屈居最底层，而银行则高踞最顶尖。运城当地的学校比较穷，许多教师连续几个月领不到工资，而银行却有足够的资金，为它们的工作人员和家属提供优越的住房、保健和教育条件。工作单位制度对维护中国人尤为关注的生活社区良好运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现代经济体依赖的以利益为导向标准的引入，其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就日益显得效率低下了。
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我们所在的学校——座落于城市的最边缘，河东东街在这里逐渐开裂，消失在一片片的麦田之中。
站在公寓的阳台之上，一边是到处高耸林立的大烟囱、奇形怪状的施工塔吊和灰色单调的居民楼房，它们的轮廓层峦叠嶂，渐渐融入远方的地平线中——学校、商店、房屋和办公大楼，每栋楼都是一个混凝土箱子，有的细瘦高挑，有的矮胖敦实，成立方体、长方体，矗立在道路网格之中，而城市的各个街道都是直南直北，直东直西。
另一边则是绿油油的庄稼和树木，只需看上一眼就令人感到赏心悦目。由于胡乱开发，房屋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地面，房屋间隔乱七八糟，有些地方的房屋如同蘑菇一样汇集在一起，形成自然村落。这种景象看不出真正的条理，没有权威规划部门对其进行设计。数百年来，需要和机遇决定了这里的农村依地形而建。离此地大约五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古塔，顶层已经断裂，一棵小树的树枝正从塔顶伸展出来。
我们似乎跨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边是现代化的城市，一边是几百年古老的农民农业，而我们的公寓则介于两者之间。左面是富足的达官贵人驾驶着小卧车和摩托车，右面是农民吆喝着一匹骡子或者一头牛在农田里耕犁。站在公寓的阳台之上，我甚至不用扭头便能同时看到两个世界。
学校靠近乡村如此之近，我们感到真是幸运——黎明时分，我们可以看见农民骑车带着他们刚从地里新采摘的农产品，准备到城里和家庭主妇们讨价还价。对于学生和老师而言，背对着河东东街，步行穿过垃圾堆，把人群和喧嚣抛诸脑后，则是一件乐事。经常可以看到有学生蹲在玉米地里，反复练习着教科书上的内容。他们中许多人身处现代化的运城感到格格不入，因此怀念他们在乡村的恬静生活。对于另外其他人而言，则只是想逃离拥挤不堪的宿舍和教室，寻求一块安详宁静之地投入学习。
勿庸置疑，这座城市将沿着这一方向再次迫不及待地向外扩张，道路将再次延伸数百米，沿途的下一个村庄将变成城市的一个郊区。在中国这场新与旧的战斗中，新兴和现代将轻而易举赢得胜利。
